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时代, 日本总督后藤新平说台湾人 "贪财, 怕死, 爱面子"
我以为这句话是殖民台湾的日本人, 要让台湾人没有荣誉感, 才会臣服日本人的统治
国民政府来台, 教育转而教导台湾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却不告诉你, 什么是台湾人的榜样
杜正胜:
"十几年来课纲争议的核心在那里？概略地说，这是以“台湾”为主体，或者以“中国”为
主体的斗争。争议直接显现的分歧是，我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国土的范围东西南北到
那里？全国人口有多少？首都在那里？等等最基本的事实，但我们的教科书却说不清楚，
甚至选择逃避，我故说，这是不敢教学生他的国家的教育。
争议的底层则存在一个更严肃的哲学命题──我是谁？我们是谁？
或者说，我如何成为我？我们如何成为我们？"
我列举出2个台湾人抛砖引玉, 希望借由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来重新塑造台湾的理念型人物
陈智雄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2099
51年了，敬你，台湾独立第一烈士“陈智雄” (张智程)
"...出生于屏东的陈智雄，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成为日本政府驻印尼的外交官，
日本战败后，陈智雄并没有返回日本，他因为亲眼所见印尼人民遭到荷兰殖民统治的悲苦
境遇，因而投入参与印尼国父苏卡诺所领导的印尼独立革命，陈智雄先生以自己的资源暗
中转移日军遗留在印尼的武器给印尼革命军，因此遭到荷兰殖民政府逮捕囚禁一年，印尼
独立后，陈智雄先生以印尼开国英雄的身分，获得苏卡诺总统颁赠印尼荣誉国
民勋章。
返回日本后，陈智雄先生立即将追求印尼从殖民地独立解放的热情转向了自己的祖国“台
湾”，他参与了战后第一个台湾独立运动组织——由廖文毅所领导的“台湾共和国”，并
凭借著自己的外交长才与人脉，在1955年以“台湾共和国驻东南亚巡回大使”的身分，代
表台湾共和国出席了战后在印尼举行、具有象征第三世界国家团结重要意义的第一次六国
‘万隆会议’，而廖文毅得以以“台湾共和国大统领”的身份，在1963年出席马来西亚的
独立建国大典，也归因于陈智雄先生长年在东南亚的努力奔走。
在那阵子，战争结束后短短数年内，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殖民地都相继宣告独立了，过去曾
经访谈过几位老人家，从他们口中的描述，才或许可以体会陈智雄先生、以及当时心中已
经出现台湾认同的台湾人在那段岁月里的心境，作为台湾人，国籍、身分、与认同一再被
迫转换，奈何会成为唯一摆脱殖民统治后，竟继续由另一个外来政权殖民、而无法独立自
主的殖民地...
陈智雄先生为台湾独立的奔走，为自己换来了悲惨的命运，先遭到中国共产党政权施压而
在印尼遭到监禁，出狱后因为没有国籍，因而无法入境日本而流浪于印日间的班机上，直
到获得一名瑞士官员的帮助，取得瑞士公民的身分后始得入境日本。然而，日本政府在国
民党政权的施压下，不久后便于1959年将陈智雄先生引渡至台湾（另有一说是遭到国民党
特务绑架回台），随即遭到国民党政府逮捕监禁，在其后短暂出狱的期间，陈志雄先生却
无惧死亡威胁、立即投入于台湾岛内筹组台湾独立组织“同心社”。
或许，陈智雄先生宁知会死，却怀抱着台湾必须要独立的悲愿与大志、而选择勇敢而温柔
的面对死亡的吧
终于，1961年，陈志雄先生人生中第四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遭到逮捕投狱，1963年5月
28日清晨，陈智雄先生在晨曦中被唤醒、从警总看守所的牢房被押往马场町，据当时遭到
监禁于相同牢房的政治犯难友施明雄先生以及刘金狮先生的口述，遭到拖出牢房的陈智雄
先生因为拒绝下跪、坚持直挺尊严地站着、捍卫作为台湾人的尊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一路高喊著“台湾独立万岁”，却遭到警总的守卫报复，卫兵拿斧头劈烂了他戴着脚镣
的双脚，使陈智雄先生惨遭拖行，他们更以铁丝刺穿了他的双颊，使他无法张嘴，但陈智
雄先生仍奋力撕裂渗血地喊著“台湾独立万岁！台湾独立万岁！”，直到子弹穿进头部夺
去他生命的那一刻.
那天到现在，五十一年了，直到去年夏天，陈智雄先生的女儿才从中华民国政府的手上接
到父亲的遗书，遗书上写着三名年幼儿女的名子，以及短短的一行日文字“私は台湾人の
为に死す（我是为台湾人而死）”..."
汤德章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2262
让法槌扬起来，让子弹不要飞──汤德章纪念公园 (余杰)
"...汤父为日本人，母为华人。青年时代，通过文官考试，成为台湾警界仅有的两名台湾
人警官之一。一九三九年，因当地一名日本人开车撞死一个台湾青年却被判无罪，愤而辞
去官职，赴东京苦读法律。一九四三年，成为执业律师。一九四五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
，汤德章被推举为台南市南区区长。一九四六年，又当选台湾省参议会候补参议员，同年
当选为台南律师公会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仪治台期间，曾致函汤德章，力邀其担任台湾省公务员训练所所长。汤德章誓言不担任
中国官吏，“‘当中国官’在心理上要做贪污的准备，我不愿埋没自己的良心”。
“二二八”事件爆发，汤德章被推为“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治安组长。很快血
腥镇压便降临：三月十二日，汤德章被捕，被反绑悬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托枪打断。次
日，他被反绑双腕，背后插有书写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车，绕行市街，押赴“民生绿园”
枪决。历史学家李筱峰在《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一书中记载：据目击者叙述，汤德章
在被枪杀前，仍神情自若，向四周市民微笑，行刑的士兵厉声叱喝“跪下！”汤氏端立不
动。在其怒骂声中，子弹穿入鼻梁及前额。他犹傲骨挺然，怒目圆瞪，过些时才倒下。多
年以后，作家叶石涛在小说《夜袭》中借主人公简阿淘的眼睛描述当时的场景：“那身体
魁梧的汤德章被枪决，他留下来的血迹在大正公园的水泥地上，用水冲了也冲不走。”
汤德章被杀害后，当局下令曝尸三日，妻子陈滥目睹夫君的遗体曝晒在烈日下却不得收尸
，揪心守候哭至无泪，并写下椎心泣血的爱情篇章。
三月中旬，高等法院的判决书宣布：“汤德章无罪！”而汤德章早已冤死。美国法学家伯
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汤德章被枉杀，表明那时的执法者并
不相信法律的神圣性。
汤德章的牺牲，使台南成为“二二八”事件中伤亡人数最少的地区。行政院《二二八事件
研究报告》指出，“汤德章之死，台南市民同声喊冤”。又说：“他背负起全台南动乱的
责任，是替台南市民赎罪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