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抓着“抗日”打选战吗？
太好了，又有我出来跟大家闲聊的机会了。
小弟我除了人称藏书界竹野内丰、蠹鱼王、脏话王之外，
又叫键盘抗日王。
有些人常跑来我这边留言，说我是皇民，
（某：“看你ID的拼音就知道是小日本。”
我：“对，绯雨闲丸是小日本的名字，跟孙中山一样。”）
还故意问我知不知道抗日先贤的事蹟，问我有没有抗日文献。
拜托，当然有，
抗日先贤蔡培火的手写日记、信件草稿、自选诗文在我手上保存；
去年在台湾文学馆举办的“从甲午战争到乙未割台文学特展”，
展出的藏品有三分之一是我和老爸提供的。
我还写了篇不成熟的文章〈自己的日本自己抗：抗日史料的故事〉
发表于台湾文学馆馆刊。
这篇文章就来聊抗日史料的故事。
（警告：文章很长，先去上完厕所泡杯咖啡再来看！）
http://goo.gl/ExK4Xg
这是日本杂志《风俗画报》（喂跟风俗娘没关系好不好，擦一下你的口水），
《台湾征讨图绘》五本、《台湾土匪扫攘图绘》两本、《台湾蕃俗图绘》两本。
这是啥东东呢？1895年日军来台，
记者及画家也即时随着军队南征北讨，纪录在台见闻。
由于当时摄影技术未臻成熟，战地记者无法在两军打得正惨烈时摄影；
因此日军攻台第一手的战场影像，就只好借助画家的手眼来留真。
画报内图片皆以写实性的写生及版画呈现。
《风俗画报．台湾征讨图绘》主要分几个项目，
封面翻开就看得到“口绘”，以现代杂志的概念来说，
也就是“随书附赠开卷折页全彩大海报”。
再来是“论说”，由编辑人野口胜一等撰写当前战况或未来展望。
接着“记事”的部份是主体，描述各地之战争状况以及台湾概况。
最后的“杂录”或“漫录”则以文字和图绘纪录台湾的风土民情。
一方面以战争的描述让日人得知最新战况及战功，
另一方面则以台湾的市街图、民间习俗等让读者认识这块新疆土。
当然，这系列画报是以征服者的立场来书写，内容不免或有渲染之处；
然而作为日治初期的历史、美术文献，
虽然画报的叙述是主观的，但重要性丝毫不减。
然而，其实在日军正式登台之前，日本早已对台湾展现高度的企图心。
早在牡丹社事件时，日本突破了清廷对台湾原住民疏于关注的漏洞，
成功地占领部份台湾土地，甚至筑起了房舍。
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用兵，而且取得了大胜利；
这等大事，自然值得大书特书，
在1875年日本出版的山口谦《近世史略》与田代干夫《台湾军记》皆有详细的纪录。
不过《台湾军记》中附录的台湾地图，横看竖看都不太像今天的台湾，
并非这一百多年来台湾岛地形起了翻天覆地变化，
而是当时对台湾地形探勘不够全面。
http://goo.gl/2UFNnD
不过，从牡丹社事件结束后的1875到乙未割台的1895年，
这二十载中日本人肯定仍然隔海密切注意台湾，
期待哪天大清国一个手滑把台湾给掉在路上了马上捡回去养。
尚未签订马关条约时，日军已经先行占领澎湖，
到1895年5月，军队通译官岩永六一便在澎湖将《台湾地志及言语集》完稿，
虽然仓促之间，编辑未臻完美，但仍足见日本的企图心，展现出速度的力量。
https://goo.gl/r1pKXL
若说从《台湾军记》到《风俗画报．台湾征讨图绘》是以征服者之眼来看台湾，
那我们换个角度，看看台湾人是怎么看的。
鹿港文人洪弃生是抗日阵营中，极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乙未抗日失败后，他闭门读书，采取不合作态度，
不讲日语、不服日职、不穿日服，最有意思的是：不薙辫发。
1906年日本总督下令强制“断辫发”，
日本警察要洪弃生剪下“清国奴”的辫子，他硬是不从，
整天与日警玩躲猫猫，闪躲“发禁”；
直到大约1915年，日警强将他辫子剪下才算了局
（那时候清朝在中国也早完蛋了，
在台湾居然还有他这一号人物留辫子“遥怀”前朝），
辫子被喀嚓倒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不必再与警察你追我跑了，
他索性披头散发以“嬉皮士”造型过日，
也不将头发理成符合“文明规范”的男子短发。
这样性格的男人，其笔下之力道是可以想见的。
他写下大量诗文，以诗文抗日，纪录日军侵台暴行。
他的诗集《寄鹤斋诗矕》我是在板桥的一家旧书店购得，价格极廉，
就在书柜上和一排民国七八十年的纯文学书籍同列，
然而诗句的控诉之沉重，我怀疑旧书店的夹板书柜是否能够支撑。
https://goo.gl/8xLRhO
他的《台湾战纪》，写成于1906年，由于无法在台印行，直到1922年才在北京初版；
由于是自身的直接经验与事后追述的直接史料，
一向被视为研究台湾抗日史的重要文献。
我所收藏的《台湾战纪》有可能是中国“杭州古旧书店”于1980年印行的“复制本”，
然而与国家图书馆及台师大国文系收藏的《台湾战纪》杭州古旧书店版相比，
又有些微不同，有可能是杭州古旧书店不只印行一个版本，或者另有原因，
我仍无法断定自己收藏的《台湾战纪》究竟是何来历。
