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长柯文哲抛出要以监视器抓违停，遭桃园地院法官钱建荣批评侵害人民隐私。柯昨
: 回应，并不是要把全市1万4000支监视器全部拿来抓违停，了不起10个热点而已，没那么
: 严重好不好；钱建荣听了直摇头说，10几支和1万4000支有何差别？没法律依据，就是没
: 法律依据！如果没人反对，难保以后不会成为1万支。
行政机关未依法定程序取得证据，是否无证据能力？
最高行政法院认为：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未必一律无证据能力，必须综合一切情况判断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07号判决（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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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至于实施行政程序之公务员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其有无证据能力之认定，除法
律另有规定外，则应审酌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 （参考刑事诉讼法第158条
之4之规范意旨）。 盖税捐稽征及行政罚之裁处程序，系以确定国家具体之课税权及
裁罚权为目的，为保全证据并确保税捐之征收及行政罚之执行，固有实施行政调查之
必要，惟行政调查之方法若足以侵害个人之隐私权及财产权，即不能漫无限制；且为
确保依法行政原则，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 （行政程序法第1条揭示之立法目的参照
），实施行政程序之公务员自应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然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
，若不分情节，一概以程序违法为由，否定其证据能力，从究明事实真相之角度而言
，难谓适当；反之，一概以究明事实真相之必要为由，肯定其证据能力，从人权保障
之角度而言，亦属过当。因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例如税捐稽征法第11条之6规定
，税捐稽征机关故意以不正当方法取得之自白且与事实不相符者，不得作为课税或处
罚之证据），为兼顾程序正义及发现实体真实，应由法院于行政救济程序个案审理中
，就个人基本人权之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依比例原则及法益权衡原则，予以
客观之判断，亦即宜就违背法定程序之程度、违背法定程序时之主观意图（即实施行
政调查之公务员是否明知违法并故意为之）、违背法定程序时之状况（即程序之违反
是否有紧急或不得已之情形）、侵害被调查人权益之种类及轻重、违反诚实申报税捐
义务行为所生之危险或实害、禁止使用该证据对于预防将来违法取得证据之效果、行
政机关如依法定程序，有无发现该证据之可能性，及证据取得之违法对行政处分相对
人之行政救济有无产生不利益与其程度等情状予以审酌，以决定应否赋予证据能力（
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664号刑事判例意旨亦采类似见解）……。
(八) 惟纵使被上诉人（按：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违背法定程序取得本案9批进口货物之
结汇资料， 其有无证据能力之认定，依前揭说明，仍应审酌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之
均衡维护，依比例原则及法益权衡原则，予以客观之判断……。
其实系争事件我认为争议在于
一、于证据调查层面是否有法源依据要求的强烈必要？
行政处分当然必须有法源依据，但是行政机关取得证据是否需要严格的法源依据？
换句话说，若基础行政处分（罚单）欠缺法源依据，该处分当然是具有重大瑕疵而无效
，并无争议；但是行政机关采证取得证据时，取证行为欠缺法源依据或违背法定程序，
是否导致行政处分变成重大瑕疵而无效？例如，警察开启自己的汽车，结果迷糊误开到
别人的车，而车锁老旧居然能代用而开启，赫然发现车子里有Ｋ他命（目前仅处行政罚
锾）；又或者警察违法破门进入搜索地下工厂，结果意外发现有多人在内聚众抽菸。如
同这样的非依法定方式取得的证据，是否一律导致基础行政处分罹于无效，就很有讨论
空间。
二、个人资料保护法是否能导出违法取得证据无效的结果？
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16条规定：
公务机关对个人资料之利用，除第六条第一项所规定资料外，应于执行法定职务必要范
围内为之，并与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二、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增进公共利益。
从系争事件看起来，用摄影机对特定路段连续拍摄，是出于维护交通秩序的必要，而且
对资料蒐集，具有特定针对性（只针对车牌、车型、停车时间，但不考虑驾驶人是谁）
，又此举当然能增进公共利益，至无疑问，且交通举发本即是该管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
内所得行使者。所以从个人资料保护法而言，为了举发违规而在路口插监视器，看不出
来何以违背本条规定。
三、纵使违背本条规定，证据取得仍可能有效
从行政法院的见解来看，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未必一律无效；假设真的违背本条
规定，亦无规定说违背本条规定取得之资料不得作为证据之明文，也就是说，该证据取
得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还是必须经由法院审酌。换句话说，这偷拍的监视画面能不能做
为证据，由法院老大说了算。
所以说，是否因为“证据取得无法源依据”，就能导出“证据资料无证据能力”，进而造成
“做成的行政处分一律无效”的结果？我认为还是有不小的讨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