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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开发中国家需要新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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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数台湾人而言，林毅夫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既是因为林毅夫在两岸对峙时期转赴中国大陆的事蹟，又因他是第一位出任世界银行（WorldBank）席经济学家的华人。近年来，林毅夫基于中国大陆发展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享誉开发中国家，被一些国家定为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那么，新结构经济学的价值为何？经济停滞多年、早早就从亚洲四小龙序列脱队、掉队的台湾，正需反思现有经济理论与政策，而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失为有价值的借鉴。
多维：为什么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发现，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用来指导开发中国家的政策实践，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
林毅夫：任何理论都会有其前提条件，理论是否适用，需要看前提条件是否存在，如果说前提条件不存在，那么这个理论就不适用。现在国际上所盛行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总结自已开发国家的经验，或明或暗地，以已开发国家的条件为前提条件。已开发国家与开发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条件不同，简单搬用已开发国家的理论来解决开发中国家的问题，愿望非常好，但是，因为前提条件不一样，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何况，已开发国家也在发展，条件在变化，盛行一时的理论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如果已开发国家的理论在已开
发国家都做不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那么，在开发中国家当然不能做到“放诸四海而皆准”。
但是，已开发国家的理论在开发中国家很有市场，最主要是因为开发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普遍有西天取经的想法，认为已开发国家之所以能成功，必定有道理，若把这些道理学会了，拿到自己国家来实践就可以改造这个社会。可是他们忘了，“橘越淮为枳”的教训。
已开发国家的理论在开发中国家作为批判的武器，很有说服力。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已开发国家被认为先进的，开发中国家相对落后，落后就会有代价。另一个方面，已开发国家的理论一般所假设的是理想条件。而开发中国家通常在转型当中，必定存在很多扭曲，有扭曲就有代价。所以，开发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看到开发中国家有很多问题时，就会认为这些问题是没有按照已开发国家的先进经验和理论去做的结果。以这样的理论作为武器来批判，很有说服力，但是按这样的理论去做，经常事与愿违。
以金融发展为例，已开发国家的金融，主要以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大银行为主。这是因为已开发国家的产业资本密集，资金需求规模非常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自己研发，资金投入和风险都很大。已开发国家的金融设计必须能够把分散的资金动员起来，并能分散风险。所以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和大银行适合已开发国家的需要，可是拿到开发中国家就不合适。开发中国家的实体经济特性是什么？主要以小农户和微型、小型和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资金需求规模小，而且所用的技术和所生产的产品相对成熟，主要的风险来自于经营者是否有能力、诚信。但金融经
济学研究的是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和大银行，教科书教的是这些内容和制度设计，也被认为是先进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IMF）给开发中国家的建议，也是拿已开发国家的经验作为参照，鼓励开发中国家去发展直接融资、股票市场、大银行，这就造成开发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无法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转型问题上也是如此。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许多制度扭曲，从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只要有了扭曲就会创造政府行政干预所导致的租金，有了租金就会产生行贿、受贿，有腐败、有收入分配不均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推行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把所有干预扭曲一次性地消除掉，是理所当然。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忽视了这些扭曲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在过去的发展思路和政策之下，投资建设了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这些产业才能生存。如果这个条件不改变，把干预扭曲取消掉，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就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同时，那些产业有不少属于国防军工，为了国防安全，也不能让它们倒闭，即使私有化以后，也需要给予补贴。事实上，从苏联东欧转型后的情形来看，私有化后，寻租腐败的情形还更严重。
所以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是希望从总结开发中国家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多维：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目前有三种来自西方的观点影响着不少经济学家。一是海耶克（Friedrich ugust von Hayek）的观点“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二是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B. Chenery）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看清了体制弊端，并且清除这些弊端，即使不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也能实现快速发展。三是克鲁曼（Paul Krugman），不断唱衰中国，认为中国的经济成长既不是奇蹟，也不可持续。您怎么看？
林毅夫：我从后面的问题先回答你吧。中国的经济成长不是奇蹟也不可持续的论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此起彼伏，不断有人提出。中国是一个以双轨渐进方式转型的开发中经济体，存在许多体制、机制、结构问题，这不足为奇。从主流理论来看，发生硬着陆是必然性的事件，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稍微一下降，这种论调就会出现，并且很有说服力。但都已经40年了，中国经济总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仅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曾出现过如此高速、维持这么长时间成长的先例，而且中国也是过去40年来唯一不曾出现过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
体。在这么多问题缠身的情况下，能有这样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成绩，是人们所不曾预想到的，也是用任何现存的理论都难以解释的，这不是奇蹟是什么？
其次钱纳里的观点反映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转型中国家存在许多体制弊端，要取得快速发展必须坚决清除这些体制弊端。但按照这种思路去做的国家，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发展绩效比转型前更糟。这种观点忽视了这些弊端是内生的，只看到弊端的存在，不了解其产生原因，在产生弊端的原因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决心很大，去做消除弊端的努力，所产生的是事与愿违的结果。
最后，针对海耶克所认为的中国改革开放成绩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虽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中国到处存在问题，取得的成绩似乎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但连续40年的稳定快速发展，不会是瞎猫碰到死老鼠的好运所致，背后一定有其道理。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是把成功的道理揭示出来，形成新理论，使开发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得以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依据和所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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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灭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