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
上报
2.完整新闻标题:
【上报人物】我为何不相信党？中国流亡作家袁红冰狂人呓语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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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2rdqoso
3.完整新闻内文:
一般中国人有的“政治正确”在我身上找不到。
袁红冰是汉人，但成长于内蒙古呼和浩特，言谈间、骨子里尽是蒙族人高傲、狂放典型性格。
出身报社大院
“对我而言，没有所谓政治正确‘清醒’转化过程。”因为父亲是《内蒙古日报社》编辑，袁红冰从小有很多接触中外古籍机会，“我家就住报社大院，《内蒙古日报社》有一间很棒的资料室，1962年（10岁）开始会进去翻，我年纪小又是员工眷属，只要不把书带出来，没人管我看什么书。”
对中国政权有印象是更早以前，“报社大院北面，有一列坍塌的古城墙，7岁我常跑去坐城墙上，看那些从内地逃难而出的流民。”算一算时间，那是1959年，中国为执行“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运动”而持续3年的全国性大饥荒。
三年大饥荒
“饿莩遍野，那些离乡背井的难民皆在要饭”，袁红冰回忆当年内蒙古状况比内地好些，“内蒙地广人稀，很多人民内地活不了逃过来，当时那些流民不被允许进城，通常翻过阴山山脉住到荒漠草原上。地广人稀又有数百万头野生黄羊，这时就活得成了，黄羊那3年间也几乎被抓吃光。”
“党说那3年是自然灾害，实际是农业政策失败”，那年中国搞人民公社，把农村变巨大集中营，粮食一律归入公社，“最后连农村最重要的种子粮都拿走、当农业税上缴。”
走几步路会死，看得出来
后续曾有学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统计年鉴》估算，那3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千万（时中国人口总数6亿5千万），“那时在城墙边看多了，连哪个人走几步路就会死都看得出来。”
“远远看那人，若感觉飘起来了，不出百步，肯定摔倒。”他称之后才是最残忍的，“逃出的人太饿了，人摔倒没多久失去意识死亡，旁边饥火烧肠、巴巴等著的人群野狗即扑上去吃，有时饿到没意识，人刚倒下还没死，就被分了。”这一幕幕看进袁红冰眼里，“我根本不相信这党。”
16岁时第2场巨变降临内蒙。
内人党事件
1967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区发起“挖肃”运动（肃清反共产党者、分裂主义份子），1年半间数十万内蒙人被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下称“内人党”）迫害。“内人党早在1947年中国授意下解散，文革间却被安上这莫须有的党名”，袁红冰看着从小一块长大的蒙族朋友家族被关押受刑。
“很多人不相信‘怎可能把一个民族全抓，数以万计啊’，也许希特勒做不到，但中国做到了。”那1年多，内蒙古实施军事管制，工厂仓库、学校校园全成关押人民的临时监狱。
中国已停刊的敢言媒体《炎黄春秋》2009年曾发表《“内人党” 冤案亲历记》，估算该事件致死4万多人、伤残14万多人，被迫害人数约70万。
玩伴亲友受刑
“很多童年玩伴父亲母亲都被迫跳楼、卧轨。”袁红冰曾在村里看过军人把一位内蒙人以“四马攒蹄”（从背后把两手两脚拴在一起）方式吊在横生而出的树干，底下架直径一米五大铁锅，锅内无物空烧至火红，那人衣服被扒开慢慢放下在铁锅隔空加热，被逼问“你是不是分裂祖国？”“蒙古人都很朴实，这一逼，没等他招，肚子突地承受不住气压爆开，脏腑一落进铁锅，火舌像蟒蛇一样向上窜、烧上他身”，“这种情形不少见”他幽幽的说。
陈宁宁是袁红冰父亲编辑同事的儿子，袁红冰曾在自传《文殇》第四章写着：
“…那天开始陈宁宁精神失常了，在死寂的深夜，经常可以听到陈宁宁狂乱的歌声摇曳在漆黑的夜空，歌词的内容都是赞扬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伟大、神圣，可是，那歌声却像一个在绝望的疯狂中寻找慰藉的、衣衫破碎的醉汉…”。
“也许我们是汉人，也许因为母亲是共产党基层党工，那时袁家逃过一劫。”不过因任职报社编辑，袁红冰父亲也曾被拉出批斗，“被叫去站桌上，低头弯腰向群众给交代自己犯了什么罪。”
大概直击太多这些，袁红冰访谈间常露出奇怪笑容，一种“跟你讲再多你能懂得我目击感受吗”的诡异笑容。
