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闻 (今日新闻NOWnews) 许 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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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突兀的红 专访红色游民
“我不算是街头艺人，因为我不赞成这个制度，那个遴选根本就是错的。”他是信义区的红色游民，伫足在林立的百货公司之间，一身鲜艳的亮红色，既不表演也不移动，“一个人能用的审查时间太少了，能够了解对方可能花一年在准备吗？”说他是街头艺人，红色游民可不这么认为。
一个姿势定格一小时，像是中了卡通里的时间静止术，人潮像是从身边闪过的跑马灯，在他身边不停地快速播映。“小孩常跟爸妈争论我是真人或假人，台湾人的亲子关系互动蛮好的啊。我不在意别人碰我，东南亚朋友更热情，有时候还会抱我，民情不一样啦。”街头表演像是社会观察，透过面具上的孔洞，再戴上一副心型太阳眼镜，看出去的世界灰暗狭窄，却有一种独特的风景。
红色游民游走于台北城，最喜欢的场所还是在十字路口或斑马线旁，“艺术家本来就有表达自由，我在街头没有固定场所。”不喜欢被规范，但要在城市中自由游牧创作，代价往往就是跑给警察和保全追，先前他站在知名书店外的公共空间，书店请出保全驱赶，他感到不以为然，“我说那是政府给你们容积率的公共空间，是市区的公共空间。如果说这里是你们的，拿执照给我看，我就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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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游民是信义商圈的常客，没有固定的展演场所，整个台北市都是他的舞台。（图／许维宁摄）
说起话来义愤填膺，有着艺术家不轻易妥协的强悍，挑战着社会的既成规范。生活在都市框架中，他的艺术灵感也来自于都市人的普遍困境。前几年，亚洲爆发无薪假与裁员浪潮，东亚各国普遍由男性负担家计，男性职员被公司资遣，害怕外界眼光又必须承担家人的期待，每天仍西装笔挺、带着公事包出门，跑到公园呆坐消磨时光。白领阶级一夕之间流落街头，在脆弱的资本体制下，阶级崩盘、从高处坠落，其实近在咫尺，“一夕之间变为游民，但还是要硬装作成体面的人，这其实很心酸。”
几年前他开始构思一件街头艺术品，但时间上不允许之后不了了之。2015年，突然想起还有一件作品没完成，观察到家里附近住着几位街友，灵机一动，将街友和社会现象做结合，索性大胆尝试一次，把自己变成街头一隅的风景。
他物色上班族装扮，西装、公事包、皮鞋，跑到一级商业战场信义区路口，常常一站就是一个下午，“很多人都用动态表现，但那都一样啊，我不动反而会吸引人。观众也好奇，猜想我在想什么。”以静制动，效果更好，也像游民的心理状态，静静的坐在街头当个城市观察员，显而易见，但想法、心思都让人猜不透。
“红色其实是有很反思性的颜色。”华人觉得大红色喜气，然而红色也是政治意象，又像鲜艳的血色，富有伤害性。
近期他走出了信义区，带着一抹突兀的红，跑到228受难者纪念碑前合照，又躺到蒋公铜像各种政治符号前，被问到不怕触动敏感的政治议题，他想说的其实格外丰富：“其实台湾很多人是精神性的游民。”台湾人找不到认同，怀疑自己到底是哪里人，省籍情结、身份认同像长成必经的关口。而放大观之，台湾本身就是个不确定的环境，被各种经济、政治的不确定所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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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游民的灵感来自于亚洲的无薪假问题，资遣员工的困境无处可诉，只能每天西装笔挺出门消磨时间。（图／许维宁摄）
“我本尊也是个很叛逆的人，我以前是会站在前面创作的艺术家，我不会跟着风潮创作，别人的眼光我不在乎。”本尊从事绘画、雕塑、摄影，如今从事行为艺术，不分寒暑驻足街头，夏天的台北盆地暑气蒸腾，夏天高温还能忍，冬天则因为湿度高寒风刺骨，冷风还会吹得眼泪直流。天气恶劣时，身边的表演者、街头艺人全跑光，就剩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很多行为艺术会把自己侷限在一个空间内，年轻艺术家会找室内空间来表现一件作品或一起表演，收入场费，我最排斥的就是这种。”
他还是喜欢独立创作、自由游走，在空间里太多束缚，有时候还要迎合主办需要，想法会受侷限。他说策展空间很残酷，以画廊为例，因为营利需求，有时作品销路不好艺术家一声不响就遭解约，如果不了解其中运作，很容易迷失：“为什么作品一定只能在那个空间里，三、四个人的想法又有没有办法精准抓到概念或主题，一个人创作还是比较有力道。”
“当进入主流、名利双收，作品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改变。但我觉得商业化也无所谓，也许我不在那个领域内，我不在乎，那是他的自由。”一连说了几次我不在乎、无所谓，外界当他是怪人抑或艺术家，他都一笑置之，“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自由。很多人不了解，我也无所谓。”近年，国外很多行为艺术是艺术家合伙，他刚好相反，离开艺术空间，街头没有艺术评论家或鉴赏师，面对的只有观光客的手机镜头。
“我没有太多的伤害性，还是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嘛，我满讨喜的啊。”笑了几声，他说街上有人喜欢就好，没想过要商业化，更也没想要讨好大众。近几年民众对街头艺人、行为艺术很包容，只要做出效果其实不会吝啬打赏，“但我不是街头艺人，我不放投钱的小罐子。”戴着面具、眼镜，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风，早就不会想要以此成名。他坦言很多东西对他都没吸引力，包括身后成排的欧洲精品橱窗，有些艺术家名利双收，但红色游民只说老话一句，年纪大了身体健康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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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游民把自己包得不透风，对真实身分非常保密。（图／许维宁摄）
“我其实没有从绘画中得到金钱回馈。”回到现实身分，他说得以靠绘画工作维持温饱，这几年来有空会去参加摄影比赛，赚一些奖金，生活过得去就好，“父母亲不需要我赚钱养他们，我有兄弟姐妹啦，哈哈哈。”现实生活中，只有家人和老师知道他的真实身分，每当收工时，他会在附近找个地方换衣服，悄然无声变回原样，关掉时间静止装置，跟着汇流进人潮中。
“我是一个比较没有声音的人，人际关系上也不是这么在行，扮装后大家不知道我是谁，我的心境其实更自在。”
为了隐姓埋名，他想得格外周到，创办脸书专页必须用真名注册，他改用妈妈的名字“郑梅”，“用爸爸的名字本尊会被揭穿，我妈没有什么想法，要用就拿去用啦，没什么关系，家里人嘛！”声音不多的艺术家，难得笑到连头部都摇晃起来，只能偶尔能从发丝摇晃的缝隙看见筛落的轮廓，他声音略微的沙哑，笑声从红色的面具底下窜出，依然高深莫测。
5.备注:“其实台湾很多人是精神性的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