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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ccn (被害人就是欠检讨啦) 看板: PublicIssue
标题: [讨论] 20130906民进党八年执政研讨会 杜正胜
时间: Tue Jun 9 23:05:12 2015
最近课纲的争议
令我很想知道民进党执政时期 是怎么看待"拨乱反正" 这问题的
遂找到了民进党八年执政研讨会时 教育部长杜正胜的演讲稿
只能说 支那党的程度跟人家实在天差地远 怎么有脸讲人家三只小猪？
一、我的立场
我一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这是我的本业，
有机会加入民主进步党执政团队，参与台湾改造运动，纯粹出于偶然的机缘；
在我的生命主旋律上，不但是一段插曲，对民进党而言，恐怕也是一种意外。
然而八年的公务生涯，四年在故宫博物院，四年在教育部，
我付出最真诚的生命，追求台湾成为一个桃花源。这八年对台湾人民，我相信可以无愧；
对民进党，我不知道会不会令他们觉得后悔？
迄今为止，我仍然不是民进党员，虽然上级几度邀我入党，
我之所以婉拒，因为我认为主要为谋台湾人民更美好未来的目标一致，
入不入党都是次要的事。
因为这种特殊身分，我今天才可能有更超然的立场来诉说民进党执政时期的经验和努力，
也才可能获取人民更高的信任吧。
民进党从公元2000到2008执政八年，我主管教育的时间是其后半，
虽然教育施政具有高度的延续性，很多实际作为早在前半已拟订政策或是付诸施行，
但这里谈的恐怕难免以我任内为主，印象比较深刻，也比较亲切。
即使只有短短四年，我也只能挑几件比较重要或社会关心的政策概略说说，
至于详细内容，我早已写成“教长四年纪”长篇文稿，准备留待历史公断。
在立场表述的最后，我还是要感谢陈总统水扁先生给我为台湾人民服务的机会，
感谢他以及吕副以下历任行政院长，依序包括游钖堃、谢长廷、苏贞昌和张俊雄
诸位先生对我的信任与包容，让我实践作为“国之大臣”的角色，
谨守学者从政的初衷。
当然也要感谢支持我的台湾人民，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
以及民进党诸先进对我的体谅。
二、政党竞争思考的三问题
台湾政治已经进入政党竞争时期，步趋民主国家的常态，
但过去中文简称的“党争”，其语意含有负面的意味。
中国历史上凡出现党争的时代，历史评价多是贬抑的，
而且往往会偏袒一方，打击另一边。这是君主专制体制的文化意识，
到民主时代，反而应该确立“党争”乃宪政体制运作的正常现象。
人类经过几百年的实践，我们不得不承认政党政治是至今比较合乎人性，
也比较合理的政治制度，
所以政党竞争应该鼓励，与中国过去的党争不相干，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事。
凡是稍稍具备一点现代文明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么浅显的道理，本来不必再费唇舌；
不过，我愿意提醒民进党以及台湾本土派人士，西方现代思维不容易了解中国人，
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才可能了解你的对手，包括此岸的或彼岸的。
所以还是要参酌中国斗争史，才谈得上“知己知彼”，而后可能“百战百胜”。
当2008年中国国民党重新取得政权后，教育方面立刻启动历史科课程纲要修订，
而且打出“拨乱反正”的口号。谁是乱？谁是正？
其实这就是中国党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完全不是现代民主体制该有的素养。
回到我们今天的教育施政主题上，在回顾执政经验之前，有三个问题须先思考。
一、民进党执政八年的教育施政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主流？或是反动的逆流？
其次，新政策对旧体制产生怎样的改变？如何评价？第三，来自在野国民党的争议
是属于教育本质之争？还是政治意识形态之争？民进党须对这三个问题有客观的评估，
才好拟订未来的走向，台湾人民也要思考这三个问题，日后选举投票时才可能有比较
合理的抉择。
三、释题与主旨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栽种树木只要经过十年就可以看到它长大成荫，
