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下引的是台湾文献66卷第3期〈战后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1945-1949）〉
因为连错字都一样。
没想到同一篇马上就可以打脸。
猪去狗来是种比较法。先别说台湾人可能偶尔在日治会吃不到米用甘藷顶替。
但在战后初期可能连番薯都吃不到，还饿死人。
还有货色为了舔更后面的沾沾自喜，这种恶心更是可悲。
那篇也有写到 P.62、P.66
依据行政长官公署的估算，如果以全年消费量要88.5万公吨来比较，
仍不足24.7万公吨。面临粮食短缺的情况，1945年10月31日行政长官公署公布
〈台湾省管理粮食临时办法〉，以全面征购、计口授粮的方式，
以期军需民食不致发生供需失调。依据〈台湾省管理粮食临时办法〉规定：
1945年第1期生产之米谷中应缴未缴者，及第2期作生产只米谷扣除自用外，
应全部卖给政府委托之地方农业会。食米的供应，准由人民设置零售店，
办理零售业务，但零售价格每百公斤不得超过166元（每台斤99.6元），
并且规定台湾米谷暂禁输出省境。
由此可知，行政长官公署承续日治末期“总征收总配给”制度，
委托市街庄农业会办理米谷收购业务。至于配给部份，
不同于日治末期配给是全面性的，行政长官公署只对公教人员进行配给，
至于一般民众则依行政长官公署规定的公定价格向政府核准的零售商店购买。
农民缴交意愿低落，使得粮食市场供需失调，粮价随即出现严重波动，
引起城市消费者的恐慌，纷纷购藏粮食；
相对地，产地民众因粮食短缺的焦虑而产生反市场的行为，
以武力阻止区内粮食外流，形成以区域内粮食自给自足的“地方圈”。
因此，产地的农民不愿意抛售粮食的情况下，产地的米粮输出不多，
使得消费地的配给米粮供应减少。城市地区的消费者因政府无粮配给，
包围县市政府或纠众聚集粮食局索粮，粮食市场失序。
民众无法从配给制度获得维生的米粮，纷纷求助于黑市，助长了黑市的交易，
使得米价日趋腾涨。粮食市场的失调，使消费者对此大环境的变迁，
不禁发出感叹之言：“过去（日治）虽然苦，我们总还可以吃到配给米，
填得饱肚皮，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但现在（战后）时代变了，
物价更高了，我们最近竟然连吃番薯的机会也在逐渐的减少。”
此不平之鸣充分凸显，战后虽继承日治末期配给制度，
但因制度失灵，几乎不能确保消费者能得到维持最低生活限度的食物。
这边摘战后台湾米荒问题新探（1945-1946）叙述
新政府不只封存米粮，更进一步公然向民间“抢米”。
最著名之例就是台中县抢米事件。在叶荣钟〈台湾省光复前后的回忆〉文引
〈台中县参议会〔三十五年致省（参）议会〕请求救济米荒〉提到：
本省光复以还，台中县下粮米先被粮食局征用壹万八千余石，嗣后又
被蔡（继琨）少将以恐怖手段强迫运去二万五千余包，两度合计达四
万余包，合米四百万斤。
除“征用”外，新政府再以“抢米”方式取得 2 万 5 千余包。在《灌园先生日
记（十八）一九四六年》3 月 13 日中也提到：
会蔡继琨、刘存忠，商对征收食粮之事，雾峰农食〔仓〕现存米一千八百包，
愿分六百包与国军，其余以配给庄民。蔡言受当局之命，非全取去不可，
台中县下要取四千吨，非仅供给国军而已，并要供给基隆、台北、高雄等处。
前述提及封存 11 万余吨粮，可知政府是有足够米粮供给他处，
但蔡继琨却说抢米理由是“非仅供给国军而已，并要供给基隆、台北、高雄等处”，
显然这不过在掩饰新政府贪得无厌抢米之借口，连民间的余粮也要抢。
3 月 14 日即发生雾峰抢米事件，
前述叶文引 1946 年 4 月 18 日雾峰乡民〈为吁请政府宽贷征米粮以苏民困〉呈文
