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谈一个很有名，但是也许很多人都不熟悉的故事，
这个案例的主人翁是一个台商，名叫黄锡聪，
和许多台商一样，他前往中国投资设厂，最后的结果是化为泡影。
你说为什么提他？
因为他和前面【台商篇】提到的食人鱼不一样，
他是完全照着法律前往中国投资的，免得有些人又跳出来说台商自己不守法，
也正因为他前往中国投资有照着中国的法律，这个故事才会存在，
如果他像食人鱼一样老是走后门，也许这个故事永远不会浮上台面，
他也不敢如此光明正大地在媒体上把他的故事一一道出，
就像那些红顶商人一样，阿共一吭气，弟弟马上缩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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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主要从上面的访谈中，黄锡聪先生的亲口叙述来汇整，
有时间的可以听听看，但如果不是很了解中国背景的，
建议还是看一下这篇的文字故事，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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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黄锡聪公司前往福建省的石狮，打算投资一个摩托车厂，
投资的金额是当时的人民币一千两百万元，约合当时台币六千多万元，
厂房建好之后，公司评估当地的投资环境和人文差异，
认为无法适应该环境，便没有正式营运，厂房则出租给其他台商使用。
这个投资，也向台湾当时经济部的投审会报备过，备案的号码还是前面几位，
并且等经济部核准才正式前往中国投资。
而在中国的建厂过程，资金都是合法到位，
厂房土地的取得，也都经过批地、购地的中国合法流程。
（在这解释一下，在中国有个资金到位的名词，）
（简单说，就是如果外资要进入中国投资，会给你一个指定的银行，）
（必须从国外把资金汇入这个银行的帐户中，才算完成资金到位，）
（一般非外资的公司也有到资额，但中国公司有很多方法可以躲掉。）
一九九六年，撤回台湾。
（这里访谈中并未详述撤回的意思，）
（但根据后面的访谈推测是公司人员都回台湾。）
一九九八年，所建厂房的房产证（房屋产权证明）才正式批下来。
（解释一下，房产证就是台湾的房屋证明，）
（只是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先建好厂房，再到当地房管局申请房产证，）
（可以估计，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八年中间经过多久，才把这个重要的证件批下来。）
（之前的中国篇和台商篇都曾介绍过，）
（过去的中国，常会藉著证件的押放不给，来借故索要金钱或其他利益。）
同年，黄锡聪一行人前往领取房产证的时候遭到刁难，
称仅有台胞证不行，必须将护照一并带来才愿给证；
且即使台胞证和护照均带来，房产证也不能让一行人带回，
必须将房产证拿到指定的银行，并放于银行保管箱保存。
于是一行人认为放置指定银行的保险箱，还不如放在政府机关（房管局）就好，
这张房产证，便没有领出，一直放在该管单位的房管局。
二○○○年，黄锡聪从朋友口中得知：公司已被法院公告拍卖，
（从后面的访谈可以了解，朋友是在台湾的法院看到公告拍卖的讯息或公文）
于是黄锡聪赶往福建省石狮，前往当地法院了解，得到一个讯息：
自己的公司向银行贷了七笔的款项，总共是一千零三十万的人民币贷款。
这让黄锡聪纳闷了起来，自己并未向中国的银行贷款过，
何况公司早已在两年前就办理了歇业，（不办的话会有税务和年审等问题，）
但疑问并未得到解答，当地法院只告知黄锡聪：
有通知过黄锡聪开庭，但通知不到黄（人在台湾），因此执行判决（拍卖）。
黄锡聪对此提出了质疑：
表示拍卖的判决都能寄到台湾的法院，为何前面的通知出庭会无法寄达？
当地法院无法自圆其说，只好重新开庭。
重新开庭不过是个开端，
黄锡聪在法庭上表示，这个案子涉及了贷款诈骗，理应先刑后民，让司法单位调查。
（先刑事后民事，中国的法律原则之一，非法定流程，）
（表示在民事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假设有发现涉及刑事的部分，如本案的贷款诈骗，）
（则应待刑事的部分审理完毕后，再进行民事责任的追究。）
但当地法院不愿配合，黄锡聪于是转向上一级的单位报案（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
泉州市公安局立案调查后，确定此案确实有刑事犯罪的事实，
于是发函给石狮地方法院，要求对贷款诈骗的部分移交给泉州市公安局调查。
