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是国民党开的”这句话，源自前国民党秘书长许水德于八十四年间
一句安抚党内涉及贿选人士的话。1995年台中市发生卫尔康餐厅火灾，高
达64人不幸罹难。受害者家属控告市长林柏榕未善尽督导之职责，许水德
安慰林柏榕：“法院也是执政党的”。
但法院究竟是不是国民党开的？这个问题，一样要回到训政时期来看。
本文文长，欢迎大家阅读图文好读版：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448633437.A.A86.html
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司法部曾公布法令，要求法官不得加入政党。
1912年12月司法部训令第16号令这样写：“法官入政党，先进各国大多引
以为戒，以职在平亭，独立行使其职务，深维当官， 而行之义，重以执
法不挠之权，若复号称为党人，奔走于党事微论，纷心旁骛，无益于政治...
查法院编制法第121条，推事（即现今法官）及检察官在职中不得为政党
员、政社员及中央议会或地方议会之议员。”
因此，北洋政府期间，至少还努力维持司法的独立性，不受单一政党的操
控。
但是就在1923年孙文主张以党治国之后，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
立了自己可以掌控的国民政府。1925年11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修正法院
编制法第12条，删除“为政党员、政社员”字样，解除法官、检察官加入
政党之限制；紧接着又制定许多政府机关研究国民党党义的条例。
http://billy3321.github.io/images/kmt/13.jpg
关于这一段历史，欢迎参考小弟之前写的“国民党如何夺取中华民国”
#1MHASnSl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447339825.A.72F.html
1928年8月，政府公布《政军警各机关工作人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
1929年1月司法院、最高法院据此公布《国民政府司法院职员研究党义细则》、
《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党义研究会暂行规则》。
http://billy3321.github.io/images/kmt/14.jpg
http://billy3321.github.io/images/kmt/15.jpg
http://billy3321.github.io/images/kmt/16.jpg
http://billy3321.github.io/images/kmt/17.jpg
http://billy3321.github.io/images/kmt/18.jpg
http://billy3321.github.io/images/kmt/19.jpg
1929年6月国民党第三届二中全会决议表示：“司法官吏的任用，必须以
深明本党主义为标准。”
当时，司法院长王宠惠表示：“以党治国，无所不赅...为法官者，对于
党义，苟无明澈之体验，坚固之信仰，恐不能得适当之裁判。”之后于
1932年担任司法院院长的居正也曾为党化司法辩护：“在‘以党治国’一
个大原则统治的国家，‘司法党化’应该是作家常便饭。”
当时的“反革命”案件审理，在程序上采“人民陪审制”，“25岁以上中
国国民党党员”才有陪审员资格。司法院院长居正说，“假如采行陪审制
度，使人民得参与审判，人民得与深明党义的法官共同为正义的推敲，一
方面藉人民心理反应的刺激，留心党意的运用；他方面藉党义的运用，矫
正人民的错误心理。”
由此可知，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在司法教育养成训练、人事考核选拔过程中，
大量置入党义之外，另外还透过甄选、推派，使党员成为司法人员，或使
司法人员入党。
http://billy3321.github.io/images/kmt/20.jpg
1938年4月28日，中国国民党第5届中常会第74次会议函送《中央党部党务
工作人员从事司法工作甄审办法大纲》给国民政府，希望秘密以免考试的
甄审培训方式，训练一群原从事调查工作的国民党特务担任检察官。在国
民政府时期第5、6届法官班中，有约126名国民党特务系统人员透过此管
道成为检察官。
在1939年1月13日，国民党所给的公文中这样写：
中央为培植检察官之人才，以应非常时期需要起见，注于27年5月中央第
74次常会决议，甄选中央党务调查工作之人员发交司法院法官训练所严格
训练，毕业后派往各地担任检察官。
迳启者，案据法官训练所所长洪兰友呈略称，中央党务工作人员，从事司
法工作甄选及格人员，甲种班原报到者，计刘仲策等22人，现将以种班邓
纯等20人提升该班，共计42人，至以种原报到者，为109人，除邓纯等20
