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工时的幸福人生从哪来？“瑞典模式”的劳资协议文化
每到夏天，瑞典全国学校、各大公司行号、政府机关就像闹空城，一切进入低度运转模式。瑞典劳工不论工作型态，每年都享有至少25天的给薪年假，这25天不包括国定假日或周末，换算起来，一人一年都能放整整五周的假，在六到八月之间，最多得连休四周，期间还有收入。北国瑞典的夏天阳光充足，冰冻了许久的瑞典人好不容易有机会享受阳光的温暖，所以一到夏天，选择待在办公室里继续工作的瑞典人相当稀少。
除了25天的给薪年假之外，瑞典的弹性工时与福利制度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可以享受生活，许多人选择早早上班，上满八小时就早早回家；上课进修、运动、参加活动、跟家人朋友相聚，是很多瑞典人下班后的重要行程。下午四点过后，办公室经常已经空了一半，需要接孩子的家长，透过弹性工时制或者育婴制度、合约协调等不同管道，甚至可以更早离开。
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低工时幸福人生，并非上天赏赐给瑞典人的礼物。瑞典也曾在过去有段劳资双方剑拔弩张、社会动荡的不安岁月，而这要从“瑞典模式”的劳资协议文化说起。
▌“瑞典模式”：政府不介入，劳资双方自己乔
在劳动市场范畴中，“瑞典模式”最原始、基本的概念就是市场上的所有劳动条件由劳资双方自行协商，政府不介入，不将协议结果立法，也不负有监督责任，在其中一方违反协商决议的情形下，劳资双方各自享有罢工或关厂的权利，然双方也有义务在协议期间维持经济的稳定。
现在的瑞典有众多法令规章保护劳动者权益与健康、确保工作环境安全，然而，这些法令大多都能被“劳资协议”的结果取代，法令扮演的角色只是确认劳动市场的基本条件。瑞典的劳资协议由全国工会联盟与资方联盟进行，在地方上也有双方代表进行协议。从工时、薪资、福利、保险、在职教育、加薪制度、工作环境等有关劳动的大小事，都会透过“劳资协议”，进行整个产业的“集体”协商。
但近年来，由于政府透过公营事业聘用的公务人员增加，因此也成为资方代表，坐上劳资协议谈判桌，改变了其传统上“不干预”的立场。而政府对于社会福利、贸易、税收、劳动市场的相关政策，影响了劳资权力关系，也对劳资协议产生影响。
瑞典三大工会联盟与资方联盟的集体协议，照顾了劳动市场中90%劳工的权益；而瑞典劳工加入工会的比例将近70%，为了保障多数工会成员的权益，劳资协议议定，雇主不得以低于工会条件雇用非工会会员，这样的议定，让非工会成员的工作条件也能得到一定保障。
若是不加入工会都能享有这些保障，那么是不是就省笔钱，搭个顺风车？瑞典人对于工会的信心与支持甚高，原因除了工会组织运作良好之外，“集体”的协议力量远大于个人，其他诱因还包括：在职进修补助、节税、保险优惠、专业协助等。有些雇主也会因为回避与劳工单独协商的麻烦，要求劳工加入工会。
▌劳工权益并非一蹴而就
那么“瑞典模式”的劳资协议文化，是从何而来的？18世纪工业革命后，瑞典社会从农业走向工业，法规对劳工相当苛刻，劳工处境远不如现在。当时工资低，工作时数的计算方式，为一天24小时扣掉睡觉与通勤时间，且罢工或集会组织都是不合法的，劳工转换工作的机会受限，还有劳工住在雇主家中的状况。
但拿破仑战争使得自由思想流入斯堪地纳维亚，瑞典的劳动政策也慢慢开放，19世纪末，在全面舍弃“行会”制度，拥抱自由市场之后，瑞典政府就采取“不干涉”态度。于是，工匠们率先组织起来，接着是基层劳工们，但当时零散的工会力量仍有限。瑞典最大的工会联盟LO在1898年成立，资方联盟SAF也于1902年成立。
政府开放劳工组织后，劳工的处境并未因此随即得到改善，罢工禁令延续了一段时间，资方对于工会组织也相当不友善，甚至拒绝聘用工会会员，劳资权力不平等，这个时期的“劳资协商”只是空壳。劳工在受到诸多压迫下，组织运动更趋激进，资方也不相让。