但石狮地方法院仍不配合，也就是不移转相关的资料，
因为对于黄锡聪公司，向银行进行贷款的相关证据都是伪造的。
例如公司法人代表是台湾人，银行贷款却用了一个同名同姓的香港证件来办理，
而公安局前往香港查访之后告知黄锡聪：那个证件就是街上３５元即可取得的伪造证件。
（解释一下，中国之前伪造身分证非常猖獗，尤其是中国俗称的一代身分证，）
（因为类似台湾早期没有ｉｃ芯片的纯纸张证件，只要人民币几十元就能买到假的。）
（而由于换发身分证的进度缓慢，和中国人前往外地工作的情况普遍，）
（许多在外务工，多年不回家乡的中国人，仍旧持用这个旧式的身分证。）
黄锡聪一行人于是又提出了笔迹鉴定，对于银行贷款时文件签定的名字进行比对，
泉州市检察院鉴定的结果表示，一连串贷款文件的签名，均非黄锡聪一行人的亲笔。
但可笑的事情来了，对于泉州市检察院鉴定的结果，（证件和笔迹均为伪造）
石狮的地方法院不予采信，除不转移案件给泉州市中级法院进行贷款诈骗的调查，
仍坚持黄锡聪和法人陈吉盛一行人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看到这边，有没有一种，天都黑了一半的感觉？
老实说，多数的台商和台湾人，在遇到或面对中国的黑幕黑手时，
很少人能够像黄锡聪一行人一样，到这还能据理力争下去，
多半抱着一种破财消灾的心态，让自己的血汗和投资拱手让给这样的黑手，
这也是后面黄锡聪提到的，中国人都知道，对付台商非常容易的原因。
先冷处理，看你要不要放弃，
不放弃的话，就用法律程序让判你败诉让你放弃，
如果你仍要追究，就派各单位到公司大查特查（一般是税务，再来才是其他），
总之找一条罪名让你入狱，谁叫你敬酒不吃，只好吃…
这样，台商就会脚底抹油了。
回到故事，
黄锡聪在访谈中也说，这段十几年的司法追究和经历，只能说是一部血泪史，
连鉴定出来的证据都能否定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
（后面有提到，十几年福建跑了百余趟，北京跑了三十几趟，）
（而这十几年来为了这个案件，一行人也花掉了一千多万的人民币。）
就台湾人的思考角度来说，打官司无非就是请律师，他们也请了，
证据也都是对黄锡聪一方有利，但是判决结果却是败诉的一方，实在不能接受。
此时有一位较有交情的律师告知黄锡聪说：
黄先生，你不要花钱请律师了，这场官司打不赢的，
如果你要打官司我帮你写，但我不能出面。
至于为何这样说，这位律师不敢多言。
另外一位律师则是直接告诉黄锡聪说：
接下你的案子当晚，司法局的人就找上门来了。
说到这，黄锡聪不禁说道：
中国很多法律看起来和台湾一样，实际上却是大有不同。
例如做生意都需要营业执照，虽然批下来了，但每年都还会有一个年审的制度，
倘若不听话，下次的年审就过不了，
过不了，自然生意就不能做，得要关门大吉。
而律师也是一样，有一个执业执照，同样也得需要定期审查，
而这个审查的通过与否，就和你的听话与否有关。
（解释一下，所以黄锡聪上面说的那两位律师才会不敢多言和出面，）
（因为当地的司法局都出面，谁会拿自己的职业生命开玩笑？）
于是后面的法律行动，多半都是黄锡聪一行人自行研究中国法律，
在台面上由他们自行处理，底下再暗中偷偷请律师帮忙，这样来进行下去。
那么，底下的黑幕究竟牵连了哪些单位和机关呢？郑弘仪提出这个疑问，
黄锡聪简单归纳了一下，
１．房管局：因为房产证保管在房产局，要拿出一定得有房产局官员经手。
２．工商局：因为公司已经办理歇业登记，如没有工商，怎会有营业执照。
３．会计师事务所：银行贷款需要财报等资料，不然哪来的资料。
４．银行：
（这里黄锡聪没有说明，补充一下，公司申请贷款时，）
（银行会派专人到公司拜访，了解公司的实际营运状况，）
（当然，银行也会需要财务报表，但这个报表已经有人提供。）
（然后回行里报告，所以派头越大的公司，相对贷款越容易，）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５．当地法官：不然怎么可能明知证据却不采信，坚持原判决。
而根据泉州市检察院后来调查的结果，告知黄锡聪：
黄锡聪一行人的案子，仅是这个集团犯罪案件中的其中之一，
这个集团牵涉的总金额达到百亿之多…
也就是因为牵涉之多，范围之广，和金额之大，这个案子才会无人敢办。
这百余次的中国行，每次只要下了飞机，入了海关，
黄锡聪的手机不久就会响起，接到不明身分的来电和‘请安’，
黄锡聪一行人为了不落单，前往中国时，总是五六个人一起出行，
饭店也总是挑选五星级的饭店以策安全，但两三个房间总会被刻意的隔开，
中间的空房，被安排中国方面的人员进住，以便监视（监听）以了解一行人的动向。
（住宿空房那段，黄锡聪比较没有提到实际线索，大家就当作茶余饭后的揣测吧）
但在公路上，黄锡聪表示自己曾经对不明来电的询问说了谎话，
来电者询问黄锡聪的位置，黄锡聪说自己在深圳，
随即遭到来电者的否定，并直接点出了黄锡聪一行人所在的高速公路位置上。
（黄锡聪推测，这是用卫星定位追踪手机号码办到的。）