但栽培一个人却要经过百年才可能回收成效。其实人生不满百，如何等待百年呢？
这句话不外说，教育是无法急功、难求近利的工程，
当然也含有真正人才的影响力不会及身而止的意思。
可见“教育”这个领域在本质上具有较长的延续性，
相对的，它也带有较强的保守性，所以任何变革面临的阻力和困难都比较大。
教育牵涉的方面广泛，层次复杂，不是几句变革空口号就能落实的。
大家都知道，任何施政都要钱，教育无法立即看到投资的成果，易为人所忽略，
宪法乃明定教育预算占政府总度支的若干比例。既谈变革，当然会有新作为，
如果国家的经济不发展，财政收入不增加，便难落实新政策，这是教育与财经的关联。
教育直接对象是人，不仅限于就学年龄的幼童到青少年之人口，
他们的家庭以及未来可能有孩子的人，也都会关心教育政策及其衍生的问题。
所以就行政而言，教育相对于内政、外交、国防等等部门，和人民的关系更全面，
也更直接，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关注。
在民主社会，人民的关心便形成社会力量，
教育变革如果不是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不与民意契合，注定非失败不可。
摧动人民或社会关切教育的因素虽然也可能很多样，但价值观肯定占有绝对的分量，
换言之，即是文化因素在在左右教育的变革。
这方面的文化或价值观往往是隐藏的，无形的，但却又无所不在的。
对追求新国家的民进党而言，教育变革的大敌是中国国民党在台教育五、六十年的成果，
除了政治显性的对手外，也可能包含民进党的支持者。
所以社会、文化又牵涉政治层面，在台湾这个非正常国家，
教育领域内政治影响所占的比重，比其他国家更甚，
许多是属于脑中心底的层次，不是表面看到的行政干与或政治宣传。
这是我们在检讨执政八年的教育政策与作为，该有的基本认识，
也是本文要在“旧格局”中谈“新境界”的原因。
“新”“旧”该怎么划分？
所谓“旧格局”是指二次大战后中国国民党统治台湾所建立的教育制度和养成的教育风气
，而“新境界”则回应会议主题就公元两千年以后民进党政府八年的教育政策和措施。
不过从历史观察，台湾政治的新气象当推始于李登辉出任总统，
教育也不例外，李总统主政十二年所启动的教育革新，为陈总统所继承。
其实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是在前面十二年的基础上发展，既接收其成果，
当然也承受它带来的问题。
所以本文是从历史观察八年的教育新猷，上面说过了，我只能就后四年多谈些，
因为亲身经历，比较真切。
四、二十年（1988-2008）的“台湾觉醒”
不论民进党对李登辉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接纳或切割？几分接纳，几分切割？
何时接纳，何时切割？
从台湾历史的走向观察，李登辉连同陈水扁这两位台湾人当总统的时期，
与前后的台湾都有本质性的差异。
这是台湾现代史上非常突出的二十年，我称之为“台湾觉醒”；
如果未来没有新局面出现，这二十年便可能流于“春梦”。
整体而言，台湾觉醒的内涵，体制上从专制到民主，
行政上从集权到分权，人民的待遇从威权到人权，意识形态上则从中国主体到台湾主体。
这是戒严时期多少人牺牲，换来能量，到九○年代开花结果，是台湾历史的主流，
如果民进党人对此潮流没有深切的体验，勇于坚持，恐怕很难为台湾人民所托付。
在教育领域，则形成两大分野，
也就是从法西斯化教育转为自由化教育，从教育中国化转为教育台湾（本土）化，
而历史实情则是法西斯化与中国化结为一体，自由化与本土化也并肩而行。
五、去法西斯化／自由化
在国民党进行的全面中国化教育中，
中国文明被塑造成世界上最高成就的文明，中国的历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
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与人格成长有关的知识，都以中国为主体，
官方严格控制；而有关台湾的部分，则被限制在最小的篇幅内，甚至被全面禁止。
在养成国家公民的中小学，台湾人读不到有系统的台湾史，
也不知道自己有文学、艺术，台湾人甚至被教育去鄙视自己的信仰文化。
他们了解中国甚至比中国人还深入，但对台湾却无所知；
台湾人丧失其历史记忆，也丧失自我认同。
