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障的问题确实很棘手，如果个案没有病识感，又未达强制就医的程度，个案本身又拒绝
就医。这样的个案好像只能交给家庭系统支持，无形中对家庭中的家人产生负担。
若达到强制就医的要件，因为为非自愿性案主，就医之后的追踪，若案主拒绝，也只能由
家人方面得知案主近况。问题是有些案主是独居或已经被家人放生了。
远的来说，精障个案的“人权自由VS强制就医”，似乎是对立的，如果案主没有就医意愿
，社工能做的有限，那么对于案主的抉择(未就医且自杀)这样的结果，我会觉得不应该归
因于社会局或社福机构本身的能力不足，应该归因于个案本身的选择。
个案的数量一直在增加，表示社会权范围正在扩张，社会局与社福业务范围也在增加，这
是“大政府”的概念，问题在于台湾是否有大政府的本钱，要让社工揽这么多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