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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T一直以来的招式都不太高明,三十几年前的故事
这么多年过去了 牠们还在坚持课纲的这种老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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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981 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前被四位警备总部干员围殴的始末
■ 杨明超 (Mitch Yang)
1981年下半年的时候,我还是台湾大学电机系四年级的学生。当时看着同班同学纷纷在准
备考托福及 GRE 。虽然还有两年的兵役,但是几乎人人都好像要出国留学。心中不禁地兴
起一阵的迷惘与失落感。在台湾活了快二十二年了,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却对这块土地,不
论是历史、地理、人文、政治几乎没什特别了解。历史教的是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
,一直到宋元明清。地理讲的是秋海棠,长江,黄河,黑龙江,太湖,巢湖,鄱阳湖,洞庭湖。但
是对台湾的历史与地理却轻轻一笔带过,强调的是大有为政府的德政,复兴的基地,反攻的
跳板。对我们土生土长的这块脚下的土地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张白纸。然而我们这一批别人
眼中的“台湾的精英”却就要准备出国了。一旦出去之后,像以前的台大电机学长一样,有
将近 100%是不会再回台的。正如当时俗话所说,“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内心对此的不安与不满足催促着我要去做一点什么。
那时候正好有台北市议员的选举。我住在中山区。家中虽然因为父母亲都经历过 228 及
白色恐怖时间的惊吓,而对政治没有什么参与。但是父母亲对国民党的不满是我们小孩子
都体会的出来的。所以,当我决定要参与助选的活动时,中山区的党外候选人谢长廷就是我
的首选。
我壮著胆子,鼓起勇气走入谢长廷的竞选总部,说是来当义工的。他们就把我分配给学生组
,向刘一德报到。阿德对我相当客气,但他没问我什么个人资讯,就开始把一些杂务丢给我
。我当过台大美术社社长。很快地他们就发现画海报是我的专长。我也很胜任愉快。我还
记得我绘制了一幅大型海报,内容是林义雄太太方素敏思念被杀的双胞胎女儿及母亲所作
的诗。素雅的色彩及简洁的构图,加上赚人热泪的内容,获得不少人的赞赏。江鹏坚律师(
人称椪柑)是谢长廷的竞选总干事。江律师特别欣赏我,经常找我聊天。江鹏坚后来出任民
进党首任党主席。可惜英年早逝。
我当时没有什么敌情慨念。也不太了解国民党的奥步及阴险。在竞选总部除了到处跟人介
绍自己之外,还经常去问那些来帮忙的学生义工:“你叫什么名字? 那一个学校的? 什么系
的?”。得到的答案经常是:“阿草啊啦!亅或是“小K啦!”。甚至只是回我个白眼。后来
才知道,他们起先还以为我是来卧底的抓耙子,专门来收集学生的个人资料。学乖了之后,
若有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都回答:“小杨啦!”。所以, 1981年谢长廷的竞选总
部里的小杨就是我。来帮忙的学生以政治系及法律系为主。也有少数医学院的学生。像我
这样的工学院学生,又是台大的,更是绝无仅有。我因此也就认识了政治系的刘一德及刘一
德的朋友赖劲麟等人。
我一下课就往竞选总部跑。除了画海报之外,也跟着宣传车出去。造势晚会或演讲时就负
责卖书。经常看到一些出租车司机或是社会较低层的蓝领阶级同胞,走过来,丢下一百元,
甚至三、五百元就走。三十几年前,这些数目对蓝领阶级是一笔不小的金钱。看着他们这
样热情无私的支持,心中是无限的感动。卖书的时候,国民党的情治单位会来对我们拍照记
录。刚开始的时候还会害怕,把头转过去或是把脸遮住。等到后来,情治单位来照,我们都
笑脸回应,甚至摆个 pose。但我们若是拿起相机要照他们,他们大多落荒而逃。
国民党的走狗就是害怕人民认出他们来。
当年的台北议员选举,因为还是戒严时期,所以并没有什么反对党。只有党外人士。当时台
北市有四个知名的党外人士在不同的区内竞选。分别是谢长廷,陈水扁,林正杰及康水木,
人称四虎将。虽然没有什么真正的联合竞选,但也偶尔互相支援。那时候,党外候选人在台
湾师范大学的外面人行道上立了数面木制的大看板,称之为“民主墙”。墙上贴了许多的
大字报,主要是对一些当时政府施政的质问与批评。国民党也在旁边立了一个“爱国墙”
来反制。
我有一天下午没课,就从台大骑脚踏车去师大,想要去见识一下“民主墙”及“爱国墙”。