，记载抢米事件如下：三月十四日警备司令部蔡少将继琨军率军队三十余名，
并带机关枪数架，分乘卡车数台，如临大敌，包围敝乡〔雾峰〕农业会。拔刀拟枪
，满口恶声，强迫该会副会长林士英打开仓库，竟将存米二千余包搬运一空，
其举动之蛮暴，令人莫辨其为官军与土匪。
蔡少将即任长官公署交响乐团团长蔡继琨。“土匪”一词说明了当时新政府蛮横抢米
之恶行。如林献堂日记所言：“台中县下要取四千吨”，
造成台中各乡镇农会存米被搜刮一空。结果民无米可食，只能以树薯签粉代用食。
停止配给并封存米粮，加上土匪般的搜刮抢劫民间余粮，这才是造成
1946 年 1 月以后市场米量急冻，“民无米可食”，也就是“米荒”的主要原因。
当时台湾虽仍有相当数量米可用，但绝大部份却遭新政府封存垄断，无法流通。
此一人为的“米荒”立即性的影响，194年 1 月以后米价逐月暴涨，导致偏乡
地方饥荒问题，甚至无力购买的贫者饿死之悲剧。
再摘日本帝国殖民地的战时粮食统制体制：台湾与朝鲜的比较研究（1937-1945）
据现今尚留存的“家庭用米谷配给券”研判，
一般家庭购买配给米的频率大约一个月两次。另外，台湾食粮营团经手的粮食
尚有甘藷、切乾乾藷、麦类、大豆、花生、淀粉及面类等。
以 1944 年日本、朝鲜与台湾粮食供出占实收比例比较，米谷方面，日本达 60.46％
，朝鲜 63.47％，台湾 85.30％；麦类方面，日本达 53.70％，朝鲜 30.68％；
杂谷方面，朝鲜达 54.79％；甘藷方面，日本达 56.48％，台湾 6.28％。
台湾展现高度的米谷供出力，与超低的甘藷供出率，
可能是台湾人以大量甘藷来取代米食。
另一方面，台湾较为稳定的米谷生产与农村统制效能的发挥，
百姓得以保持较高的配合度。
*台湾部分，供出量超过该部落摊派量之 90％以上时，每石给 22 圆奖励金，
超过 100％时，每石给 70圆报奖金。樋口俊平，《“米谷责任供出制”早わかり》
（台北：台湾食粮经济新闻社，1944），页 3-4、44-45、48。
另外由于1939年。1939 年，日本及朝鲜米谷严重减产，
日本在 11 月调高 5 圆的米价，并强制米谷收购，朝鲜总督府随即跟进，
但台湾总督府尚考虑糖业会社的生产，只勉强提高了 2.93 圆的米价。
因为台湾总督府的收购价太低，业者只好哄抬价格以求达到规定的收购量，
结果造成市场一阵混乱。农业会的收购系统确立后，米价成为不二价，
对于市场之稳定有所助益。整体而言，日治末期总督府的物价统制相当成功，
据吴聪敏整理的资料，1940 至 1944 年平均月物价上涨率在 2％以下。
供出数量是在插秧前先依前一年州厅的生产条件、生产状况、水利、肥料及
甘蔗的面积等决定，摊派量则按州厅、市郡、街庄、部落（农业实行组合）
辗转分配比例，而每户的责任供出有赖部落会长、保甲、笃农家及米谷生产量调查员
对地方的熟悉与决议。已经决定的供出量原则上不变更，
但有特殊灾害或其他情形才能申请核减，
结果是日本认为台湾的粮食供应较朝鲜稳定，朝鲜必须压低配给，
但台湾却可以增加粮食消耗。
※ 引述《nfish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之铭言：
: ※ 引述《sobiNOva (星星彻夜未眠)》之铭言：
: : 你是反串??上面台湾人的消费量比移出量还高阿XD
: : 每人年平均消费1石...台湾人现在都没吃这么多米好吗
: : 这篇我早看过了
: : 日本人规划的大东亚共荣圈是各自有不同杂粮产物，
: : 产米的也不是只有台湾啦，只是台湾蓬莱米真的棒^^
: : 朝鲜 台湾 南洋 粮食自给率都是超过100%
: : 是会互相交易的好吗...原本台湾要推小麦，可惜品质不好
: : 关于甘藷，的确是作为代用粮食之用
: : 但你知道那时候甘藷也不便宜吗?