为巩固既得利益，国民党在台湾实施长达三十八年（1949-1988）的戒严。
教育的戒严无所不在，检查对国民党的忠诚度，控制自由的思想。
高中到大学实施军训教育，派遣军人进驻校园，
至今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这样做的。
在此时期，国民党所推动的法西斯教育与中国化教育结为一体，同时并进。
由于戒严法和两蒋威权统治，
1988年以前，法西斯化／中国化教育的强烈与深入皆无庸置疑，
随着八○年代政治控制的松脆，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一旦解严，教育文化界立刻有人提出反醒批判，
而要求军事教官退出校园的去法西斯化最为引人注目。
但几年下来，进入九○年代，实际成果依然甚微；
即使到公元2000年以后，法西斯化仍然有不同程度的遗留。
公元2004年七月，即我初上任后不到两个月，我宣示解除发禁，
立即遭遇极大的质疑，国民党与统派媒体的反对固在预料之中，
一般家长也流露无比的忧心，深怕青少年头发留得长些，
他（她）们变“坏”的可能性也就多些。
此一现象即是上面说的，改革困难的文化因素，
家长都是受过法西斯教育的人，即使他（她）们在理念上赞同自由化、民主化，
但过去沈淀在心底的因子，仍然会伺机而动。
但事实证明他（她）们是多虑了，现在有谁敢再要求回到戒严时期的学生发式吗？
统派人士把我的教育政策贴上“去中国化”的标签，未免太抬举我了，
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事实上，我们的教育文化能否和中国或中国文化完全切割，是一个问题；
坚持切割主张的人有没有替代方案，又是一个问题；
而台湾人是否做好准备，也是一个问题。
现实情况下，我们能作的不过减低一些中国成分，多加一些台湾成分而已，
李登辉总统推动的国中“认识台湾”课程即是具体的展现，
进一步如何扭转中国主体而为台湾主体，还有很大的距离。
民进党执政时期，经历无数斗争才通过的高中历史课纲，
依台湾、中国、世界三环架构设计，稍稍反映台湾主体教育的思维，
但也只高中历史一科而已，只占教育的一个小角落。
即使只是小角落，2008年国民党重新取得政权后便积极修订高中历史课纲，
五年来已经部分完成修订，据说还要再进一步扩大中国成分，
我预计其终极目标就是回到戒严时期的“中国主体”。
六、本土化教育何以那么困难？
教育本土化原是教育学的本质，──由近及远的教学理论，是各国教育的常规，
可是在我们这个非正常国家却被贴上政治标签，尤其民进党执政时期被污名化。
九○年代初期，李登辉政府已经开始推动本土化工程，当时称作乡土教学，
也真的只停留在乡土的层次，还没有涉及到国家。
但1997年“认识台湾”课程登上讲台前夕，统派立委与媒体掀起大规模的批判，
就因为他们感受到“认识台湾”已升上国家层次了。
当时我在学术界，因为参与教材主编，便成为他们的标靶。
台湾人想要多了解台湾自己的历史、地理、文学、文化、艺术，
即使在台湾人总统主政之下，仍然受到阻碍干扰。
而一、两年之后，教育部开始规划九年一贯课程，以领域取代学科，
“认识台湾”这门课便在这个更大的“改革”中消失，执行者却是2002年的民进党政府。
教育主体采取台湾或采取中国，将因政治情势而随之消长。
教育自由化是九○年代以来当时朝野的共识，也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思潮，
其力量之凝聚在1994年“四一○”教改大游行达到最高潮。大游行提出四项主张：
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订教育基本法。
这些要求在公元2000年之前，有的已经开始实施，有的已经完成立法，
反而是在此后，当时思虑不周的流弊一一浮现，民进党政府于是担负“教改”的恶名。
不过自由化的大原则似乎还没有人敢正面挑战，
只是当时受命草拟“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先生
成为国民党内阁的代罪羔羊，不时遭到泛蓝统派的奚落。
究其原因，既不干“自由”，也不干“教育”，而是在总统选举时，他支持陈水扁之故。
总的来看，自由化是台湾人即使在戒严时期也从未放弃的目标，
而本土化的普遍觉醒则是九○年代才开始的新趋势。
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力的“四一○”教改，加速催促自由化进程，但没有碰触本土化，