另外前往北京也是一样，入住酒店后不用十分钟，公安局就找上门，
上门当然不是查水表，而是直接将黄锡聪一行人随身携带的相关文件（关于此案），
直接强行没收，以防一行人拿资料上告。
（这里黄锡聪有补充：因为各省都有驻京办，也就是驻北京的办事处，）
（这些驻京办多少和北京当地有些机关熟识，才能调动当地的公安局或派出所。）
（这里郑弘仪也问，他们凭什么没收你们的私人物品？）
（黄锡聪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没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不会这么衰，）
（他认识的一些朋友都是，自己也遇到事情了，才来哭天抢地。）
（这是他认为，台商普遍的盲点。）
他也说，他们公司是幸好在一九九六年就撤回台湾，
而且从前进中国，一切依照台湾和中国双边的法律，
不管是资金、购地、机器设备进海关的报关等等，
到退出中国，也遵守中国方面的法律，进行公司结束营运时必须的清算，
否则这个案件很可能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毕竟，在台湾，必须先有罪证才能收押，
但中国大可把你先收押，再来慢慢找罪证，
更何况是那些本来就钻漏洞的台商们，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边想到被说操弄股市的那位中国记者…）
因为在二○○○年的时候，该银行就已经向黄锡聪公司提出人民币三千万元的求偿，
理由是利息、违约金等等凭空捏造出来的名义。
郑弘仪在这感慨，看来我们台湾人对中国还是了解的太少了。
（这段访谈有提到，前往中国时的二十四年前，）
（当时仅是三十出头，如今却已经是五十几岁，）
（官司虽在案发后的第十年已打完，但后续如赔偿和追究刑责却还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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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及到北京上访的经历，黄锡聪说，
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全国人大（不知道的可以翻中国篇３）、
全国信访局（应该是国家信访局，当作国家级的１９８５来看就好），
这些他都去过，
北京天安门，他也去穿了白衣，并手持布条，
甚至连中南海（也是北京的一个地方，中共中央书记等重要机关办公所在地），
他也跑去贴标语，
虽然没有几分钟的时间，第二张标语还没贴上去，
一群人就围上来，把黄锡聪带走，带往公安部去找局长，
这个公安局局长，听了他的陈述，也看了随身携带的文件，并不太相信，
也向黄锡聪说，如果这些事情都是黄锡聪捏造的，将会受到诬告等罪名，
黄锡聪也一口答应签属切结书，承担这样的风险，
这位公安局局长打了几个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况，
确定了事情基本上并非虚构，乃真有其事，也表示这样的案件不可思议，
但向黄锡聪表示，愿意帮他转送中纪委（中央纪律委员会），
三天内就会有中纪委会跟黄联络，
但事情往往不是憨人想的这么简单，此时，公安局局长接到一通电话，
谈了约莫四十分钟，谈完之后，
连替黄锡聪做笔录（这里应该指案件的书面纪录）都不做了，
并表示：爱莫能助。
相同的还有管辖天安门的派出所所长，黄锡聪说这派出所抓了他最多次，
从一开始抓他去询问，得知之后也想帮黄锡聪做笔录，但一样是神秘电话，
也一样的接完电话之后，这位派出所所长也放弃做笔录的动作，
此后，只要黄锡聪再被这个派出所抓到，
直接就跟黄锡聪说：你又来啦！
笔录也不做，也不移送，也不拘留，
让黄锡聪坐在那泡茶一两个小时后就让他自行离去，
黄锡聪也说，这样其实对这案件不利，因为中国明摆着用拖和冷处理来处置。
至于福建的驻京办，不用说，由于这事情关系到自家（福建省），
常常派人跟着黄锡聪，‘监督’黄锡聪的一举一动。
重点来了，既然中国方面不愿意正面处理，那透过台湾官方呢？
有，黄锡聪回答。
一开始自然是找国民党，
因为当时是民进党执政，两岸官方基本上是停止交流的状态，
（透过海基会发文也是石沉大海，置之不理。）
就找上了江丙坤（当时是国民党的副主席），
许多台商的投诉案当时都是找江丙坤处理，再转寄中国的国台办处理，
当海基会恢复正常功能后，就是透过海基会，
（这里未明说，推测是２００８后）
而法务部的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生效后，
黄锡聪也转向法务部来投诉，
而现在，则是透过经济部，台商服务联合中心处理，
（因为有投资保障协定）
但黄锡聪也说，这些单位虽然都很热心，
例如像海基会的饶仁宏科长，奔走到都认识了，
但实际作用呢？
没有，因为对方根本不鸟你。
