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yamatobar (747-8I)》之铭言：
: 关羽都曾经投降过
: 张辽、张郃、徐晃、庞德、黄忠、魏延、马超也是降将
: 甘宁和太史慈则是跳槽到对方阵营
: 早年的赵云也是到处漂流
: 更别说吕布了,三姓家奴的称号不是白白得来的
: 于禁就只是因为被迫投降一次,从此评价不得翻身
: 只是因为他没像庞德那样慷慨就义,对曹操来说等同是得力左右手的背叛
: 是这样吗?
如果只看《三国志．于禁传》前半段的记载，会发现与同为五子的张辽、乐进差别不大，都是冲锋陷阵、百战百胜的一员猛将。唯一与张、乐两人有所区别的是，陈寿特别强调了于禁的“威重”属性－重荣誉、守秩序。
于禁治军严谨、重视原则的性格特征，可以从＜于禁传＞的两起事件可见一斑。
在曹操起兵的前期，他收纳了一批来自青州的黄巾余部，并拣选当中的青壮之士编入军队，称之为“青州兵”。这支青州兵过去做的是反动事业，由于才刚刚“从良”，很多坏习惯还没能来得及改掉，因此纪律方面就有待加强。
不久曹操因为贪图宛城人妻而吃了大亏，当时同在宛城的于禁带着部队且战且走，一边退兵一边寻找曹操。途中于禁发现了十几个裸奔的士兵，一问之下原来是那批青州兵忍不住手痒，趁乱又“重操旧业”，将同袍给彻底打劫了一番。
于禁闻讯大怒，也不管大家同在曹操帐下，下令攻打青州兵，狠狠修理了他们。待混乱逐渐平息后，青州兵便向曹操告状，于禁得知此事后并没有太大反应，按部就班地将军队扎营安置后，才前去向曹操说明事情因由。
曹操听完两造双方的陈述后，立马判决于禁胜诉，不仅无过而且有功，当场封了于禁一个侯爵。
第二件事情就是昌豨复叛。于禁与昌豨为同乡好友，后来也一起为曹操做事。当昌豨二次叛曹失败，而落入于禁手上时，于禁以军令如山为名，挥泪将昌豨给斩了。曹操得知此事后，又更加地欣赏于禁。
从这两则故事里头，可以看到于禁的傲然正气，但仔细分析却会发现于禁在处理这两件事情的方法，却有着根本的矛盾。
在青州兵事件上，于禁的处置方式显然是违反军令的，因为青州兵再怎么不像样，那也是由曹操作惩处，于禁有什么资格擅用私刑？
但到了昌豨事件，于禁又坚持要严守军令，即便昌豨在此次叛变中可能尚有转圜余地。这可从曹操得知昌豨被于禁所处决之后的反应中可以略知一二：“豨降不诣吾而归禁，岂非命耶！”
这句话更深一层的含意，代表当时昌豨若面对的是曹操本人，曹操极有可能会放他一条生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也对于禁这种过于极端的作法感到怀疑，如果于禁真的念及旧情，将昌豨直接送到曹操面前，请他亲自决断也不算违反军令，为什么非得要亲自动手呢？
无论如何，虽然于禁以双重标准行事，但都带来了同样的结果，也就是曹操的高度赞赏。
从上述的分析，我自己有个解释。于禁就像是一个班长，他拼命读书与积极管理秩序，为的就是要获取老师的肯定及同学们的崇拜，当然效果通常适如其反。
＜于禁传＞里另外一个记载可以加强这项论述的可信度：“禁持军严整，得贼财物，无所私入，由是赏赐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众心。”
于禁表面上是个公私分明，也不吝于奖励部下的好长官，但同时他在约束部下的方式又过于严苛，因此在底下的士兵其实并不喜欢他。于禁的所作所为，只是肤浅且表面的“好长官”运作模式，并未真正地内化成为自己的统御理念，那当然也就得不到发自内心的敬重。
既然于禁是如此珍视自己的形象，那么他又为什么在日后的樊城之战投降关羽呢？
一览《三国志》对于樊城之战的记载，可以清楚知道于禁并非败给关羽，而是败给了连日大雨。大雨大雨一直下，造成河水暴涨，当时于禁部队驻扎在城外，完全没有任何遮蔽，只得退到地势较高的土丘坐以待毙，于禁是真的支撑到最后一刻，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那么有人可能又会问，同是魏国将领的庞德都可以宁死不降了，为什么于禁不能比照办理呢？
从＜庞德传＞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魏兵“吏士皆降”。
试想你若是当时长时间淋著雨水的魏兵，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不仅容易生病，身体也有失温的危险，更罔论起灶炊食了。在又冷又饿又难过的处境之下，于禁作出投降的决定也只是人之常情。
庞德之所以不降，是因为他不能降。庞德起初加入曹营时，周遭就已经有许多对他不友善的声音，因为他的亲哥哥庞柔以及雇主马超都在刘备麾下，庞德当时的忠诚度是备受质疑的。如果他当时投降了，不就是印证了那些谣言为真？既然事已至此，庞德也只好用死来表明心志了。
于禁在最后一刻选择了退缩，也代表他从此摆脱不了当时社会道德价值的强烈批判，他这辈子所努力争取且捍卫的成就与名声，从此一笔勾销。在后人的评价上，于禁也永远比其他四子低了一个层次。
重视名声胜过一切的于禁，最终竟迎来身败名裂的下场。身为后人的我们，除了指责以外，是不是也能给这位于将军一点同情与体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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