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讲古：鹿窟事件和中共在台最后"武装基地"
威克台湾媒体人
2018年 1月 3日
BBC 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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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版权VICTOR CHANImage caption鹿窟事件被形容是台湾规模最大的白色恐怖事件。
（注：本文不代表BBC立场和观点）
一个小小的村落，却是中共在台湾的最后一个武装基地，事件过去60多年，政府在2001年完成了受害人赔偿，但是却遗留了极大的争议。
距离台北知名地标101大楼开车大约半个小时的小山上，有一个"鹿窟事件纪念公园"，记录著1952年12月29日，蒋介石政府的保密局大规模出动军警到这里扫荡"中共地下武装"。
动兵扫荡
官方在前一个月破获了名为"台北市委会"的共产党组织，得知有共产党人在鹿窟成立"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基地，除了号召反国民党的青年加入并且提供武器训练，所以保密局在12月28日夜间出动了数千兵力、上山"清剿"。
这个国民党政府所称的"武装基地"是由当年共产党在台最高领导人、曾经被选为中央委员的蔡孝干在1949年指示陈本江与陈通和两兄弟成立的，但是蔡孝干本人却在1950年被捕，他在被捕之后供出中共在台党员的名单向蒋介石政府投诚，后来被蒋介石政府重用。
根据后来公开的资料，国民党军警在"清剿"过程中除了击毙30多名中共武装份子之外、还将包括村民在内的200多人移送法办，证据包括五星红旗、枪支、土造炸弹、中共文宣品、文件等等。
受害赔偿
已故的独派历史学者、前国史馆馆长张炎宪曾经调查，在鹿窟一带的汐止、瑞芳、石碇等地估计有四、五百人被逮捕，其中35人被判处死刑，近百人被判处徒刑，但是此一事件的所谓"真相"和涉案者后来的证言却在台湾引爆争议。
当初在保密局的扫荡行动中有许多鹿窟村民被逮捕，而且被当局动刑逼供，村民也指称在随后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中，占领小村的军警强取村民的财产，这些证词也成为后来台湾政府在2001年因为白色恐怖时期不当审判而向当年经法院审判者赔偿了3亿8000多万元新台币（约合1200万美元、7000万元人民币）。
而没有经过审判者则因为不符合"不当审判"的赔偿条件，而改由其他方式赔偿，整个事件的赔偿总额最后达到5.4亿元新台币（约合1800万美元、1.6亿元人民币）。
Image caption小小的纪念碑记录著鹿窟事件的始末。
分别对待
有些当年宣称无辜的涉案者，后来因为社会气氛的改变，而愿意吐实承认其实当年不但知情、而且还是出于自愿而加入这个共产党成立的团体，从而引爆了争议。
社会上一部分的看法是鹿窟事件应该分成"无辜村民"和"知情加入"两类对象，前者应该予以赔偿，但是后者就应该按照鹿窟事件时的法律办理，不应该按照后来的法律予以赔偿。
以独派为主的历史学者则认为，从缴获的证物还有组织名单来看，鹿窟事件完全是政府"言过其实"、"栽赃嫁祸"，尤其是当地的居民都是较为贫穷的农民和矿工，保密局有可能是为了要扩大成果所以将村民也一并入罪。
而且因为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纪录至今仍未完全公开，所以目前对鹿窟事件的所知，许多是经由片面的说法组合而成，并不一定就是事件的真正面貌。
台湾监察院的监察委员曾经在2017年10月公布鹿窟事件的调查报告、并对军方提出纠正。报告指出当时审判草率、违反法律、侵害人权，报告还指出，有些涉案者因为当初相关的单位没有留下逮捕、审判的记录，导致涉案者至今仍未能申请赔偿。
Image caption台湾监察院在鹿窟事件65周年的时候举办当年涉案者与家人参加的见面会。
国共过招
这份报告虽然是调阅了数以百计的档案记录、耗时一年多而成，但还是没能解答鹿窟事件中的许多疑点，而这些疑点随着相关者的故去，使得他人更加难以一窥鹿窟事件的真貌。
例如，被说成是发起组织的陈姓兄弟二人，后来被当局宽大处理，在服刑数年之后、供出在台中共同志而得以"自新"（类似思想改造成功）。而在白色恐怖横流的年代、中共在台最高领导人蔡孝干为何后来能够受到重用而且还能成为调查局副局长也是一个谜。
蔡孝干供出的人名当中，据称包括当年蒋介石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吴石，而吴石是中共在国民党长期培养的细胞，历史学者时常将解放军能够在辽沈会战和淮海战役击败国民党军队，归功于这位在1950年被蒋介石枪决的中共"烈士"。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从国共之间尔虞我诈还有彼此瓜葛甚深的情形看来，蔡孝干也有可能是国民党长期安排在中共内部的细胞，但是因为史料的不对外公开或者是遗失，导致事件的真相迄今仍无法大白。
台湾政府在2000年于鹿窟附近的山下，兴建了纪念公园，事件的涉案者也在事件65周年的2017年12月29日聚会，也有涉案者著书记录自己对事件的回忆，陈本江的儿子在聚会上要代表其父向所有涉案者道歉，但是涉案者向他说，他们要的还是当年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