郑弘仪这时候就觉得奇怪了：为何对方可以不要理我们？
不是签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台湾方面认为签了，就该有效果。
但是中国方面却是签了，对他们有利的会认，对中方要包庇的犯罪不利的不予承认。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点。
黄锡聪说：所以为何之后政府要签任何协定，我们都很反对。
因为签订任何协定都好，重要的是在协议必须落实有效。
黄锡聪也曾在会议上质问法务部：如果相同的个案，发生在台湾，
中方来请求，你敢不抓人，你敢不办理吗？
法务部的答案是：不敢。
（还真是中国爸爸一个眼神，台湾就夹卵蛋乖乖照办的意思）
黄锡聪又问：那像我们公司都已经在法律上胜诉了，
被银行和法院扣押的房产证，照理说要归还给我们，
但实际上却是交到福建省省政府，现在由福建省省台办跟我们谈条件，
那如果是你们法务部遇到同样的事情，敢跟对方谈条件吗？
法务部的答案还是：不敢。
（听到这我都无言了）
黄锡聪就在会上表示，那为何还要继续签订这些协议、协定呢？
为何不是先去要求，之前已经签订的各项协议，待落实执行了再来谈其他协定呢？
（个人觉得黄锡聪这里说的超中肯，签一堆只有自己遵守是怎样？）
黄锡聪举了一个例子：
福建的霞浦县人民检察院，
欲办一个台商侵占公司财产的罪名，但是苦无证据，
于是透过福建省的省检察院，再透过台办，
经由这个两岸司法互助协议，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司法帮助。
而我们法务部的检察司，
当初黄锡聪也有透过法务部投诉，
结果中方第一次回复是：此案不包含在两岸司法互助协定之内，
（蛤？）
（三小？）
这种解释是啥意思？
于是黄锡聪再次要求陆委会和海基会明确答复，这个案子究竟有无在互助协议之内？
才得到有包含在内的回应。
虽然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但这仍没有多大帮助，
透过法务部检察司申诉了很久，依旧是没有下文，
法务部检察司也只能告诉黄锡聪：这是中国方面办理的案件，中方不办，我们无能为力。
（所以那个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是签来？）
这时郑弘仪问了一个问题，那你觉得如果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呢？
黄锡聪只是冷笑了一下，
回答说：如果对中方有利，大概中方会去做，如果不利，就不会理你，
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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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段，郑弘仪提到一个很多滞台中国心都很爱说的问题：
‘那为何蔡衍明之流在中国能够这么成功呢？’
黄锡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
１．蔡衍明当初投资的行业有符合中国当时的需求
２．他们成功壮大到一定的阶段，就变成了中国背后扶植的‘样板台商’
（不知道样板意思的，可以看看中国一直回收的那些过去天王天后艺人）
这些样板一方面得要配合中方的政策，
例如旺旺回来购买中天等系统，一般传闻背后实际购买者是统战部，而非旺旺。
当然，实际上是怎样，黄锡聪也不敢断言。
（这种事情除了旺旺、中国和独眼龙以外，大概没有人知道真相。）
那么回过头来，像黄锡聪这样受害的台商有多少人呢？
黄锡聪说，据中国国台办统计，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０年，
就有两万八千多件，也就是最少有两万八千多个台商受害。
（这是国台办知道的数字，一堆摸著鼻子的就不算，更早的也不算）
（黄锡聪这件也不算在这两万八千多个之中。）
如果以每个台商都损失五千万台币就好，也就是大概一兆八千亿台币的损失…
还有人要说台商贡献中国的很少吗？
而据黄锡聪知道的，
早在一九九六年就有台商在江苏投资五亿元台币血本无归，
还有一个在大连的人民广场购入一块土地，现在价值也是无法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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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的这么多，就像文章一半时提到的，
‘又有多少人是讨回公道呢’，大概，是少之又少。
为什么呢？
因为普遍都知道，要在中国讨回公道，那是难如登天。
更何况在中国，要扣上一个罪名还不容易？
