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周年：主动遗忘还是被动选择 困在政治与金钱之间的中国年轻人们
梓鹏
BBC中文记者
2018年 6月 2日
北京人印小小18岁那年看完美国传来的“六四”天安门影片，心里满是不敢相信，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
90后青年陈诚对“六四”的理解，来自当年在北京当工人的父亲。父亲提起过，半夜里
“有解放军跑到宿舍拿着枪指着他们”。
他们的“六四”记忆，都是支离破碎的画面：比如印小小的是大游行、静坐、坦克上街
；80后徐阳的记忆里是学生被鼓动上街。从有限的官方解释中，所有八零后九零后的中
国大陆年轻人或许都知道，“六四”就是“政治事件”的代名词。
23岁的印小小到香港唸书，这个信息多元和开放的社会没有防火墙，不同文化背景和意
识形态体系长大的同学一起碰撞和聊天，让她对“六四”有更立体的认识： “这是一
代人的悲剧，是一代人不愿触碰的伤疤。那一整波人的声音，从此被藏起来了。”
来自父辈和同学朋友处听来模模糊糊的片段，当最终可以在墙外的社交网站上“大开眼
界”时，一下子打开的闸门冲来无数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信息，这让印小小们“不敢相信
”。
再回头看他们的成长，印小小发现，被主动藏起来的还有父母对政治的关注和勇气。在
北京的父母不愿让她接触政治，或者在政治上冒险，虽然“六四”那晚街头的枪声是走
过八十年代的北京市民的共同记忆。相比有机会出国看世界的80后子女们，印小小认为
她的父母们“视野相对狭窄”，他们经历文革，对政治有着本能的恐惧。
跟母亲讨论时政时，“我妈会说，你不要在公众场合讲这个问题，她本能的恐惧就出来
了。”
小小母亲的恐惧，是怕因言获罪。
多年的政治运动的阴影在父辈那里形成了默契，在家里的饭桌上和朋友的饭局上，可以
泛泛地聊一些政治话题。但“六四”永远是最大的禁忌。公众场合，莫谈国事。一家人
要关上门，才能安心讲29年前的故事。
公共话语的严控
90后是中国互联网的原住民，一向“内事问百度，外事问谷歌”。百度的搜索结果给出
了中国官方话语中对此“事件"的三句话解释和定性：“1989年6月3日，一个多月来极
少数人在北京制造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驻守在北京城区周围的戒严部队
奉命平息暴乱。４日凌晨，戒严部队实行清场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平息了这场暴乱。
”
1989年后，在中国境内纪念“六四”从来不被官方允许。2012年以来，中共中央对意识
形态控制越发收紧，中国的主流媒体被要求对党绝对忠诚。多年来，在所有出版物和媒
体上严审一切与“六四”有关的字眼和内容。任何关于“六四”的书籍在中国国内都无
法出版。香港曾作为一度可以自由出版和传播政治书籍的自由港，大陆人会以各种方式
，将在香港出版的著名政治传记和记录历史真相的书籍，偷偷带回去传阅。但“铜锣湾
事件”后，独立出版社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这类书籍也逐渐从市场消失。
互联网兴起的这十几年，包括在微博的大陆社交媒体上，“六四”还可以被隐晦地纪念
，在六月四日当天，蜡烛和各种相关的图景，会被默默流传。 但如今“天安门事件”
、“坦克人”等搜索词已被彻底封锁。取而代之的是，热搜榜上的明星八卦。
统一的官方口径，和有限的信息渠道限制青年的认知。有办法翻墙的好奇者看到墙外的
谷歌和YouTube给出不同版本的“六四”记录片。陈诚说，当时直观的印象是鲜血淋漓
的场面难以想像。“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重大的事情，居然是被有意识地集体遗忘。”
一代人的遗忘和主动失语
89年，徐阳1岁。22岁时，带着他从大陆听来的“六四”版本：“资产阶级自由化，部
分掌权的官二代，利用手里的资源获取到了比较大的利益，然后引起了很多中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和其它阶层的联合抵制和反对。”徐阳到香港读书，一待就是7年。
今年30岁的徐阳已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但他从不参加香港的“六四”纪念活动，他说
几个人的声音，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不大。他说，“六四”是在中国大背景下发生的事
。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拖出来鞭打，要汲取教训。可以反思，但追责没有意义。
但徐阳也承认，中共并未从中汲取教训。“如今的阶级环境不一样，有些事情已经发生
，再重来一次，不会再这么暴力和血腥。还会有74、84和94”。
小小显然不同意徐阳的观点：连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何来反思？
回到上海工作后，印小小现在还是不太会跟身边人聊起“六四”。“未来就是一代人的
失语。从此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00后四川少年张清和中国600多万高考一同被淹没在无穷尽的书海和题海。同往届学生
一样，即使是培养学生爱国意识的思想政治课也被主科老师占据。在家父母从未曾主动
谈起过“六四”，17岁的她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还是从记者嘴里得知。
还未踏入职场的90后，在大学校园里向往可能的言论自由。22岁的王海在江苏，她说已
习惯政治选举无自由，知道反抗无意义，也不奢求“因我而改变”。但最关注言论和新
闻自由。
25岁青年周州在上海，没有翻墙的习惯。 但她认为，自己有最基本的政治诉求，还是
希望有消息自由。
“希望不要封锁国外的网站，” 她说。
防火墙高筑后，中国本土的手机应用程式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赢得大量年轻人的喜爱
。新兴的流行视屏应用“抖音”让年轻人一刷就是一下午。抖音上有的，只有娱乐和消
遣。这是一个全民娱乐和消费的时代。年轻人花大量时间追星和刷微博，偶像的一举一
动牵动他们的神经。微博上常有粉丝掐架问题，他们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为自己的偶像站
台。
三十而立 赚钱一心一意
小小说，她对中国的现状挺失望，很多时候觉得心灰意冷。现在的想法就是赚钱。她对
生活还有无力感，这源于生活的不易和资本的压力。
小小现为一名电视剧制片人，身处被“资本控制”的中国文化圈。中国的出版和媒体行
业被政府严控，也受资本无形的压力影响。她说，个人言论可能影响公司形像和价值。
即使没有政府的舆论管控，资本的手，也在影响和左右自由言论。
小小：“我现在就希望，如果钱和权能办成事，我作为一个好人，我是掌握钱和权的人
。而不是让那些恶人掌握钱和权。这才是我奋斗的意义。”
三十而立，徐阳手下还要养活几十位员工。作为商人，他开诚布公地说“我不关心政治
啊。”
他关心现实的小孩教育，老人医疗，夫妻买房问题。80后是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特殊一代
。成年后他们面临抚养四位老人，和现在二胎政策放开后的养育两个小孩的压力。生活
在香港和大陆，买房置业从非易事。
为了不让生活品质下降，徐阳每天工作时间从睁眼到合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