他想起小时候在报社资料室常翻的古籍，“好的政府不是爱民如子，怎不是这么回事”，“大饥荒”与“内人党事件”简直把他最后一滴对中国政权认同抹煞殆尽。
27岁念大一
“上山下乡”（1955年至1970年中国鼓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定居、劳动）后又几年动荡过去，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打算恢复停招10年的高考（大学入学考试），求知欲正盛、当时27岁的袁红冰打定主意要上学。
1979年高考外语成绩他甚至拿了内蒙第一，他说动荡期间从没停止自学，也非父母教导，“他们文革时忙着闪都来不及，哪有时间教我。”
本想念文学
进入北京大学插曲不少，“我不是抱着‘学法律在中国做出一番名堂’的云云雄心去北大，入学前我对法律一点兴趣都没”，一开始，他以第一名考上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有个走后门的也想念俄语系，但因成绩差我100多分，直接把我名字拉下太难看”，当时招生委员会把袁红冰找去“你上法律系好不好？”，他无意争论“无所谓，能上北大就行。”
北大时期
“在我心中法律是三流智慧，第一流是哲学，再者是文学”，袁红冰称北大法律本科生（大学部）4年没做过笔记，唯一有价值的课是〈语法修辞学〉，“对思考没用，但对写作语言逻辑有帮助。”诳语如此，袁红冰法律仍念得如鱼得水，本科生毕业后继续研究生，主修刑事诉讼法的他因成绩颇优，原本3年时程他2年就念完，“1986年中国才恢复学位不久，刑诉最高学位就是硕士，于是我留校任教。”
他不少大学同学都在中国官场腾达，李克强（今中国国务院总理）、孟宏伟（今中国公安部副部长）、黄尔梅（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我们都是“老三届”（代称1966年至1968年高中毕业生，因被“文革”延误，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3届仍被允许参加考试至1979年），李克强77级、我79级，一块儿上过几门如〈西方宪法〉的大课，课余一起喝酒。”
大二参选民意代表
回想北大时期，袁红冰称他在校没遮掩反党倾向，“那时胡耀邦主政中国10年支持思想自由，北大自由学风媲美蔡元培时期，若没有胡耀邦，我早被开除”，大二时他甚至出马竞选民意代表。
1979年中国修改《选举法》，决定1980年把原先直选层级由乡（镇）提升到县（区），不少北大学生看准这点跃跃欲试，该年11月9日，袁红冰和中文系姚礼明、研究生会主席薛启亮宣布参选北京市海淀区（北大所在地）人民代表，之后共有15名北大学生参选。
虽然12月13日公布选举结果，袁红冰不在当选之列（那年学生选区共计选民6084人，投票率91.2%，由哲学系研究生胡平以3467票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但这波风潮已对北大燕园学子产生影响，“那时中国高层想整肃我们15人准备开除学籍，最后胡耀邦（时任中国中央总书记）坚称对学生不该整肃、教育即可。”
他感叹胡耀邦死后，知识界如此缅怀，只因“他让中国思想自由有发芽机会。”
影片：胡耀邦遗孀李昭今年3月11日逝世，享耆寿96岁
胡耀邦的默许
“后来我留校任教，讲课也不受拘束，课堂鼓吹‘自由是人的最高价值’都没事，当时党才是最高价值；也在课堂讲‘无罪推定原则’，即使党办案根本是‘资产推定原则’。”袁红冰任教时每周也办讲座让师生讨论，同时讲自己开发的英雄人格哲学。
“之后的中国哪能允许你创一派哲学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就讲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重要思想指引’，马克思唯物主义就是最高哲学，怎可容你创立自己的哲学？但胡耀邦允许，我做这些都没事。”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顽固派反击，赵紫阳勉强又保留2个月思想自由，但群起缅怀胡耀邦运动未止息，两个月后，六四发生”，“最终，1989年六四的彻底镇压，让中国思想界自此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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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厮够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