有进口的说走私，有营业的说逃漏税，
你还能不哑巴吃黄莲？
冷处理、法律处理、抓你入罪，这就是中国处置的三部曲。
黄锡聪在这举了一个很可悲的例子，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一位台商前往河北省投资汽车厂，投资额是三亿六千万的人民币，
投资完，汽车也进入生产和销售，正当上轨道的时候，就被当地政府吃了，
这位台商不放弃，于是被当地政府用逃漏税的名义抓入狱，
这一关就是二年多的时间，
然后再向这位台商询问，如果愿意就此罢休回台湾，就放他出狱，
于是这位台商就同意，然后回了台湾。
但是回台湾后，越想越不甘心，又回中国去上诉，
最后是赢了，但也被安上了另外一个罪名，再次入狱，
这次入狱半年左右，中方通知台商家属前往，此时这个台商已经是肝癌第三期，
最终，出来后没多久就死了。
即便像黄锡聪他自己陈述，他公司的案件，民事都已经胜诉，
刑事也已经立案，公安也立案，检察院也立案，且都是省的最高机关立案，
但最终的赔偿和罪责，中方却还在透过福建省的省台办，和黄锡聪一方讨价还价，
１．要求不能对相关的犯罪份子追究其法律责任
２．不能要求国家赔偿
３．不能再到北京上访（前面提到的全国信访局，类似告御状的意思）
４．还要感谢福建省政府的‘协助’
５．民事扣押的两百多万不能执行回转，（也就是赢了但钱不能拿回）
原因是，那些钱已经被之前的法官们分掉了，现在的法院无钱偿还。
而黄锡聪一方不愿接受这样的美意，于是这个‘最终结果’恐怕是遥遥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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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部分属于个人心得，可直接跳过。》
访谈的最后，郑弘仪也有问黄锡聪：
（假设同意了那些看似莫名其妙的条件，不是就能换回现值近十亿的土地了吗？）
但黄毕竟和中方打过太久的交道，他自己都说，那样想就太天真了。
尽管中方可以让你拿到土地证和房产证，但你要出脱、转卖这些土地的时候，
仍然需要经过同样这批人的操作，多的是方法再卡个十年，让你无法获得利益。
只觉得，黄锡聪真的太了解中国的手段了。
相较之下，只是仍有太多红顶商人、滞台中国心，
满心期待和天真地认为，中国就像每次国台办来到台湾时的发言一样，
把台湾真的当作自己的同胞，希望两岸能够互信互助…
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
让利？别忘了这是中国的利，右边就是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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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篇中国篇（四），原本有各种打算，要写其他东西的，
但昨晚看到这个故事，就改变了原有的想法，想把这篇写成文字。
之前的文章，有些人说水浅，
希望各位能见谅，毕竟，有些亲身经历的事情不方便说，
而有些东西因为亲身经历的无法拿来当例子，也就显得有点像小说，
这个台商黄锡聪的故事，刚好能够补足许多，我想写但不能写的事情，
希望在这段故事当中，各位能够透过我之前写过的篇章和叙述，
大概得到一个更完整的中国概念，因为这些故事，绝对不会停在过去式，
受害者，也许是台商，也许是天津的百姓，更也许，以后就是你我。
至于有些政治方面的叙述，
例如上篇（三）当中我所提到的军阀概念，有一位专业研究中国政治的乡民大，
还特地针对我的文章回了一篇质疑我的ｒｅ，真是受宠若惊，
在这我仍要说，军阀的概念，只是一种感受，
对你们钻研中国政治的这些专家而言，或许不存在什么军阀割据的可能性，
但对我而言，或者是对着天津的百姓、对着今天故事中的台商黄锡聪一行人而言，
中国的经历，和中国的政治给我们的印象，我想，离军阀割据的各自为政不会太远，
也许你仍要执著于什么哪一帮哪一帮，
那些中国的专家学者，又给了你们这些在台湾的专家学者什么样的专业讯息，
那些都与我无关，
因为你并不会就你的专业，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是怎样的形象而告诉台湾人，
你所发声，不过是为了政治专业这个名词，还有政治专业这块招牌，
我不专业，但我凭着我自己的良心，就我所知道的，把这些告诉台湾其他的人，
就像这位黄锡聪先生接受访谈，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故事，
因为这些故事，比起什么狗屁抗战的年代，距离我们更近，也更可能继续发生。
我只是一个还有良心的鲁蛇，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