包括李远哲主持的“报告书”，
我想这是当时自由派人士的基本立场，是非功过留待历史裁决。
体制内推动教育本土化当然只有等待民进党执政了，
2002年教育部成立本土教育委员会，
就是这个委员会发现稍前教育部公布的九年一贯施行配置，
有关台湾的内容到小六就结束，国中三年课程的内容完全与台湾无关。
这显然是食“由近及远”的教学原理而不化的结果，
经过调整，前六年不能完全没有中国和世界，后三年也不能完全没有台湾。
到2007年教育部才将“本土教育”纳为九年一贯课纲重大议题，
但也只能是参考性的“重大议题”，无法纳入规范性的课纲。
由此可见即使民进党执政，教育本土化依然难以落实，
因为民进党并没有完全执政，
而且这些年来台湾社会分裂成两大阵营，参与课纲规划的学者即使是本土派，
也无法单凭己意而为。
七、教育本土化是民心的趋向
九○年代台湾是一个有憧憬的社会，一股告别过去，开创未来的期待散布在各阶层，
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而且有能力、有条件走自己的路。未来的憧憬是什么？
总结为自由、民主和人权，于是形成自由化的潮流。
所以即使一向保守的教育界，面对这股自由化潮流，无人敢撄其锋，
事实上也没有多少人会抱持反对或排斥的态度。
然而本土化却不同。本土化虽然还不等于独立建国，
但在“乡土──本土──独立”的光谱中，它毋宁更靠近独立一端。
由于几十年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教育和国民党的思想改造，一般民众对于本土化
即使不排斥，多少带着持疑的眼光，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我们只要观察“我是台湾人，或中国人，或两者皆是”的问卷调查，
而所谓“二者皆是”占相当高的比例，就可以理解本土化教育遭遇困境的原因。
上面民意调查的问卷，在戒严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
那时唯一的标准答案只有“我是中国人”，学校教育要教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晚到民进党执政后期，小学生通用的笔记簿，封背还印着这句标语。
不过，九○年代这个问题浮上枱面了，
二十年来不断有不同的调查机构公布他们的问卷资料，不同学者和政党也有不同的判读。
纵观大趋势，不同立场者所得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即“我是台湾人”的比例不断攀升，“我是中国人”则如溜滑梯般下降；
至于“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或“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两者皆是”，
则须要分析。
兹举政大选研中心，1992、1996、2000、2008和2010这五年的调查来看，
九二年李登辉总统开始改造原来的大中国政府体制，九六年第一届民选总统，
两千年民进党取代统治台湾五十五年的国民党，首度执政，
零八年国民党再度取得政权；至于2010年则检测马政府倾中政策后的台湾人认同。
这五个时间点所呈现的数据，
“我是台湾人”从1992年的百分之十七一路升高到2010年超过五十二，
公元2000年跃升至百分之四十，八年后即使国民党再度执政，台湾认同仍然继续上升，
到2010年倾中政策虽启动多时，台湾认同依然不为所动，
反而升高，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
相对的，中国认同则从百分之二十六往下掉到不足百分之四。
如果我们比对2009年五月马政府的行政院研考会“台湾人认同”的调查，
政大选研中心“两者皆是”的高比例便须再检验。研考会这次的民调，
“自认是台湾人”者，占64.6%，“自认是中国人”11.5%，
两者都是18.1%，无明确意5.8%。中国认同偏低，可以不论，
而“两者皆是”则不到两成，不及政大选研中心的一半。可见政大选研中心的调查，
所谓“两者皆是”，恐怕有一半是自认为台湾人的，大概问卷的题意不够清楚之故。
再由另外一种民调来核对民心的趋向。
台湾智库委托精湛民意调查公司在2011年十月五、六两日所作的调查，
对象20岁青年，有效样本1,089份，
问祖国认同。认为台湾是祖国者占89%，将近百分之九十，
