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RalphWang (洛夫汪汪汪)》之铭言：
: 基于转型正义的实务经验，
: 不适合立即公布有个很基本的理由：
: 这些白色恐怖政府档案是真的，不代表文件内容都是真的。
: 这个道理，曾经在不愿役服役的乡民们应该都很容易理解。
: 各位当兵写过多少被的文件，内容全是在部队要求下乱掰的？
: 这还是各位在千百个不愿意下配合乱写的情况，
: 戒严时代的情治体系成员都有非常强烈的诱因去乱写档案，
: 请把你在国军中看到的乱搞情况放大十倍去想像。
: 举例来说，在苏联瓦解后不久，
: 东欧的国家就是以档案全面直接公布的方式处理。
: 结果一堆民主运动人士的档案上记录居然都是“情治机关的线民”，
: 很多人的人格毁灭，从反抗英雄变成人人喊打，
: 很多人的政治生涯或平静生活就此终止。
: 这些人都是伪装在反抗运动群体中的抓耙子吗？
: 决大多数不是。
: 他们有的是被抓去刑求，
: 有的是被用高压手法逼供，也有人只是单纯被叫去问话；
: 其中有的人耐不住痛苦透露了消息，
: 有人透露错误或无意义的情报来混淆视听，
: 也有些人从头到尾什么都没说。
: 但这些人的档案都是记录一样的内容：这人是情治机关的线民
: 没有写你被刑求，不会写你被连夜侦讯三天不能睡，
: 更不会写你是10个大汉三辆车押回来的，
: 记录的告密内容更可能是胡诌硬塞的。
: 上面内容就只会写：你是情治机关的线民
: 为什么？因为情治机关的特务会为了冲绩效、逃避责任乱写档案。
: 把受害人都说成自己线民，他的绩效好，业绩高，
: 长官看了都夸讲，真是个优秀的好干员。
: 至于胡诌告密内容，为了确定能入人于罪，
: 这实在是小事一装。
这个说法实在是只知其一，非常一相情愿。我从三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
（一）从情治单位的角度来说
很简单，情治单位倾向放长线钓大鱼，优先目标是建立长期而稳定的情报来源，这
种情报来源可不是前面所说“逼供”、“刑求”可以得到的（会这样做更接近要立刻
破案的检调单位），他们更常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或者说，更“文明”的方式。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诱因，不只是保障“线民”当下的安全，甚至还会替线民的未来
着想，确保他在标的组织中仍有一席之地。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继续获得具有可
信度的情报。
在这里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台湾在李登辉时期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全民公敌调查
局》，里面指涉一大堆民进党内有头有脸的人物干过调查局的线民。作者据说曾任调
查局的干员，他在谈调查局的监听时，就提过这样的看法：
http://www.vot.tw/enermy/ch04.htm
在这里我们也要探讨一下一九九八年高雄市长选战中，民进党籍高雄市
议员候选人陈春生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布，吴敦义的大哥大，被“业余无
线电玩家拦截”，让谢长廷拿来大肆炒作的一卷与女记者通话的“绯闻
录音带”。
首先，这卷录音带的来源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业余无线电玩家
”能刚好拦截到那通电话，而且又恰巧知道打那通电话的人是吴敦义，
更巧的是还把他录音下来，这个“业余无线电玩家”，除了是调查局负
责监听吴敦义的人之外，实在很难解释这么多的“巧合”能刚好一起发
生，至于调查局故意让这卷录音带曝光的原因，当然不外乎是要替当时
正受到台湾之声指控的资深爪耙仔谢长廷护航造势。
先讲一下题外话，谢长廷曾位这本书和书中内容数次告上法院，有兴趣可以追一下
这超过三次的诉讼过程。
这里的重点主要是说明，“线民”对情治单位来说是很重要的资源，他们当然会想
办法“善待”他们，因为来日方长。请设想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反对党内部进行重要
的竞争，两个热门人选一个是线民、一个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情治单位不
会作出动作，确保线民能够获胜吗？
这样的例子不是国内才有，国外也比比皆是。今年才有一个新闻，过去波兰反对共
产党的英雄、甚至当到总统的华勒沙，也被发现证据指出，过去他曾长期担任共产党
的线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从线民的角度来说
一个人不是直接从“非线民”跳到“线民”，这不是那么黑白鲜明的二选一。很多
时候其实有不少过渡的阶段。
处在“过渡”阶段的理由，是希望能够两面讨好。特别是情况不明的时候。
首先看看台湾自己的例子，我就举台北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好了。台北二二八
事件处理委员会，选出17名常务委员、二到三名的候补委员。和版上喜欢大肆宣扬的
“台籍菁英都被国民党杀光”不同，这些委员超过3/4活了下来，并且有一大半后来还
在当官，比如立法院院长、考试委员、省政府秘书长、地方县市长、省议员等等，怎
么会这样？
首先，你要先了解处理委员会这些人，他们不只是简单的台籍仕绅而已，很多都和
国民党有深刻的接触。例如林献堂等人当过二战南京受降式观礼“台湾代表”、黄国
书等人担任过制宪国民大会的台湾代表，陈逸松奉命在台湾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
等等。更直接的说，这些人其实是有与国民党联系的管道的。二二八事件有一个解释
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也趁机内斗杀害对方人士，而这也就意味“跟对”派系的台湾人，
在二二八事件中更容易全身而退。
当这些台籍菁英成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重要人物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前景
不明的混乱场面。要他们突然“大彻大悟”，当下立刻斩断和国民党的所有关系，是
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更合理的情况是，他们为了自保，也会试着利用过去已经建立
的管道，维持和国民党的联系，希望能够两面讨好。
于是整个事件的结果和评论，就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剧本了。如果二二八事件处理委
员会胜利，那么这些私下的联系就会被盖掉成为“谣言”，他们会晋身成为台湾建国
的“国父”；如果国民党获胜一如史实，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这些联系确保自身的安全
，并转为成为“线民”。
（三）从两者的关系来说
前一篇说法有个大问题，那就是如果情治单位是透过逼供、刑求的方式来取得情报
，直接说成“破获匪党”就可以邀功、而且功劳更大，干嘛还要写成对方是线民呢？
我认为，前一篇发文的人，并没有真的想清楚两者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现在好像比较少人谈傅柯（Foucault）了，但他的说法仍值得多加考虑。“权力”
不会只是单纯压迫的关系，而是生产性的关系。线民这个作法之所以可以长期存在，
关键在于两边都可以得利的“互惠”、“共生”关系。
对于担任线民的人来说，短期他可以确保自身安全、中期他可以获得利益，而长期
来看，他的前途是有个后盾作支援的。因此即使自己不是那么心甘情愿，但是仍然值
得加以考虑与情治单位合作。
对情治单位来说，除了要获得长期、稳定、有效的情报来源劝保自己监视的效率之
外，更重要的还有未来。当这些他们扶植的线民成为整个体制内的重要人士时，情治
单位的存续也就更有保障。
除了有重要人物的过去当保命符外，情治单位另一个重要的卖点就是他的低调和听
话，不管是谁执政，情治单位仍会保持效忠。因此也没有理由需要特别修理情治单位
。就以台湾作例子好了，不管是1996年李登辉当上民选总统、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
，都没有什么情治单位遭到处理、也没有什么“真相”被正式揭露。甚至戒严前重要
的情治单位人士王升，都还是很安稳的作他的国策顾问到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