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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二二八的资料时，总是想起在三一八学运前，85岁的阿嬷紧握着我的手说道：“阿孙
欸，汝真正欲去喔？”想起她不知道是否因为身体虚弱而颤抖，或眼窝的沧桑使得眼黄显
得比平常更大？心头一揪，眼眶便不自觉的红润。
在和平纪念日这天，虽显得唠叨，但我想说个几句。
请别省力的贴上标签，而放弃理解。
西元1947年，在台北公会堂里，空气中弥漫着诡谲，尽管如此，做出的诉求仍不放弃和平
。
而我们最遗憾的，是国军不但选择了贴上反贼的标签，还用致命的武力断绝了互相理解的
可能。
至今，当时的拒绝理解、沟通，不仅将王添灯先生化为历史的焦痕，现在还正在你我的骨
肉间延烧，体现在蛆吱之讥等等的难题中。
假设“历史出现了如果”，是对于过去的悔恨，那么站在岔路的我们，是否该参考那个如
果呢？
台湾汇集了不同的人群，各自带有自身的历史记忆。他无法忘记南京大屠杀，就犹如你无
法忘记二二八或者雾社事件一样。
最近较常读到南京大屠杀干我屁事的主张。没错，不甘你个体的事，但和整体社会有关。
不论愿意与否，目前的台湾是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比例上虽然有所消长，而认同这块土
地的，大家都是台湾人。
对于1949年逃难至此的人来说，要他们抹去1949以前的记忆才准许生根是不可行，也不可
能的。
我们无法否认每个群体，包含原住民、客家人、传教者、新移民、外省人、本省人等等的
记忆，既然如此，与其否认，倒不如尝试理解彼此？
只是，用对外的战争罪行来类比二二八对内的国家暴力，是逻辑上错误，且没有仔细思考
的。
但这样的逻辑谬误并不能作为正当"滞台贱畜就是该滚"的理由，这种主张和谬误本身没有
强烈的关联性，而无法成为论理依据。
仇恨对一个族群的团结是短期内很有效的工具；而对和平的向往虽然同样有力量，但前提
是推己及人。
历史事件是客观的，主观诠释，令它成为力量强大的工具。
举例：希特勒的崛起，不得不提到借由广布激进的仇恨，团结了多数人，但也引发了悲剧
。
而现在的我们或许不应该仇恨对方，在理解彼此后，更能迈向团结。
试举一例：我们该如何期待那一位站在柏林围墙上开枪的士兵，能有"人类的良知"，并排
除从军以来，对他去个体化的可能？(也就是已经认为自己是工具，上命下达)
同理，在当时二二八事件，下至被命令开枪的宪兵，上至被指示动用武力的长官，能被这
个虚无缥缈的"良知"约束吗？
但是，随着冤案的真相大白和与认同台湾的意识渐长，在认知到自己原来杀的不是国家的
敌人，而是自己宣誓要保卫的人民时，看见镜子里逐渐佝偻的身体和心灵，那样的折磨或
许是难以言谕的。
和平纪念日的意义
或许有人认为纪念二二八难道不用纪念雾社事件？西来庵事件？郭怀一事件？等等…
和平纪念日是在宣示政府对于国家暴力、拒绝沟通的后果深刻检讨，沉痛的提醒不许再犯
，并且纪念过往为台湾努力的祖先们。
作为最近期、规模相对较大的事件来纪念不是最为恰当吗？
比喻来说，工厂里的SOP里会记取以前的公安、技术意外的教训而修正，但作业白板上会
写的不是自xxxx年已经没有意外，来提醒所有人吗？
同胞要团结，团结真有力。
最后，我想引用这简单的十字来总结。
我想，这句话不是闽南霸权的独断；而是做为台湾人，由衷希望见证历史的彼此能说出：
“同胞，我们好好的谈，好吗？”
注1：请别误会我的意思了，并不是没有人要负责。
只是这个界线应该划到何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这，我提出想法：
１.若将国家暴力譬喻成笼里的猛兽，我们要追究的不是猛兽本身，而是谁把笼子打开的
？具体来说，是谁允许杀人的？
２.这样的原则需要严格、有证据的证明
(1)作成决定的人有允许或禁止、中止的权力。
(2)于存在保有人命的选择中，作了相反的决定。
而为什么要严格、有证据的认定，是因为不要重蹈覆辙。
简短的想法或许有瑕疵，但就目前为止所得的资料，蒋中正和陈仪是符合定义，且最应负
责的人。而负责的方式，就是由我们在历史上确确实实记载他错误的决定。
注2：由指挥人负责和由部署自己负责的区辨
如果国家对内使用暴力，首先要看的是谁指挥执行人使用暴力。而这个时候，指挥人应该
要负起伤害人民的责任。
假设指挥人并没有作出指示，仅仅是部署自己妄自杀伤人民，则该追究责任的就是部署自
己了。
如果是部署杀人的情况而找不到凶手，就应该直指最高层级的指挥者负责，这样才能督促
国家机关自己揪出元凶(当然还是要用严格、有证据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