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乔高对人权毕生关注，特别是从2006年以来，他主持了对在中国发生的盗取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调查。他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从2006年开始做这方面的调查，同年发布报告，
2009年发布更新版，2016年发布第三版。大卫乔高也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简单
来说，他们是活摘器官事件的第三方调查人。
对器官活摘不太清楚的，可以听听大卫本人的说法。
(转载自希望之声)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大卫乔高表示，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他，要做傻子，不要做逃
兵。他表示，他们在无法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对中国活摘良心犯的事件进行了独立的调查
。这些不是出于反华的目的，而是因为热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中共政府对于大卫乔高他们的调查报告不予回应。一些国家的表现也令人失望。但是以色
列等国家的反应令人鼓舞。虽然很多人觉得这些难以置信，但是我会一直做下去，我不想
接受良心的拷问。
故事人生：大卫‧乔高的故事（一）
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7/06/01/n870872.html
（本台记者方伟采访报导）2017年5月下旬，两部获奖纪录片《难以置信》（Hard to Bel
ieve）和《活摘》（Human Harvest）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和多所加州大学放映，引发了当
地学术界、法律界，和公众的强烈关注。
两部纪录片的主题都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调查，其中《难以置信》由两
度艾美奖得主肯史东 （Ken Stone）和艾琳熙尔伯（Irene Silber）执导，荣获14项电影
大奖，超过40次在美国公共广播电台PBS播出，并被“图书馆视频评论期刊”（Video Lib
rarian Magazine）“强力推荐”为教育性人权纪录片。
《活摘》则是由加拿大温哥华华裔电影人李云翔执导，记述的是加拿大前亚太助理国务卿
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及交易进行的独立
调查。这边影片是2015年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博迪奖）、2015年AIB国际调查性
纪录片大奖获奖纪录片。
希望之声电台主持人方伟采访了两部电影中的调查者之一，也是加州系列放映活动中，在
现场与观众互动和答疑的一位嘉宾：大卫乔高。
大卫乔高早年学习法律，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加拿大皇家检察官。之后从政，担任
了七届加拿大国会议员，总共二十七年。后来又担任加拿大亚太助理国务卿、交通部长、
国际发展部长，是多届加拿大政府的内阁要员。大卫乔高对人权毕生关注，特别是从2006
年以来，他主持了对在中国发生的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他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从2006年开始做这方面的调查，同年发布报告，2009年发布更新版，2016年发布第三版。
大卫乔高也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
妈妈告诉我：要做傻子，不要做逃兵
方伟：作为一位律师和政治家，你有很多方向可以选择，你为什么选择了人权工作呢？
大卫乔高：你这是个好问题。一般人认为检察官是没心没肺的，心肠很硬，总是想把被告
定罪。但是在加拿大，我们的检察官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要维护正义的。如果在审判的过
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人是没罪的话，我们马上会站起来跟法官说，我不要往前走了，不指
控了。很多人认为，只有辩护律师才是维护人权的，但不一定是这样。世界上发生了太多
这样的事情，当我看到一个人因为政治迫害而被定罪，我真的是心里摇头。
方伟：谁对你的成长影响最大呢？
大卫乔高：妈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她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
人叫做sucker，就是傻子；另一种人叫ducker，就是逃兵，碰到麻烦就逃的人。妈妈说，
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情势变得非常艰难的时候，逃兵就会逃走，但是傻子会坚持在那里，
不畏艰难向前走。所以妈妈告诉我，记住，你永远要做傻子，不要做逃兵。
方伟：爸爸对你是什么样的影响？
大卫乔高：我非常崇拜爸爸。我的爷爷和曾祖父都是法官，但是爸爸不是法官，是个商人
。每次我很兴奋和爸爸说什么事的时候，爸爸就问：“你有没有夸大事实？” 他说不要
夸大事实。所以从十五岁起，我就学会了这一点。爸爸给我很多这样人生的准则，其中一
个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别夸大事实，所以我对事实非常的小心。
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对中国感兴趣？
方伟：作为加拿大的政治人物、人权律师，你是什么时候对中国感兴趣的呢？
大卫乔高：这很有意思，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是1969年到1970年我在巴黎留学的时候。那
个时候我找到一本书，就是红宝书 – 毛泽东的书，那个封面就是毛泽东看着长江的图象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肯定很好，他看来大概连虫子都不愿拍死。你现在会说我是个笨蛋
