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不良少女把援交当游戏　让日治时期的警察很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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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台北第一高等女学校上课情形，与内文无关（图片取自维基百科）
1924年末，《台湾日日新报》上有两则新闻，一则是来自大阪的讯息“不良？男与女”，
说明大阪有一个不法集团，团长年纪仅19岁，已经犯下23件恐吓窃盗，盗取短刀，恐吓小
学3年级到6年级的孩童，每日交出3钱供花用。另一标题“最近内地来的不良少年”，描
述一名清山秀次郎的14岁少年，自小就逃家，听说台湾气候温暖，到处吃得到香蕉，遂搭
船来台湾。来台后身无分文，闯进表町（约今馆前路、襄阳路、汉口街一带）附近的官舍
窃盗，还偷了一辆脚踏车，最后被警察查获。
日本大约在1870–1920年开始出现关于这类“不良少年”的报导，不久“不良少女”一词
也出现。不良少年少女词汇的出现，和现代政府对这些溢出法律、道德规范的行为与人物
进行整理、归纳并讨论其“解决”或防治之方法有关。对于不良少年少女，台湾左派重要
知识分子连温卿曾经在《台湾民报》发表其看法，认为不良少年少女的形成，常常和阶级
弱势有关。女性杂志上的文章则着重在家庭功能是否完善，关注家庭结构的瓦解对少年产
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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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温卿（图片取自维基百科）
女性杂志所归纳的因素，例如失去双亲、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等，可能对孩童产生影响。
在中产阶级的家庭，升学问题也影响了青少年叛逆期的发展。妇人杂志刊登对考生的家庭
（应考中等学校）的劝告，希望家长不要因为虚荣心，强迫孩子参加实力不相等的考试，
即使勉强侥幸进入中等学校，也可能因为程度跟不上，自暴自弃成为不良青年、不良少女
。像下面这条新闻中的日籍不良少女集团，报导说明其中有不少家境良好者。1922 年《
台湾日日新报》对不良少女集团的报导：
（引）七人组不良少女，潜入戏园或活动写真馆，诱惑不良性男子……彼等云为七人组，
置团长副团长，出外时饰以团员纪章。现住西门町之中桥加目子，年二十一与其妹美代子
，年十七，为团员中之领袖。此等不良少女，于活动写真馆，或于市场附近为根据地，见
有男子可惑者，则以媚语诱至末广町空地，野合后取其多少金钱。
1922年12月总督府内务局对各州厅8岁以上18岁以下的青少年展开调查，预定在松山成立
“总督府立成德学院”，对这个年龄层的犯罪者进行感化教育。
王珮莹的研究提到：这些不良少女，以性为工具，显示当时随着社会风气日益开放，个人
意识崛起，1930年代，中上层阶级的不良少年少女激增。“不良少年课”的警察表示，最
近男女恋爱关系紊乱，“和以往不同，上层阶级出身的不良少年少女激增”，或者表示：
“中等教育以上的不良少年少女比未受教育者增加幅度高。”他们的价值观也开始出现与
传统迥异的情况，有的不良少女以毫不在乎的语气，对警察课员、双亲说：“与男性恋爱
有什么不对？”“和喜欢的男生一起做一些两个人喜欢的事，别人有什么资格插嘴呢？”
处理的警察感叹的表示，“这些不良少女常炫耀认识多名男性，诱惑男性一同前往咖啡店
、电影院、剧场、料理店、郊外，和这些女性相比，男性反而对恋爱比较纯真。
这些是比较严重、溢出现代法律规范、可能触犯民法刑法的不良少年少女，基本上和现在
的时代差异较小。总督府也惯常对20年代台湾政治社会运动者冠上不良的帽子。例如以斗
大字体“不良少女五人组，蒋渭水之妾煽动退学，紊乱风纪”为题，报导陈甜自台北第三
高女退学，对17、18岁正值反抗期的少女，游说应该学汉文与英语，自日本学校退学，没
有必要从日本这里学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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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渭水（左）与其妾陈甜（图片取自维基百科）
对于日常生活中一些比较不遵守常规的行为，也常会称其为“不良”。关于这个“不良”
的性质，时代差别就很大了。日治时期中等学校的管理比现在严格很多，台北州小、中等
学校教师，以“健全学生的生活”为宗旨，组织跨校教师的“教护联盟”，互相通报各男
子女子中等学校学生的校外言行。此一组织是比照日本国内的教护团体，经费由各市郡等
地方政府补助。
教护联盟会举行一些座谈，讨论学生在校外的行为规范。例如汇集台北市各电影院经营者
，协调学生校外生活出入电影院的问题。到了日治后期，对于学生私自出入电影院管制越
趋严格，如1939年芳乃馆仍持续推出学生折扣券，因此有不良青少年伪装成学生，看完电
影在厕所留下猥琐的涂鸦。甚至有老师提出电影院应该区分为男子席与女子席，虽然电影
从业者解释若是家族一同欣赏，区分成男子席与女子席恐有不便，且日本国内早就撤销这
样的规定。不过，在日益严厉保守的1930年代末，教护联盟仍退而求其次要求电影院在学
校带领男、女学生入席时予以区隔，以杜绝混杂与身体接触。甚至要求电影院的照明应该
增加亮度。或反应中学生在电影院与户外公然抽烟，要求若有逃学学生进电影院，业者应
该拒绝其入场观赏电影，并通报学校或联盟。
教护联盟对学生校外行为知之甚详，学生在公共场所如医院、巴士，或在运动时多以台语
交谈，连学生校外随意的叫老师的绰号也都知道。本岛人学生（当时以本岛人称呼台湾人
，日本人称为内地人）喜欢穿着台湾服或衬衫裤子，男生爱打赤膊，穿着木屐就上街，边
走边吃，边唱着市井流行歌或“卑野”民谣，都被视为不良行为。这类公开或私下毫无顾
忌的使用台湾语，语言“不良”的情况，根据当时教护联盟的观察，男学生情况很严重，
女学生相对轻微。搭公共汽车的不良行为方面，最常被反应的就是中等学校男学生故意用揶揄
的态度靠在女生旁边，找女生搭话或者作弄对方，以及搭火车争先恐后不排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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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代的“三线路”人车稀少，是情侣约会散步的好地方（图片取自维基百科）
女学生的不良行为则是常常在巴士没有位子时，整群人站在出入口，造成其他人进出的困
扰。边走路边化妆，涂着眼妆冷笑别人的服装。甚至只是不走路搭短程公共汽车，都会被纠举
。在台北有教师反应，学校附近的女学生连到很近的距离，都搭公共巴士代步，在非常时
局下应该考虑有无必要。这些不良行为的认定有因时局之故，也有一些属于日本式的日常
规范。如化妆场合须注意这点，反映日治时期台湾部分地区女性化妆已经不少见。1943、
44年的苗栗的竹南青年炼成所，是一个以14–18岁农村女性为主的简易教育机构，炼成所
修身课或也“指导”女学生不在公开场合洗脸、更衣、化妆，避免造成他人困扰。“排队
不争先恐后”、“化妆”、“不造成别人困扰”这些日式规范，则是在日治时期经由学校
及社会教育向台湾社会传递。
“教护联盟”认定的不良行为，有些在现在看来却让人感慨万千，当时学生的学习用语是
日语，但是私下仍惯用台语，这不是现在我们努力希望母语能复苏成为孩子生活用语的期
待吗？“不良”少男少女所哼唱的台湾民谣，也许是现今传唱的《雨夜花》、《月夜愁》
等1930 年代的台语流行歌，这些现在看起来“优良、难得”的行动，在当时却是市井流
行歌与卑野民谣“不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