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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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映真
内容主要是描述余光中当年的争议
以及对余光中在2004年羊城晚报中发表的文章"向历史自首?——溽暑答客四问"回应
网址内附余光中的向历史自首文章
重点节录:
....
是他有没有直接将那封“信”直接寄给王升,郑学稼如何告诉我那“一封信”是由余先生
直接寄去给王的问题。
和余先生一样,“隔了三十年,当时细节有些模糊”。一定要求细节,不妨从既有材料拼
图吧。
(1)余先生说,那“一封信”只有薄薄的两张纸,性质上只是与朋友共用资料。但
陈芳明却说,“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长信(即不仅仅是“资料”),并附寄了几
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
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这样连“长信”加
影印文章、英译稿,怕就不只“两张薄纸了”。
(2)依据手上的资料,余先生的影印件,是我给当初尚不知其台独倾向(所谓“台
独左派”)画评家S的、以书信体写的,他对欧西美术之资本主义商品性,艺术与社会、
阶级关系,艺术表现劳动人民和其生活之论的书作序的文章。文章中我大量引用S原书的
文本,加以扬揄、引伸,颇惊对艺术社会学与我相同之观点。则余先生所揭发的,就不止
是我一个人,连带S也牵连了。资料还说,余先生也扯上了当时台大外文系的Y教授的某
一篇文章。而且,如前文所说,在经过一番比对、“考据”后,那“一封信”的结尾还
然逼问收件人:“如果这不是工农兵之左倾言论,什么才是?”
如果有人如我依上述资料迟疑于相信余先生所说那信、那文件的性质只是朋友间漠
然地交换资料,应该是可以理解吧。
不错,我的资料上明说,“最后,他(余)主张‘思想问题’仍须以论战解决,千万不宜
有政治行动,以免引起更大的误会。”
但人们会问,余先生自己为什么不以论战解决,而将责问“如果这不是工农兵的左
倾言论,什么才是?”的材料寄给多人(钟铃教授说余先生把文件、信、资料“寄去给三
、四位他在台湾的朋友”,如果加上在美国的陈芳明,就是四、五位了)。〈狼来了!〉
是准备讨论的文章吗?当时的台湾有条件“以论战解决吗”?而收件人除了手中有权力的
人,谁能决定用“辩论”还是“政治手段”处理?
余先生慎重地介绍了彭歌的辉煌履历、职称和“文学成就”,但现实上这样一个人
也照样可以先写一个多月充满阴谋论专栏之后,在七七年八月抛出连载三天的点名政治指
控的文章。“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余先生、彭歌、董保中、孙柏东都加入了棍打乡土文
学的行列,文章俱在。余先生把那样“一封长信”和惊人的材料寄给了平时竟“往来不多
”的彭歌,这又是为什么?怎么又“未想到会有什么后果?”
我又凭什么断定“信”是余先生直接寄王升,最大根据是九○年代中期一位朋友(
平时皆以“老师”称胡秋原先生和徐复观先生)在一次闲谈中,说起余先生把材料给了王
升,王升不知“信”中考证陈映真有的“新马”思想为何物,就教于郑先生,郑先生不以
余先生的说法为然,劝王升不可兴笔祸,并公开奖励有成就的乡土作家。结果是没有笔祸
,但也没有奖励。事实上,当年在台湾我还无缘读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八
四四),不懂“青年马克思”。
但这个故事也是经历几年拼出来的。
一九七七年乡土论争因彭歌长文爆发,同年,有〈狼来了〉,后来知道也有那“信
”。
一九七八年元月开国军文艺大会。迨一九八五、六年左右,郑先生闲话中告诉我“
有人”曾在乡土文学论争中密告我有思想问题。余先生问何以不问清楚?这种事,在台湾
当时条件下,说的人不明说,作为晚辈就当知道人家不想、不便、或不必说,因他意在叫
我行文说话谨慎,不在透漏密告者。这是那时代的“规矩”。一九八九年,陈芳明《鞭伤
之岛》出版,我未注意,后来只听说陈芳明在书中骂了我和余光中,我也不以为意,只觉
得何以陈芳明会把我与余先生扯在一块骂。一九九○年中,上面提到的那个朋友告诉我当
年王升手中有余先生“信”,并告诉我郑先生有一本书谈及此事,我这才把郑先生书,和
《鞭伤之岛》先后找到,拼出了整个图像始末。
当然,关键之一,是郑先生学生的我的朋友。余先生一定要追究,只好请他出面说
明。这次我给余先生写信前,特别打电话问他一次,他的回答与十年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