，但是对我来说，是到后来我开始读到更多的东西，以及我和从中国来的人开始交谈和了
解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红宝书”根本就是个政治宣传而已，所有东西都是说的好听，但
他自己根本就不用的。
后来我再去中国的时候，我是加拿大的亚太助理国务卿，那个时候我没法评论中国的人权
问题，因为我是个加拿大的官员，我谈中国的人权问题会冒犯中共。我现在感觉很不好，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说，在私下里我可以说呀？但是我没有说，只提了一点点。那个时候我
其实已经知道法轮功的事情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而我在2002、2003年的时候
是加拿大的驻亚太国务卿。现在回头看，我都觉得非常的内疚，为什么我当时不讲话！
方伟：你是怎么和法轮功学员接触上的？
大卫乔高：当时我是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所以法轮功学员就是以公民的身份来拜访我，
跟我讲法轮功的事儿。他们来的时候我就会认真的听，认真的记，然后我就明白是怎么回
事了。
方伟：你为什么相信他们说的呢？
大卫乔高：就是根据我对这些人的判断。他们是诚实的人，他们来我这不是为了他们自己
，而是为了在中国被迫害的其他法轮功学员。我是个检查官，我有这个观察力。我基本上
能够知道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在骗人。我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说的是真话，但是那个
时候我手里是没有证据的。
方伟：他们来跟你说了些什么事情？
大卫乔高：他们讲的是家人遭受到迫害，家人被抓走了，渺无音讯了。
方伟：你什么时候开始涉入到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这方面的调查呢？
大卫乔高：首先来找我的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个联合组织。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是美国
国会有人跟他们说，你们要拿出调查报告的话，你们要去找第三者、独立的人士。就是因
为这个原因，他们来找到我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我们也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
方伟：你为什么接受这个请求呢？
大卫乔高：麦塔斯是个犹太人，他非常了解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当时我们就想说，
为什么不呢？我们就开始调查中国器官摘取事情的原委。后来我们找到了32类不同的证据
，来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存在。
方伟：在你开始调查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有所取向了，觉得这件事情是存在、还是不存
在的了？
大卫乔高：没有，我们一开始调查的时候完全没有结论。也就是说证据把我们领到什么地
方，我们就会做什么样的结论。因为我们的是一个独特的法律上的论证，我们没有办法去
中国做亲身的调查，所以我们是用旁证来做的。也就是说，随着我们调查的深入，如果这
个大规模的器官摘取不存在的话，后果是如何；如果它存在的话，后果又是什么。结果呢
，前者都没有，而后者相应的证据一个个的浮现。所以，最后我们非常不情愿的得出结论
：大规模的器官摘取的事情，真的是存在的。
方伟：您在活摘器官方面做了十年的调查，过去的十年都在追这件事情。作为这个领域的
专家，您查出来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大卫乔高：有钱的中国人他们需要器官，还有就是外国人，象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也有需
要器官的，他们就搞器官旅游。我们现在知道整个事情是怎么运作的。比如说你在旧金山
或在渥太华，你需要一个器官，那你就付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就有人把你安排到上海，住
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在那里他们会给你验血。验完血之后，他们会进入一个电脑数据库
，去查和你的器官相匹配的器官。
我们都知道这个匹配可不容易，有的时候是1比10、甚至是1比100才能找到一个相匹配的
器官。找到了器官匹配的人之后，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他在250号营地，或者250
号集中营，在那里会找到这么一个可怜的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法轮功学员。我们和很多
从集中营跑出来的人做过交谈。他们说他们在里头会被验血。那时候集中营关的其他犯人
还会抱怨说，医生这么照顾法轮功学员（老给他们验血）。其实不是在照顾法轮功学员，
不是在治疗，而是在做血型的匹配。
我们和辽宁沈阳苏家屯一家医院医生的太太安妮做过调查。安妮说，他的先生就是在苏家
屯，在2001年到2003年两年期间，做了2000例眼角膜摘除手术，从2000个法轮功学员的眼
睛上，把他们的眼角膜摘掉去做移植。当然有人会说，那你怎么知道她的先生说的是真话
呢？你跟他先生谈过吗？她的先生其实后来跑出中国了，住在加拿大。但是他不愿意跟我
们见面。但是我们跟他太太安妮谈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详尽的调查，有时候一天要跟安
妮呆上8个小时，反复的问她，并且把所有的证词都写下来。
去年我们刚刚出了更新版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本身就700页纸。有2000个讯息的来源。
我们查遍了中国所有的医院，病床的数目，所有这方面的讯息我们都做了收集。所以我们
的一个保守的结论是，每年有5万个器官移植，这是个保守数字，实际的数字可能在5万到
20万之间。每年有这么多的器官移植，但是器官的来源不明。