: : 因为甘藷是当时酒精的原料之一
: : 甘藷太贵台湾人是会转去吃米的!!
: : 自己看看图也知道台湾米年年增产的幅度可是移出并没有疯狂增加
: : 甚至还有下降的，文献都有记载，所以不要秀下限了
: : 台湾米产量在日治时代是完全足以供给台湾人自用的
: : 是因为二次大战后期 日本运输舰 常常被击沉 加上本土被轰炸
: : 肥料不足，米价上扬，甘藷签才广泛成为主食好吗..
: : (这原因是甘藷比较不吃肥料，而米要吃重肥，特别是蓬莱米
: : 上面文章也提到因为蓬莱米好价，台湾农民多已转种蓬莱米)
: : 当时日本人自己也都是这样吃的
: 皇民为了舔日，真的好恶心，假造历史
: 来看一下台湾真正的历史文献
: 看看日本人怎么迫害台湾，把米运到日本打仗用
: 台湾人吃不到自己的米
: 1938年日本帝国为了因应战争的需要，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对国家
: 各种资源进行强力的掌控，包括食物的生产、分配。国家总动员法实施
: 的范围不仅在日本本土，也包括其殖民地台湾，对台湾所产的稻米严加
: 控管并统筹调度。因此，1939年5月公布〈台湾米谷移出管理令〉，规定
: 台湾生产的稻米不论出口或岛内消费，一律集中管理，透过日本米谷株式
: 会社统一移出日本，而民间不得自行移出。而台湾的米谷生产，必须配合
: 日本中央的米谷政策，由总督府与农林省事先商量，按月别决定数量，依
: 一定计画将米由台湾输往日本内地贩卖。
: 借此使得日本中央政府能掌控殖民地台湾的粮食资源。
: 1939年10月台湾总督府公布〈米谷配给统制规则〉，因为战争局势规模扩大
: 且日渐紧张，物资消耗剧烈，实施对岛内米谷食粮进行“总收购总
: 配给”制度。为全面掌控米谷生产与流通过程，台湾总督府设置专责粮政
: 的机构“米谷局”，执行〈台湾米谷移出管理令〉和“总收购总配给”制
: 度。米谷局则利用各地农会（1944年改为农业会），执行粮食收购、流通
: 等业务。由此可知，从米谷局到各地农业会，粮政体系更具“组织化”与
: “一体化”，粮食流通全然掌控在国家手中，不论是输出或是岛内消费的
: 分配，台湾总督府皆能进行整合式统制，彻底控制台湾的粮食资源。
: 关于“总收购总配给”制度，可以分为粮食收购、粮食配给两大部分。关于
: 米谷的收购，各地区的碾米业者以州厅为单位组成“米谷纳入组合”，向农民
: 收购稻谷。农民所生产的粮食，除保留规定量的自食粮及种籽外，应全面缴交
: “米谷纳入组合”；经由“米谷纳入组合”加工后，缴纳给政府，再由总督府
: 米谷局出口至日本。
: 然而，随着战争的恶化，总督府为了确保因应战争所需要的粮食，将收购数量
: 加以摊派各市街庄农业会。因此，农务课先评估田生产量，制定减去农家使用
: 的数量，用公定价格向农家收购。
: 由此可知，统治者企图透过农业会的动员达到预定的收购数量。此政策也造成了
: ，农民无法负担征收米粮，而将维生米供出，如《灌园先生日记》记载
: ：“南屯佃人五名来，谓郡役所命令供出粟之数量不足，尽将伙食粟以抵额，
: 而不许可米榖配给券，似此无饭可食，何能耕作。”
: 透露出官方将收购与配给相配合，若没有交足规定额度，将无法领到配给，
: 借此提高粮食的征收率。
: 至于粮食的配给，实行计口定量配给，配给量则根据各州厅消费量的
: 调查结果，由政府订立配给计划。根据计划，政府将收购的米粮转售于台湾食粮营团
: ，由该营团实施配给。实际上，对人民而言，配给的食物总是不够，
: 有时候一连几天用副食品地瓜或面包来代替三餐。
: 随着战势的恶化，官方配给数量日渐减少，导致了人民仅依靠配给粮是不足裹复，
: 即使是雾峰林家，也面临无米可炊之窘况，需向他人借粮。
: 参考文献
: 台湾省政府粮食管理处编，《台湾百年粮政汇编》，第1编（台北：台湾省政府粮食管理
: 处，1997年），页 2-9。
