戒严后首发 桥头事件成民主进程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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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979年的1月22日一起不满政治迫害的示威游行，开启了台湾戒严后的反威权街头游行“桥头事件”，桥头因此被喻为是追求“自由的滩头堡”。
这起发生在40年前的“桥头事件”，导因于1979年1月21日，余登发、余瑞言父子同一天先后被捕，且都被冠上“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判乱”的罪名；前桃园县长许信良等党外人士人认定为余登发父子被捕是政治迫害，于是决定用游行示威表达对主政者迫害的不满、抗议和反动。
时间倏忽过了40年，台湾因为桥头事件以后，一连串的民主运动得以走出戒严威权，人民当家做主，成为亚洲的自由民主国家。
回顾这段艰辛的民主历程，斑斑血泪，昔日的青年志士如今已两鬓飞霜；这起发生于戒严时期的“桥头事件”，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成了推进台湾民主自由进程关键的引信。
1979年1月22日近中午时分，从桥头“凤桥宫”广场到余登发住宅，数百公尺的道路有群众聚集，民众躁动与不安，嗅出不寻常的气氛，空气更显得凝重；即使周遭有警总、情治人员示警制止群众游行，但是姚嘉文、张俊宏等数十名党外人士没有丝毫犹疑，执意拉开抗议布条要冒着生命危险，坚定的为戒严时期的反迫害跨出第一步。
戒严高压施政下的人民多噤声自保，但是这场示威却让被压抑追求民主的反动势力，以“余登发事件”为出口；示威行动消息被迅速走告传开，关心游行的人气也开始聚拢。
反政治迫害的示威抗议行动路线计划划从余登发住宅绕行到凤桥宫，游行队伍后来再转往高雄车站，一整天的宣传和演讲挑起了被压抑的反动思潮，民主的号角被吹响了。
这一群党外人士包括当时的桃园县长许信良、前考试院长姚嘉文、前立委施明德、前高雄市长陈菊、前立委萧裕珍、戴振耀、外国友人艾琳达等30几人。
决心要发起示威抗议游行起因于1978年12月16日，美国预告隔年元月起和中国建交，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停止原订12月23日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不满政府片面终止选举，许信良、余登发等人发表“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要求恢复选举，还决议于1979年1月29日环岛拜年，2月1日由余登发具名邀请党外人士举办千人大餐会。
党外人士一连串的行动挑动了当政者的敏感神经，警备总部、情治单位全面监听及监控党外人士的行动，进而逮捕余登发父子以示警，激发示威者上街。
许信良等人定调“余登发事件是政治迫害”，他们紧急商讨要声援被羁押的余家父子，所以示威游行从余登发住宅出发。
在余登发故居纪念馆陈列的示威游行照片中，前高雄市长陈菊、前立委陈婉真等人持“坚决反对政治迫害”、“立即释放余登发父子”的诉求布条，他们无视于军警情治人员监控，坚定的上街示威游行。
许信良回顾当时的示威起义游行，形容党外菁英都有着“风萧萧兮易水寒”悲壮的情怀，不畏特务决定展开街头奇袭行动。
高苑工商校长黄志华回忆当时自己还是个19岁的大学生，他忙着为游行队伍送便当时，目睹示威队伍走过凤桥宫，沿路上有民众围观，特务盯梢，诡谲紧张的气氛让空气凝结；记忆中那一群勇于冲撞体制，有过人的勇气和胆识至今让他难忘。
40年前在桥南路上经营百货行的李吕丽月已经73岁，回忆示威游行的当天，游行队伍没有喧嚷，可怕的是游行队伍行进中，有近百名军警或便衣人员随行，异常的气氛震慑人心，即使民众好奇围观也害怕惹祸上身。
她说，事后才知道，这起抗议的主要诉求是不满对余登发父子被逮捕，她也不禁要声援余家。
李吕丽月说，同街的家家户户都知道余登发是乐善好施的好人、造桥铺路善行不断；余登发被捕时已经75岁，冠上“政治意图、通匪”的罪名太过沉重，余瑞言又无意政治，“叛乱”罪更是莫须有。
余瑞言的儿子余政宪（前立委、高雄县长）当时就读大学一年级，他受访谈到这段过往，“惊慌”是他至今无法抹灭的记忆。
他说，即使母亲余陈月瑛将他藏到舅舅家，深怕余家3代都遭逮捕，但如今省视“桥头事件”，应该视为主政者对余家及反戒严者的警告，更是主政者要歼灭反动者的大反扑。
这起示威游行后来被称为“桥头事件”；“桥头”因为余登发事件凝聚了一群党外人士反政治迫害的势力，也唤起了民主意识的风起云涌，游行示威成为民主的必然。
余政宪说，迫害与压制无法平息反动者的愤怒及党外人士对民主自由坚定的信念和热情。
他说记忆中，阿公余登发总是出钱出力鼓励菁英从政为民主奋斗、为人民发声，希望能扭转台湾一党独大反民主的政治生态；可惜仍不敌很多菁英抗拒政治恐惹祸上身的疑虑，早期的政治路上总是余家人独行踽踽；后来后余家人都成了被劝进成为对抗国民党的先行者。
他感叹“桥头事件”改变了余家人的命运。（编辑：吴协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