人提升甲种班外，共计89人，付呈正式名册，请鉴核分别被案，再甲乙两
班受训人员。
当时的合格名单如下：
http://bit.ly/1XkePNX
当时这批司法人员包含第一任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蒋慰祖、1946至
1947年担任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长、1969年至1986年担任台湾最高法院
检察长的王建今、第2、3届司法院大法官王之倧、前台北地院院长曹伟修
等人。
除了司法人员的认知以外，国民党也从制度着手，让司法更容易被控制。
1955年，中华民国政府创设司法官训练所，隶属司法行政部，采行集体化、
类军事化的管理措施，延续训政时期的党化司法政策，推动“党义教育”，
在司法官训练所课程中增加“法律哲学”、“党义判例”、“党义拟判实
习”等科目。直到1981年司法官班18期，仍有国父遗教（三民主义研究）、
总统蒋公行谊等政治性思想课程。
在案件分发上，当时法官事务分配由院长决定，院长可以决定将重要案件
交给谁承办，控制案件成果；宣判前裁判书必须送阅（箱子送阅），以利
干涉裁判、控制判决结果。举例来说，前台南高分院院长希鲁曾下条子，
要法官就已决定判刑的案件“再开辩论”，暂缓宣判。
至于国民党干涉司法最好的例子，就是雷震的自由中国案。
http://billy3321.github.io/images/kmt/21.jpg
雷震创设自由中国杂志社，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五
期刊出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声言组党就像民主潮流，
是无法阻挡的；9月4日清晨，警备总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拘捕自由
中国发行人雷震、编辑傅正、经理马之驴、离职员工刘子英。
雷震被补后，蒋介石关注本案发展，数度召集党政军高级幕僚开会。在9月
20日，蒋介石指示要尽速办理。蒋介石还问当时的警备总司令部司令黄杰，
“判决书何时可以拟就？”黄杰回：“预计10月6日可以拟妥，8日可呈阅。”
9月26日，检察官以叛乱罪提起公诉；10月3日，警总高等军事法庭公开审
讯，当日审结。
第二天，也就是10月4日，黄杰与司令李立柏、审判长王有梁、检察官蔡墨
卿晋见蒋，蒋一一垂询，还要莅庭检察官报告。10月6日，蒋介石训示“办
案有如作战”；8日，蒋介石召集行政院长陈诚、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司法
院长谢冠生、司法行政部长郑彦棻、检察长赵琛等党政要员在总统府举行
判决会议，指示雷震“刑期不得少于10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
最后10月8日下午，军事法庭宣判。
http://billy3321.github.io/images/kmt/22.jpg
http://billy3321.github.io/images/kmt/23.jpg
http://www.drnh.gov.tw/ray/download/pdf/book3/3-49-200.pdf
从这个案件就可知道，司法曾经是国民党的囊中之物，“法院是国民党开
的”并非虚言。
时至今日，台湾已经历经民主转型，司法当然也有一定程度的改革。
比如，有些戒严时期的法令已经遭到废除。但可惜的是，当年有许多判决
是依据这些法令所作出，但解严后，这些判例却没有废除。
最有名的判例，是最高法院35年特抗字第21号判例。这个案例原先是依据
民国35年时候的《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做出的判决，被最高法院选为
判例后，却拿来拘束《刑事诉讼法》，严格缩限再审的条件。就算《特种
刑事案件诉讼条例》已经遭到废除，这个判例却依然保有效力。
http://billy3321.github.io/images/kmt/24.jpg
一般来说，提起再审的理由之一，是要发现新证据。但根据最高法院35年
特抗字第21号判例，这个“新证据”必须是“当时已经存在”，“审判时
未经注意”。
以郑性泽案为例，卷内有一张相片证明枪手所在位置地面没有血迹，而原
判决认定郑性泽中枪后走过去开枪，没有提到为何地上没有血迹，这张相
片可以证明原判决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辩护律师团依据这张照片声请再审，
但被法院驳回。法院认为，这张照片已经在卷宗中，所以不是“新证据”。
这个1946年订出来的判例，定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条件。他要求“新证据”，
又要求“当时已经存在”，但是“新”通常代表“以前不存在”，这样相
互矛盾，导致了台湾法制里再审的高门槛，成为司法救济难以跨越的高墙。