: 钟淑敏等访问、吴美慧等纪录，《曹永和院士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
: 所，2010年），页37。
: 林献堂著、许雪姬主编，《灌园先生日记（17）1945》（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
: ，2010年），页19。
: 食粮营团：日治末期，总督府鉴于原来的米谷及其他食粮配给机构组织纷冗，致配给
: 制度及消费节约运动实施困难，故依据食粮管理令，将各地的食粮配给机构合并为
: 单一机构，于1944年1月设立“台湾食粮营团”。
: 其任务在配合总督府所规定之食粮配给计画，办理主要食粮之配给，并依照总督之指定
: ，统一办理必需食粮之贮藏。州农业会将征集来的主要粮食加工后，再转由食粮营团
: 配给，而民众则需持领米簿至食粮营团领米。
: 参见李力庸，《日治时期台中地区的农会与米作》，页223-229。
: 台湾食粮问题研究所，《台湾食粮年鉴》（台北：台湾食粮研究所，1943年），页46
: 。
: 林庄生，《怀树又怀人：我的父亲庄垂胜、他们的朋友及那个时代》（台北：自立晚
: 报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页234
: : 国民党一接手，一年后立马暴饥荒，不要说番薯签
: 和国民党什么关系，被美国轰炸，水利设施都没有了，国民党不用重建啊
: 皇民真恶心，还好都有历史文献
: 台湾文献
: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1945年第1期插秧期间，台湾北部发生寒害，
: 南部出现旱灾，第2期作又遭遇台风，并加上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遭破坏
: 等原因，1945年全台稻米生产仅剩63.8万公顿，不及1938年总生产量140万公顿
: 的一半，减产约54％。（参见表1）台湾面临粮食短缺的现象，
: 地方士绅认为回复自由买卖，商人恐抢先一步收购、屯积，哄抬粮价，导致粮食
: 供给失调问题更形严峻。如当时雾峰士绅们担心地方粮食被外地商人买走，
: 以致乡内粮仓空虚。地方士绅商讨后，决议由雾峰乡农业会副会长林士英出面
: 劝告地主，将所收之米粮寄在农仓，切勿出售米粮给商人。再由农仓依时价出售
: 给民众，避免乡内民众无米可籴。21说明地方士绅关心的是如何维持社会秩序，
: 避免粮食大量流出，维持地方上粮食供给充足。
: 17 林献堂著、许雪姬主编，《灌园先生日记（15）1943》（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
: ，2008年），页194。
: 18 许雪姬等访问、邱慧君纪录，《王世庆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 ，2003年），页76。
: 19 钟淑敏等访问、吴美慧等纪录，《曹永和院士访问纪录》，页37。
: 20 郭怡棻，〈战时体制下的警察与台湾社会（1937-1945）〉（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台
: 湾史研究所，2011年），页61-64。
: 21 林献堂著、许雪姬主编，《灌园先生日记（17）1945》，页359。
: : 路上野草泥巴都有人吃
: : 本来自杀率不高的台湾居然天天有人上吊自杀
: : 一堆人养不起儿子女儿全家自杀的也有
: : 饥荒完就是228了，为何 百姓都没东西吃了四处抗议
: : 结果9.2还会说228是历史必然的结果(笑)
: : 给KMT统治的确就是这种结果啦..
: : 会输掉大陆真的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