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其实和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现象很像。
http://www.books.com.tw/activity/world-page/20011005/2001100501.htm
禁书:活在,禁不住的年代
禁书的吊诡:小禁小卖,大禁大卖
然而,在心灵枷锁欲去还留的现代社会,禁书竟也出现它的“剩余价值”-在传播社会的
讯息快速传递下,禁书也有了“市场消费”的意义。
1881年,知名惠特曼的《草叶集》在以禁书闻名的波士顿遭禁的同时,费城的出版商却因
为这项出版争议而大发利市;1885年,当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被美国麻
州康克郡公立图书馆查禁的决定传开,他的书立刻多卖了25000本。“(人们)读它,只
是好奇,而不只是想学着做,”当时的马克吐温这么说。
上海宝贝相同的场景,也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出现。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在台湾出版,容
或表达了对慰安妇问题的不同意见,但是政治人物声言禁书烧书、媒体的关注,却让这本
书的销售扶鹞直上;大陆上海新锐女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大胆描写自己的性爱罗曼
史,遭到中共当局查禁,但此举却反而使得《上海宝贝》声名大噪,因而大为畅销。近来
另一位大陆女作家九丹,因出版尺度相近的小说《乌鸦》,甚至被卫慧讥为想花钱找人来
查禁,好趁机打知名度。凡此种种,似乎又证实了,碰触禁忌,一旦在市场逻辑中运作,
现代的“禁书”反而找到了行销的施力点。
在高度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中,禁书变得可笑而诡异,“查禁”带来的反逻辑是“促销的
”,吊诡的是,“审查”竟然成了最大的免费广告,于是“权力”为了维持自身存在的正
当性,进行查禁的同时,却也从根本上取销了所谓的禁书。
既然活在禁不住的年代里,堂皇地审查禁书,效果不彰,徒然换来侵害人权的污名,那么
何不放宽胸怀、让灵魂自由地发声呢?(2001/09/14博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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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卫道人士越大声出来骂,越大声说要禁止的东西,在现代反而卖的更好。
因为这种查禁和反对的声音,其实就是最好的宣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