视中国大陆为祖国者只有5.7%，不到百分之六。
再问国家认定，向外人介绍“我的国家”说是台湾者69%，将近百分之七十，
说中华民国者只有24%。
而问卷没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做为选项，恐怕认为这根本是不存在的答案吧。
我们的教育向来无法引领社会风潮，反而成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但看看民心所向，教育当从中国主体改为台湾主体，还有什么疑问呢？
教育本土化原是教育学的基本原理，现实上也是人民的需求，却被扭曲变形而污名化，
台湾人眼睛真的雪亮吗？
八、自由与本土并进
民进党执政这八年的教育政策，基本理念是自由化加上本土化，
自由化继续九○年代朝野与社会整体的努力成果，尽心尽力维护，予以深耕，有所发展。
行政上确立学校和教师本位，教学上则以学生为主体。
民进党执政时，适逢“九二一”大地震之后，遂乘机推动新校园运动，
改造原先的营房式教室，使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空间充满优雅的美感而且人性化。
另外生态环保的教育更加落实，
这不只是环境的维护而已，无形中也在儿童心底种下爱乡的种子。
至于发禁的开放，让青少年更自主，更活泼，校园的确告别法西斯的气氛。
大学自主是九○以来社会的要求，大学校长的产出是重要的指标，
原来由教育部派任，改为学校选出二至三位候选人送教育部甄选，
到我任内进而全部授权学校决定。同时教育部也逐渐开放大学决定该校教师之升等。
这两方面都让大学能切实自主，政治不再干与学术。
其次本土化的深化，民进党政府特别重视多元族群语言、文化的传承，
各种本土语言教材的出版如雨后春笋，
原住民语言包含各种方言，进阶教材多达四十几种，由原民会与教育部联合出版。
各种民俗技艺也多以课外活动和社团的形式在校园中蓬勃发展。
譬如游内阁推动的“一校一乐器”，培养国中小学的艺术氛围。
在我任内，完成“艺术教育白皮书”，作为未来学校艺术教学发展的蓝图。
台湾是海洋国家，但一向缺乏海洋教育，我卸任之前，完成“海洋教育白皮书”，
和上述“艺术教育白皮书”一样，都是教育部首创之举。
(九、略)
十、争议、影响与教育宗旨
教育的争议多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有人高唱教育不能带有意识形态，
宣扬这种观念不是无知就是虚伪。即使民主国家，教育还是和意识形态息息相关，
七○年代以来的教育学家已经证实此说，不必深论。
至于台湾的政客专贴别人意识形态的标签，则是政治斗争的把戏，不足深论；
不过，在台湾的奇特现象是：讲本土算意识形态，讲中国便不算，积非成是，
群众也信以为真，遂给民进党带来极大的困扰。
在我任内，教育争议真是“罄竹难书”，连“罄竹难书”四个字也可以轰轰烈烈的争议，
台湾人如果连统派这套斗争把戏也看不清，以后还要继续交学费呢！
我的“争议”是数不完的，根源出于坚持本土教育，以课程纲要为主战场，
另外还有母语教学，历史教科书，和国文课的文言白话比重。
任何一点都有说不完的故事，留待“教长四年记”出版再说吧。
当然我也留下一些有长远影响的政策，
除上述开放发禁之外，还有几项比较引人注目：国中基测加考作文，
大学指考将“公民与社会”列为选项，大学教学卓越计划，大学入学繁星计划，
高中职优质化，教科书用语中性化，以及悬挂“自由广场”的招牌。
不过我最感欣慰的还是在上任两个月内所拟订的教育宗旨，提出台湾核心价值的建立，
揭橥“创意台湾、全球布局、培育各尽其才新国民”的教育目标，分为四大主轴，
即现代国民、台湾主体、全球视野和社会关怀，并且拟订施行细目。
在此之前，台湾的教育宗旨基本上沿袭民国十八年（1929）的拟订，
那是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教育宗旨，台湾教育之保守，其来有自，也是必然的。
我被封为最有争议的教育部长，但在我任内四年，（这是自毛高文以下，
七位部长最久任者，若包括2008年以降至今，算是十位了，）
统派媒体，泛蓝政客以及不赞同台湾主体的人士，都没有针对我的教育宗旨
提出具体的指教，我实在深感遗憾！
来源: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602&Itemid=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