到了之后,看到民主墙上贴了许多对时政的针砭,特别是针对当时蒋经国的“十大建设”中
比较有问题的计划,如台中港等。上面的内容相当的中肯。对台中港建设的质疑也提出颇
有见解的分析。反观在“爱国墙”上却充满了谩骂与不实的指控。爱国墙上有一个留言板
,鼓励民众留言。留言都是清一色的谩骂。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居然有一篇全部是用注音符号及粗签字笔书写,高度是大人的身高,上面写着:“各位叔叔伯伯阿姨们,这些党外人士
是共匪的同路人,请你们不要投给这些坏人!”。我当时心中马上就升起了一股极端的厌恶
感。你国民党要骗我们,也请做的高明一点。不要把我们当儍瓜。当下,我就到对街的文具
行买了一枝粗签字笔,打算在爱国墙上留言。
我刚到民主墙时只专注在看板上的内容,对周遭的其他人事物并没有什么注意。可是一等
到我开始在爱国墙上留言时,就发现到有人走到我的身边。我左右一看,两边各站了一个人
,离我不到一公尺的距离。背后又来了两个,站的稍微远一点。四人皆穿西装,其中一人还
提了一个 007公事包,对我呈包抄的态势。我才一动笔,右边的那一位就开口了:“名字要
留下来喔。名字要留下来喔。那一个学校的?”我没说什么话,继续把我想写的写下来。我
写的内容大致是:“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百姓有责任也有自由可以对政府的施政提
出合理的质疑与理性的批判。 民主墙上所写的并没有超出这样的范围。让我们一起用理
性的方式来讨论。而不是随意扣人家帽子,说人是共匪的同路人。”我的署名是:“一个台
大电机人”。
我一写完,把签字笔的盖子一盖,转身就向我的脚踏车疾走而去。耳中马上响起:“不要让
他走!亅“抓住他!”。其中两人一个箭步赶上我,一人一边,抓位了我的上手臂。第三个人
赶了上来,开始用手掌及拳头击打我的胸部。一边打,一边说:“叫什名字?叫什么名字?”
“那一个学校的?”“唸什么的?”其中一个开始去掏我的口袋,想要拿我的证件或公共汽车月
票之类。我在起初的惊吓之后,马上开始扺抗挣扎。但是我的反抗并不是要脱离他们,我反
而是紧紧地抓住他们,把他们三人一起往爱国墙的方向慢慢地拖过去。我一边挣扎,口中一
边喊著:“你们来看看我写了些什么! 你们来看看我写了些什么!”可能是我不想脱逃的举
动,让他们一时不知如何反应,而没有马上把我带走或装上车子。
当我们一回到爱国墙前时,我就大声地把我所写的唸出来。
这时因为有这么一个骚动,有些人就慢慢地聚了过来。我唸完之后,就大声说 :“我这样写,有什么不对?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这时候,出
乎我的意料,人羣中发出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听起来有可能是师大的学生,说:“是啊!他
这样写有什么不对?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为难他?”又有另一个年轻的女性声音接着说:“他
写出了我们的心声,这有什么不对?”听到这样的反应,那些原本紧紧抓住我的手就松开了
。原先大声叱喝我的那一位赶紧说:“没有啦,没有啦,我们只想知道他是那一个学校的。
”我马上趁这个空挡,跳上我的脚踏车,火速没命地绕巷道骑回台大。
我还记得我冲回台大校园之后所见到的第一个熟人是我的同班同学张纯明(张纯明是我当
美术社长时的副社长,后来成为长荣管理学院的院长)。我不知她是否还记得我当时惊惶未
定的表情。当天我回到家中,在浴室中检查了一下自己,胸口红肿甚至乌青。我当然没有跟
家人讲这件事。一方面怕他们担心,一方面也怕父母会禁止我再去竞选总部。事后谢长廷
竞选总部的人告诉我说,那些人应该是警备总部的干员。他们说我也太粗心大意了,竟然自
己一个人行动。一旦落单,很容易被盯上。若是被逮走抓去警备总部,一辈子的命运都改变
了。可能连出国都出不去,甚至会被“陈文成”掉了。
经过这次的历险,我一方面更深切的明了到国民党这个党国组织的邪恶,另一方面也为那些
国民党的瓜牙感到怜悯。他们并不是整个党国体制下的真正受益者,但他们居然对我这么
一个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如的残暴。他们所受的洗脑宣传,让他们深信我是他们的敌人。
消灭我这样的人,是他们重要的责任与任务。但是一等到他们发现羣众并没有站在他们那
一边时,他们马上龟缩回去。可惜的是,洗脑的效果加上一点的小惠,让他们不愿去面对他
们自己内心的矛盾,而是继续为那个残暴的政权来效命,如同在纳粹体制下的无知的下层公
务员与士兵一样。 这个经历让我也更深信,我们的目标是正确伟大而且是有着很重要的意
义的。它跟普世的人权自由及民主是息息相关的。这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创业动机,以及整
个公司的价值观,文化,策略与方向。我的人生再也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