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仲丘案后军事审判没了 现在军纪有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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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02年7月，陆军下士洪仲丘在禁闭室中中暑身亡，引发全台对军中人权问题的挞伐。“公民1985行动联盟”于8月3日举行“凯道送仲丘”行动，号称25万人参加。马政府随即让步，表示支持修订军事审判法，将承平时期的军人犯罪，回归一般检审单位处理。朝野立委也展现惊人效率，于8月6日就完成修法三读。
104年3月，艺人李倩蓉等“贵妇团”，私下到陆军601旅参观AH-64E阿帕契直升机，导致轩然大波。政府为了避免洪案重演，祭出连坐处分，参谋总长严德发与陆军司令邱国正两位上将也被记过，创下空前纪录。
军纪案件一直是近年军事新闻中的重要项目之一，因应社会批评，军方也不断推动精进措施。但是几年下来，到底有无改善？有哪些措施反而造成矫枉过正？
军纪案件中酒驾减少 性骚扰“持平”
依据国防部今年11月提交立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精进国军军纪状况作为”报告指出：国军今年前10个月共发生军纪事件381件，比起去年的500件，呈现改善趋势。
向来是“最大宗”的酒驾案，去年138件，今年前10个月是109件，若以比例推估，全年为131件。官兵在营外涉及毒品遭警查获，今年前10个月15件，去年20件。官兵营外涉足不当场所、违犯不当男女关系，去年7件，今年前10个月6件。人员装备在训练中意外损伤，今年至今20件，去年共35件。
性骚扰方面，按“国军人员性骚扰处理及性侵害预防实施规定”成立申诉会实施调查，如审议认定性骚扰成立则送法办。今年已受理36案，审议成立22件、不成立9件、5件尚在审议中。去年受理38件，判定成立23件。案件审议成立率，去年与今年均为61％。
长远来看，民国99年的军纪案总数是883件，比起现在高得多。若以比例推估，今年的军纪案应落在457件，相较于104、105年分别为465与500件，可看出数字大致稳定在一个水准，趋势略有下降，但无特别明显。
监委指出：基层干部怕事不想管
监察院长张博雅12月26日率全体监察委员巡察行政院，事后举行记者会报告状况。代表国防及情报委员会发言的委员陈庆财指出，国防部宣称军纪案件由民国99年至今大幅减少，但监委认为，这段期间国军因“精粹案”减少兵力达四分之一，加上志愿役与女性官兵比例快速成长，恐怕才是案件减少主因。
陈庆财指出，国防部对于提振军纪，未能从制度面、结构性彻底检讨问题症结，仅着眼于“事件补救”及“量化成效”，方案不断推出，叠床架屋，难以落实于基层，沦为形式主义、表面文化。
他也强调，军事审判取消后，一般司法体系时程太长、不熟稔国防专业，导致量刑无法因应部队实况，难收适度吓阻效果。而受洪仲丘案影响，国防部修正禁闭处分之程序与软硬件课程，结果出现收训人数大幅下降，凸显国防部矫枉过正，怠于执法，难以维持军纪。在部队实务上，基层干部心态消极，“不想管、不愿管”，危及领导统御。
军事审判体系 战时仍要恢复
早年的军事审判制度，各军种总部之下设有军法处，一旦发生案件，由所属单位（师级以上）组成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换言之，部队主官可以影响到判决。如此固然让军法成为长官执行管教、维持纪律的工具，但也引发侦查与审判不公、检审官员专业不足等批评。
民国87年，军事审判法修订，在国防部之下设立军事院检体系，独立于部队之外。这固然解决军法官素质、以及被部队主官干扰的问题，但对法界人士而言，仍认为此举形同在国家内部存在另一个司法体系，而且是由行政权（国防部）主管，有违司法独立的宪政基本原则。
洪仲丘案发生，国防部成为过街老鼠，给了“反军法派”天大的好机会。国防部原本只打算进一步放宽交由民间审理的军中案件范围，但由于总统府、行政院在民气沸腾下“倒戈”，最后修法幅度演变成，承平时期的军中司法案件，全部改由一般司法处理。
理论上说，军事审判体系在战时仍要恢复，因此国防部也没有将各军事院检的编制撤销，而是将人员以配属方式，派到各部队担任法务参谋。但何谓“平时”与“战时”？是否要政府宣战才算“战时”？平常没有军事检审体系，届时去哪儿找足以胜任审判的军法官？
这些问题在洪案热潮结束后，大众没有太大兴趣去追究。
一般司法体系 处理军中案件扞格多
军中司法案件，改由一般检审体系处理，至今已经4年多。国防部官员表示，司法官的法学素养不成问题，但不见得具备充足的军事与部队知识。例如遇到女性司法官，可能要从最基本的军事编制从头解释起。
此外，军法体系重视吓阻效果，一般司法近年强调改过迁善，在量刑轻重上常有落差。多起案件一审被军事法院判处重刑，二审修法移转给一般法院，刑度立刻大幅减轻，不仅让军方相当不满，也引发民众“恐龙法官”批评。
司法体系的反应时效性，更是军方最大困扰。例如军中常发生的逃亡案例，以往只要向军事检察官通报，几乎立刻就可发布通缉，宣告当事人进入停役状态。相反地，如今一般地检署检察官，往往要先进行传唤，传唤不到后又拘提不到，最后才发布通缉，有时要拖上近一个月。曾经发生多次，逃亡的阿兵哥过了两三个星期，自己又跑回部队来，检察官连通缉都还没有开出。如此一来，因为当事人还未遭停役，连薪水都必须继续发给他。
官员指出，国防部曾向法务部表达希望尽速发布通缉，但法务部认为，什么情况应该发布通缉，是检察官依据个案来判断，法务部基本上负责司法行政，不宜插手强制要求。
让军职法官进入司法体系 可行吗？
另外，民国102年修法时，面对“司法官懂军事吗”的质疑，司法院、法务部曾表示，考虑设专庭来解决检审体系的专业性问题。但是4年下来，结果并没有设立，军人犯罪案件，仍然是所有检察官、法官共同负责。
今年立院三读通过法院组织法修正，让军法官可以担任检察事务官，目前有有15位军职的检事官，派到全台9处地检署。但这些军职检事官到了各地检署，还是与其他检事官一起轮派分案，并非有军中案件发生，就优先交其负责。此举的最大价值，只有培训检事官的实务经验，却对军中案件的处理，没有直接的改善。
国防部官员表示， 军中案件一直无法比照经济犯罪、家暴之类案件设立专庭，由专属的检审人员处理，主要还是基于数量有限。过去军方自设检审体系，全台也仅有三处地方法院／检察署，如今要采取属地主义，所有县市的院检都会审理到军中案件，结果就是每处院检遇到的案件都太少，不足以支持设立专庭的规模。
对此，法务部长邱太三在答复监委时指出，确实注意到洪案发生后，军中案件量刑较轻的问题。他也表示，期盼未来法官法能够进一步修正，让军法官可以担任检察官或法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