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反华？
方伟：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调查，要花多少的精力，多少的人力，你们的经费是哪里
来的呢？
大卫乔高：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跟麦塔斯，没有人付我们一分钱。法轮功也没有付我
们一分钱。我们不是一个拿了人家钱，给客户做事情的这样一个律师，我们没有客户，所
以我们查什么、不查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去决定，该怎么查我们就怎么查
。
最近在梵蒂冈召开了一次和器官贩卖相关的大会，我们想出席这个会议去做我们的报告，
但是他们不让我们去。但是我们后来觉得骄傲的是什么呢？教皇本来也要去那个大会的，
但是后来没有去。我们想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影响，教皇选择了不参加这个大会。
方伟：你们让教皇知道了器官摘取这个事吗？
大卫乔高：我们有尽力去和他沟通，我们没有见到他，但是我们传递的资料他有可能看到
了。你知道在一年前，关于器官摘取的事情，教皇就表示了非常强烈的反对态度。所以我
们希望呢，他知道这件事情，并且采取了行动。
方伟：有的中国人会说，你查这个事情是对中国有不好的意图，是反华的行为，你怎么看
？
大卫乔高：我们绝对没有反华，我们不反华，相反，我们非常喜欢中国人，我们喜欢中国
的历史，喜欢中国的文化，我们反对的是中共政权，他们对自己的人民太不好了。
方伟：您花了这么多精力投入对中国的人权关注，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的事，为
了这个事您走了五十个国家，在过去的几年四方奔走，呼吁各方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关注。
您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
大卫乔高：我的人生目的有很多，对我的孩子有我的责任，对我的家人有我的责任，我也
是加拿大的国会议员，我也有尽内阁部长的责任。同时，我也有责任讲真话，包括对强权
讲真话，在帮助别人方面，我也有我的使命。我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个世界上有很
多的问题，存在于很多的国家，我试图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
（未完待续）
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7/06/02/n871381.html
本期“故事人生 ”节目的主人公是获奖纪录片《活摘》中的受访嘉宾之一，也是2017年5
月加州系列放映活动中，在现场与观众互动和答疑的一位嘉宾：大卫乔高。
大卫乔高早年学习法律，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加拿大皇家检察官。之后从政，担任
了七届加拿大国会议员，总共二十七年。后来又担任加拿大亚太助理国务卿、交通部长、
国际发展部长，是加拿大政府的内阁要员。大卫乔高对人权毕生关注，特别是从2006年以
来，他主持了对在中国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盗取器官的调查。他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从
2006年开始做这方面的调查，同年发布报告，2009年发布更新版，2016年发布第三版。大
卫乔高也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
中共官方和西方社会对调查报告的回应
方伟：中共政府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对你们的指控作出任何回应？
大卫乔高：这很有意思啊。说起来，照道理我们是掀起了一场争议，那么应该有争议的双
方。但是中共方面除了说我们反华，我们是法轮功之外，关于我们提出的事情，他们没有
做任何的争辩。就是最基本的这样一个争辩都没有。当然了，我们不是法轮功。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把器官摘取调查报告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提供了一张图。这张图标明
了在中国15个地方可以买卖器官。这里面有两个城市，我们放错了省。结果他们提供的反
驳，唯一的反驳是什么呢？他就说你看到没有，”这个城市弄到那个省去了，你们搞错了
”。所以对于我们所提供的这样一个指控的实质 – 卖器官这一点，他们完全没有提供任
何的反驳。所以他们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一直攻击我们个人，攻击任何对于中国的人权
问题提出异议的人本身。
方伟：中共政府有没有跑来跟你说，你提出了这些指控，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搞清事实。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大卫乔高：说起来很搞笑啊，他们确实有跟我们接触，怎么接触的呢？因为我们有申请去
中国的签证，想去中国做调查，但是没批给我们。现在看来最好是不批给我们，因为如果
批给了我们的话，我们到中国去跟谁谈，谁就会被抓，以前就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中国的
法轮功学员跟外面的调查人员一谈，这个人就失踪了。所以幸好我们没去。
加拿大的中国大使馆，有个官员出来和我在一个咖啡厅见面，双方就开始谈。我说我要去
中国的签证，对方说要签证没问题，你去签证处申请就好了。说完之后，他就开始讲关于
法轮功的长篇大论，开始来做他的一套说教，就是中共关于法轮功的一套说辞。我越听越
烦，不想听了，我就说我不要听了，我得走了。但是我是苏格兰血统，比较冲动。当时站
起来后我就想，他在这儿给我来做这套说教，等于是侮辱我啊，我还得付他的咖啡钱。不
行，我不付。不过我现在知道这是个错误，我其实应该大度一点。但当时我就付了自己的
咖啡钱就走了。结果这个官员他没带钱，付不出咖啡钱来，只好招手把他的司机叫了出来
付账。
和中共官员的另外一次接触，是我在加油站停下来加油。后面一辆车是个挂着外交牌照的