这个判例，直到今年4月，刑事诉讼法420条修正后，才遭到废止。除此之
外，可能还有许多依据独裁时期的法律做成的判例，持续影响台湾的司法。
在人的方面，也仍然有很大的问题。2011年，法官法立法完成，法官法15
条第一项规定：“法官于任职期间不得参加政党、政治团体及其活动，任
职前已参加政党、政治团体者，应退出之。”
于是，司法院在2012年举行法官退出政党活动，当时退出政党的法官比例
依据法院的分别，比例如下：
最高法院 55%
最高行政法院 50%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64%
高等法院与所属分院 32%
高等行政法院及智财法院 29%
地方法院 18%
由此可知，职位越高的法院，加入政党的法官比例就越高。
不过，虽然司法官退出政党，但是因为没有落实转型正义，那些曾是当权
者刽子手的法官、检察官，有许多仍在司法机关工作，而且早已是所谓的
“学长”。而司法独立的努力，却让司法从当权者的左右手，成为拥有权
力的自走砲。
转型正义的重要性，从目前在法务部担任政务次长的林辉煌就可看到。在
1979年的美丽岛大审上，林辉煌担任起诉的军事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指控
美丽岛杂志社“以合法掩护非法，假借争人权、争民主、争自由等口号，
发表偏激言论，诋毁政府，分化团结，并故意滋事，制造冲突事件，‘长
程与短程夺权计画’兼施，以遂其非法颠覆政府目的。”而这样的人，居
然在离开军职后，长年担任司法官训练所（后改名为司法官学院）所长，
还多次获法务部推荐为大法官候选名单。
司法官训练所也是很具争议的问题。目前司法官训练所隶属于法务部，每
个法官、检察官考上后，几乎都要进去受训。在司法官训练所，法官与检
察官一起训练，造成法官和检察官“院检一家亲”的荒谬状况，且也形成
如同军队一样的学长学弟制。司法官训练所的课程倾向复制司法机关文化，
重视裁判书格式撰写，群体性养成，训练课程安排少有司法改革、法官伦
理课程。结果，培养出来的司法官就容易成为缺乏独立思考、自主判断的
意愿或习惯，反而往往依循体制内游戏规则，选择向权力靠拢，凡事逆来
顺受，成为顺着体制往上爬的乖乖牌。
而，法官、检察官的升迁，分别由人审会、检审会决定。人审会几乎由法
官组成，虽有外部委员，但因席次不足，没有人事决策权；检审会全数由
检察官内部自行组成。美其名是司法独立，但事实上由于没有落实转型正
义，台湾的法官、检察官升迁容易掌握在年资较高的法官、检察官身上。
这些司法官经历威权时期，对于人权等民主思维较无概念，却掌握著司法
官的晋升。
于是，法官的升迁不看人民诉讼权保障、裁判品质，检察官的升迁不看定
罪率、上诉维持率，一切升迁只看年资、期别、办案绩效、意愿、恩怨。
加上检察官升迁遭到法务部强力控制，导致检察官要仰承上意办案，还有
“办案就是要办大案、要起诉”、“无罪就是要上诉”的滥诉文化；而法
官方面，多数法官在乎、重视，就是在法官间的名誉竞逐，凡事依循体制
的游戏规则：待人谦恭、不与人争执，注重绩效管考、自己的案件办好，
别管别人的案件。
这样的法官、这样的检察官，自然在面对案件的时候，不会去思索人权、
不会去思索无罪推定，而容易思考“学长希望我怎么判、怎么处理”的方
向。那些屈服于上级要求的司法官，自然也容易升官。
侦办311、324、411案件的检察官有许多都已经升职了；而九月政争时也
发现，王金平有能力打电话给检察官，影响检察官侦办案件。
当然，检察官的升职有可能是法务部长操控或和检审会分赃的结果，但不
争的是，无论检察官、法官方面，从价值观而言，就如同其他公务人员，
较倾向国民党，而控制这些人升职的人，又有许多是未经过转型正义、在
威权时代，作为独裁者鹰犬的司法人员。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如果没有经过转型正义，我
们的司法体系恐怕离民主仍有很长的距离。
司法要转型正义，大致上要在几个地方下功夫。
首先，法官、检察官的司法官训练应该分开，机关地址也应该分开，避免
院检一家亲的状况继续发生。在制度上，应通盘检讨台湾的司法制度，降
低“人治”的色彩，以制度防范人性在司法中的滥权，引入更多的人权思
维。对于相关的法律、判决，也要通盘检讨，把那些依据戒严时期法律形
成的判例、法律废除。对那些曾经践踏人权的司法官，应该要就他们曾经
犯下的错误进行审判，并在重新训练以前，不得继续担任司法官的职务。
唯有痛定思痛的转型正义，台湾才能拥有符合民主期待的司法。
参考资料：
战后初期台湾司法接收
http://dspace.lib.ntnu.edu.tw/handle/77345300/42136
荒唐的再审制度（张娟芬）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20404/34135581/
http://pastebin.com/Z6Df8aWZ
本文许多论点引用自林孟皇法官于104年6月27日在台北律师公会所发表的
“台湾的司法改革与转型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