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外国人都知道中国的一国两制是失败der，不用再鼓吹这种吹破皮的东西，
台湾人不会上当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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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专论》香港与台湾：一国两制如何一败涂地
2018-03-18
◎杨苏棣（Stephen M. Young）
约莫四十年前，复出掌权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创造出“一国两制”的语词与政策。随着美
国总统卡特决定将美国的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以及邓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落幕后，
为了发展中国经济而推动引人注目的经济改革，这位中国强人的新政策在许多人看来，似
乎是北京的对台政策已经软化。
邓小平创“一国两制”语词与政策
当时，邓也聚焦于与伦敦谈判，以终结香港一百四十年的殖民地命运。
英国对新界的九十九年租借期将于一九九七年届满。
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以为中国会同意达成新协议，
让这座繁忙的贸易港市留在英国手中。然而，邓小平另有盘算。
在此同时，台北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与华府断绝正式外交关系，在重创之后蹒跚前
行。自一九七二年尼克森总统令人震惊地敲开中国大门以来，不祥之兆已然浮现。
然而，当蒋介石总统辞世，其子蒋经国被立为接班人，一九七八年底美国最终转而承认北京时，
台北执政的国民党似乎茫然不知所措。美国国会此时介入，通过“台湾关系法”（ＴＲＡ
），对这个前盟友提供经济与安全保证。不论是台北或香港，都处于动荡时刻。
当邓小平在中国持续推动他的经济改革，许多人期望毛泽东的专制中国或将逐渐追随许多
亚洲邻国的脚步，在整个地区普遍脱离殖民地境遇后，经济自由化也伴随着相应的政治自
由化。邓小平并未对此大泼冷水，但他建议经济开放优先于任何政治体制的可能松绑。与
此论调更为相关的是，邓小平一开始就表明，他提出的“一国两制”将对台湾的怀疑论者
证明，北京的相关承诺是可信的。
李登辉主政 台转型新兴民主政体
聚焦于内部问题的台湾，对于与大陆进一步拉近关系强烈反感。在蒋经国任内，台湾的政
治体制开始开放。他的继任者李登辉加速改革进程，在他主政的十二年间，威权台湾转型
为新兴民主政体。
另一方面，伦敦在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移交前夕，采取若干极为温和的措施，推动香港的
政治改革。相关条款正式形诸文字于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立法会成为半
民主机关，保守的亲北京议员对该机构通过的决议仍握有最终控制权。
最高行政首长行政长官的遴选，则取决于商界一小群主要为保守派的利害关系人，
仅有少数界别的选举委员反映地方或民主选区的利益。
在一九八○和九○年代，我发现与台湾友人讨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承诺时特别有趣。
我将我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整体看法，归结为以下诠释︰当香港发展顺利时，台湾人会说，一国
两制与他们无关（某种程度上此言不虚，因为台湾享有的主权象征远多于殖民地香港）。
然而，当香港情势开始令人失望，而且常是如此，我的台湾朋友就会说“看吧！看吧！”
意思是你不能相信共产党的承诺。
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二十年后，你可以理解台湾的普遍立场︰香港与台湾无关，“而且”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处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手段，让人有一切理由对北京可能对台湾做出
的任何承诺嗤之以鼻。最重要的是，台湾拥有九十英里宽的海峡，将她与西边的迥异国度
隔离。
做为钻研中国过去四十年对港政策的研究者，我观察到多种对邓小平承诺港人可享有五十
年“高度自治”的不同诠释。
起初，许多人相信，只要不明目张胆挑战中国的敏感神经，
一国两制意味着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可自我管理其经济与内部政治，直到二○四七年为止。
然而，也有人认为，随着沙漏里的沙在五十年的设定下缓慢流逝，香港或将逐渐滑进北京
的直接控制之下。
稳健地推动香港立法会的民主化，甚至以普选方式选出行政长官，可以鼓励港人尽量往好
处想。回到一九八○年代，当时也有看法认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将从经济自由化迈向真
正的民主政治体制。
顺着这条思路，到了二○四七年香港与经济现代化、政治开放的中国正式合并时，过程将
是顺利平和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一九九七年见证主权从英国移转至中国的港人，到了
二○四七年不是已经作古，就是已届耄耋之年。
物换星移，但也可以说是一成不变。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国内并未转化为较开放的政治体制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是一记警讯。
然而，亚洲的普遍趋势也为乐观主义者带来更
美好的期许，认定更繁荣的中国也将更开放，最终会把真正的主权移转给人民。
可惜的是，那些乐观主义者发现他们的期盼无以为继。正好相反，中国当今强人、国家主
席习近平甚至限制任何迈向更开放社会的温和措施，他宁愿仿效毛泽东的严酷威权主义。
现在习进入国家主席第二届任期，就下令延长他的统治，使其得以超越担任国家主席两届
共十年的江泽民和胡锦涛。
或许习近平和他手段凶残的北方友人—俄罗斯总统普廷一样，想要效法毛泽东与史达林，成为终身领导人。
香港新世代 挑战中国虚假承诺
出乎北京意料的是，香港的新世代运动人士在数年前崛起，他们愿意挺身而出，挑战中国
让香港及其七百万市民享有真民主的虚假承诺。当北京违背其香港特首人选将开放给更广
泛在地居民代表提名的承诺时，这些运动人士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获得启发，在“雨
伞运动”中涌上街头。
这个新运动的部分领导人走上街头时，不过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在法庭受审，被指控
的模糊罪名说穿了就是他们反对习近平违背承诺，不让港人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选举最高首
长。幸好，植基于英国的香港司法系统仍保有免于北京干预的自主性，从近期释放年轻抗
争者的裁决中可见一斑。
有别于似乎愿意相信中国长期承诺的老一辈，香港新世代深知，二○四七年会发生的事对
他们而言并非抽象概念。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出生于新世纪，但当五十年的过渡期结束，这
些运动人士已经是中年人。因此，三十年前大言不惭地蒙骗其父母与祖父母的假自由承诺
，后果将由他们及其子女直接承受。
对台湾的年轻世代公民而言，这一切代表的是北京独裁领导人做出的承诺，没有一个可信
。讽刺的是，邓小平多年前涉及香港的夸夸而谈，如今已经变成警告标志︰共产党的承诺
不可信，而台湾非常幸运，因为她不是香港。
中国对台任何承诺 都不值一顾
台湾拥有孕育自本土的民主机制、充分的防卫能力，以及非常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台湾人
民及其民选政府对于北京开出的任何支票，都睿智地以戒慎恐惧之心加以看待。所有这一
切，香港扮演了关键角色。
当中国在一国两制或任何其他形式之下对台湾发动微笑攻势时
，这个“一国两制”绝非邓小平那一代人以为他们正在打造的那种“一国两制”，这个教
训就是，中国在一国两制或任何其他形式之下对台湾做出的任何承诺，都不值一顾。
（作者杨苏棣二○○六年至○九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一○年至一三年担
任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国际新闻中心魏国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