车子。我当时就感觉那是中共使馆的车子。这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正好我车子里有一
份大纪元报纸。我就把这个报纸拿出来，递给车里的人。他没有扔掉，还把它收下了。总
之，活摘器官这件事我们得盯住不放，一直盯着不放。总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他们从器
官摘取上赚到的钱，八十到九十亿美金，这是我们的估计，五万例乘上器官的价格。总有
一天他们会知道，这些钱世界是知道的，我们盯着这个事儿呢。同时，我们把器官摘取和
纳粹犯下的种族屠杀做一个比较，我希望我们能够造成一些影响。
方伟：乔高先生和麦塔斯先生跑了世界五十个国家，四方奔走，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卫乔高：我们最初真没有这么计划，我们本来以为六个月之后这件事就会停下来的。但
是器官摘取的罪行还在继续，我们就得接着做，我们就不停的做，这就是这五十个国家是
怎么来的。我们被邀请去不同的国家，有时候计划去一个国家，结果去了三到四个国家。
我们最近去的地方是北欧的挪威，还有芬兰、西班牙、希腊。在西班牙，我们得到的媒体
报导是非常大的。我们也向西班牙的国会递交了二十五万个民众签名，关于呼吁停止器官
摘取的事。两个星期之后，我们的故事就登上了西班牙健康杂志的头版。所以我们希望我
们不停的做这个事情，直到哪一天，天平会出现一个倾斜，天平会翻过来。在中国，器官
摘取的罪行能够被停止，因为他们会意识到，对中国的伤害太大了。
方伟：您觉得整个西方社会，对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的认知程度是怎么样
的？
大卫乔高：说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不同的国家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西班牙，西班牙的
议会和媒体对我们非常的接受。也有不好的国家，我得小心一点说他们的名字，但我还是
想说一个，就是日本。我和麦塔斯去了日本，我们见了国会议员，见了日本政界的人物。
日本有个日中友好医院，我们在那里跟他们说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在那里
很奇怪，有的医生认为他的病人的利益更重要，他更关心病人。我就跟他说，你要搞清楚
，这个给器官的人是被谋杀的。总而言之，无论是医院也好，还是日本的国会也好，基本
上没有太多的突破。这是让我觉得失望的地方。
韩国也不行。我们去韩国，他们居然不让我们去访问医院，都不让我们进医院。我们觉得
非常的困惑。但是我们见了韩国医疗协会的会长，这个医疗协会下面有16万个医生。我就
跟他说起来器官摘取的事情。当时有人给他看了一个录像片，讲的是一个北韩的家庭收养
了一个小孩。但是他们收养这个小孩不是要把他变成家庭的一员，他们是把这个小孩存着
，也许将来可以摘他的器官用。会长看了这个录像就尖叫说，这个故事讲的这个村子就是
他妈妈来的那个村子。所以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蛮震撼的。韩国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对
压力很敏感。所以当我们告诉他们哪个医院是把人送到中国去配器官的，我们曝光出来，
他们就会禁止那个医院再送人去中国配器官了。
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澳大利亚。我非常高兴的告诉你，经过我们的工作之后，有好几
年了，澳洲没有一个人到中国去接受器官移植。
奔走十年，因为不想接受良心的拷问
方伟：我们的听众中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会说，乔高先生，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是别有用心
，我不相信你做的事情。对于这样一种疑问，您有什么回答？
大卫乔高：说我别有用心，我那个用心是什么呢？对于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对
于家庭教会的成员，对于藏人，维吾尔人，当他们被屠杀的时候，涉及的是人类的尊严。
你的听众中，很多人也会象我这样去做。所以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他们不停止器官摘
取，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方伟：你为这个事情已经奔走了十年，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为什么一直做这件事情
做了十年？对你来说也许这个答案很明显，但我还是想问，到底是什么驱使你一直做下去
的？
大卫乔高：我就是很倔强，当我看到一件事情明显是非常恶劣的话，我就不会停止的。当
然我的爸妈也没有在纳粹屠杀犹太人中丧生，但是我同意以色列的拉维博士（Jacob Lave
e）所说的，对犹太人的屠杀不停止，他就会一直做下去的。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如果对
于不正义的事情我们不做，那下一个受害人是谁，下一个人怎么办？前一阵在渥太华举行
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活动，非常的感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也分享了他们的看法，他们没有
仇恨。总而言之非常感动人。这是驱使我一直做下去的原因。
方伟：我有西方朋友跟我说，你说的东西太过份了，我没法相信，所以我就避开这个事情
。您对这样的反应怎么看？
大卫乔高：对呀，当初在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时候，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虽然
不断的有证据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很多高官就说，“你说得太过了，因为他们是犹太教就
杀掉他们？我不相信”。他就避开这些事情。但是十年之后，人家回头来问你说，当时有
这样的那样的证据，为什么你不采取行动？我不想以后被人家问这样的问题，让我无言以
对。我不想接受这种良心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