在诸多劳资冲突下，1909年劳方30万人大罢工，耗尽财力与人力，资方联盟则启动全国大关厂予以反击，并且对劳工进行秋后算帐，使得瑞典工会组织严重受创，工会会员数量锐减。这段岁月，是瑞典劳方最消沉的记忆。直到1920年代瑞典人民取得普选权，劳工运动起家的社民党与当时的农民党合作开始取得政治实力，工会组织一直到1930年代才慢慢复苏，代表白领阶级的工会联盟TCO与专业人士工会联盟SACO也在1940年代陆续成立。
劳资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况到了30年代末期，终于有所改变，1938年的《Saltsj?baden协定》，劳资双方同意谈判的游戏规则，在罢工与关厂之外，提出冲突仲裁机制，争议应由国家劳工法庭解决，双方同意谈判应以国家利益、社会安定为重，在协议期间不罢工，劳资冲突终于获得纾解，此协定为“瑞典模式”的劳资协议奠定了基础。往后的劳资协议遇到分歧也多能和平解决，免去社会资源的消耗。
▌瑞典模式的基石
如今，根据数据，瑞典在2016年的全年人均工时为1621小时，比OECD国家平均低了约10%。根据《工时法》规定瑞典一般劳工（家庭工、军警消、医护人员、船员、飞行员、部分运输人员的工时有其他的法规规定）的法定工时为一周40小时，若有特殊情形，则可放宽为最多四周之内每周的平均工时为40小时。在正常工作时数之外若需要待命，则待命时间每四周不得超过48小时，或每个月不超过50小时，待命时间不包含劳工实际操作工作行为的时间。
也就是说，在上班时间之外，接到老板或客户临时来的指令而进行工作行为的这段时间，并非“待命”，而是“额外工时”或“加班”。而在上班时间或待命时间当中的必须或其他休息时间（例如：午餐时间或待命时的睡眠时间），劳工都算是在工作或在待命中。
对于加班的规定，则分为一般加班与额外加班。瑞典劳工每个人每四周加班不得超过48小时，每个月不得超过50小时，一年不得超过200小时。若在特殊情况下，并且无其他可能解决方法，造成劳工必须在加班时数之外进行额外加班，则一名劳工一年不得超过150小时。两种加班时数加总起来，一名劳工在四周期间最多得加班48小时，一个月最多50小时。
上述种种令人称羡的劳动条件，都是瑞典劳资双方经年累月协议下来的结果。
瑞典模式让劳资双方利益共享，两方虽有许多利益冲突，但与政府一起为社会的共同福祉努力。瑞典模式能成功，原因包括强而有力的工会、有弹性的劳工法规、积极的劳工与家庭政策、普及的社会福利等。
工会强大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广大会员人数以及会员的强力支持。此外，瑞典的法规也保障工会成员在职场上的权益，例如：劳工有权利提出要求，进行劳资协议；雇主不得禁止员工参加工会，而员工若是被工会选为职场代表，则资方得支付此劳工合理的薪资；若劳工在工作职场以外有工会活动，则由工会支付劳工因缺工而损失之薪资，确保劳工能正常无碍的参与工会活动。
政府的劳动市场政策目标在于创造“低失业率”，甚至“充分就业”，进行职业训练、转职辅导、推动性别平等、提供普及的社会福利，促使劳力进入市场，提供资方更多优质的劳工；资方也体认到唯有健康、安全、平等的工作环境，才可能使劳力源源不绝，确保竞争力。
事实上，瑞典资方早在19世纪末就有所体悟，当时订下的工厂规章只是为了保护童工与妇女的安全健康，日后却逐渐发展成更全面、更普遍的劳工保障法规；劳工生活安全又有保障，生育率自然增加，为劳动市场提供稳定劳力。
瑞典模式并非完美无瑕，每年五一劳动节，左派政党与工会仍在全国大小城镇举办游行，提醒人们，维护劳动环境与劳工权益，是一条走不尽的路。在瑞典模式中，所幸政府、劳方、资方都有共识，认为瑞典的国家竞争力与健全的劳动市场并不冲突，瑞典的竞争力来自“技术、知识”而非从压低薪资、降低劳动安全而来。在此共识下，三方共同努力，创造稳定的社会与经济成长。这就是瑞典模式，幸福人生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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