且看洪弃生毕生排斥日本教育、日本制度、日本引进之新器物，
其气节凛然，连日本人都要为他在大门告示曰“士人住宅，不得惊扰”
（不过后来后还是被日本人抓去关，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然而从洪弃生最后仍和其子炎秋感情失和，
其子偷偷阅读新学之书、偷学日语，最后还盗领洪弃生的存款逃到日本唸书来看，
介于新旧政权替换的关口，年轻文人与老文人的面对态度截然不同。
同一时代的新青年，他们有自己的抗日主张。
这个新青年叫做王石鹏。王石鹏有一个夙愿，
就是整理爬梳明代至日治的台湾相关典籍，整理出一本集大成的“台湾学”，
加上他相信地理知识能够开化文明；
于是就读台北师范学校，本着教育初衷的王石鹏终于在1900年将《台湾三字经》完稿，
是时他仅有二十四岁。
王石鹏虽然历经过亡国之痛，也曾萌生消极出世的心态，
然而他毕竟有年轻人积极务实的一面，立即投身教育之中，
为这块土地编写教材，强调台湾史地，
《台湾三字经》成为台湾传统童蒙教材中，第一本完全以台湾为书写对象的蒙书。
http://goo.gl/sH6OaY
然而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王石鹏这个人，似乎集“抗日”与“亲日”于一身。
就这本《台湾三字经》来说，民俗学者郭立诚认为创作动机是
“告诫后人不要忘本不要认贼作父，不要忘记割台之痛”；
且王石鹏生平也与几位抗日意识强烈的文人王友竹等交好。
然而《台湾三字经》书前附录台湾总督府编修官文学士小川尚义题字“如此江山”，
复请日本汉学家籾山衣洲校阅，请来官方、学界日人加持，
还能说《台湾三字经》是抗日作品吗？
仔细观察《台湾三字经》内文，遍寻不著任何有抗日情绪的词汇，
不过也没鼓励读者亲日；
倒是在本书自序中，王石鹏用简单几句话交代从清朝过渡到日治，曰：
“迨乙未之际，白马盟成，又遭红羊劫换”，些许透露出他的感触。
“白马盟成”引用汉高祖刘邦杀白马定盟约的典故，
比喻清朝与日本所订立的马关条约。
然而接着的却是“红羊劫换”，“红羊劫”是一种历史谶纬之说，
原指值逢丙午、丁未年，国家会遇大的动乱及灾祸，后来泛指国难。
日军来台，王氏以“红羊劫换”喻之国难，此“国”自然是大清国或台湾民主国。
在日人无孔不入的言论监管下，王石鹏仅能以这句成语，暗示他的遗民身分。
另一个身兼“抗日”与“亲日”争议的人物是连雅堂。
在早期的国小社会课本，连雅堂是以抗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课文中。
他撰作《台湾通史》，为的是要台湾人勿忘自己的历史，这个动机相信毋庸置疑。
然而在1920年初版之时，《台湾通史》找来了日本总督田健治郎题字“名山绝业”，
再一翻还有前总督明石元二郎题的“温故知新”；
我们很难相信前后任总督会为“抗日意识”的《台湾通史》背书，
所以到了战后出版的《台湾通史》，这两位总督的题字被撕了下来，
换成徐炳昶教授的序，表彰连雅堂的民族气节，让这本书看起来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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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谈这么悲壮严肃的话题了，来看小说吧。
1897年，一本奇书《说倭传》（后改名《中东大战演义》）在中国出版了，
这是由晚清作家洪兴全所撰，一本共三十三回的章回体演义小说，
以甲午战争到乙未割台为背景，创作出一幕又一幕台民奋起抵抗的故事。
故事后半，由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独挑大梁，率领台民英勇抗日，
连他女儿刘大小姐也是巾帼英雄。
黑旗军神威到处，日军无不丧胆，有诗为证：
“黑旗士兵素威扬，杀敌堪夸膂力刚；笑煞倭人真胆怯，至今犹怕到台疆。”
虽然这段纪录看起来像是发生在平行世界，不过，小说嘛，这样写才有人看。
而这本《中东大战演义》也成为除了“征服者”、“被殖民者”之外，
从“第三者”笔下，想像建构出来的“抗日史”。
http://goo.gl/eOrAHL
洪弃生、王石鹏、连雅堂，从1895年之后，不论愿不愿意，
不折不扣都是“日本人”。
他们的个性、学识、生长环境不尽相同，
表现出来“抗日”的强度、方法，或许无法归纳在同一个光谱上，
有时候对于新学科、新文明、新建设，他们甚至还有些“亲日”。
在台湾人的精神而言，“择日不如撞日”（选择日本，不如冲撞日本）；
但叶荣钟诗说得好：“无地可容人痛哭，有时须忍泪欢呼”，
在日治时代的高压统治下，有时还要适时用“亲日”掩护“抗日”；
必要“抗日”时，还得用迂回婉转晦涩象征的方式，以免惹祸上身。
反正自己的日本自己抗，态度要步步为营、且战且走；
同志们遍地开花，以笔为锄，默默在书页中，种下抗日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