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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多年以后，当我回过头来想，我为什么停止把自己想像成中国人，或“既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而开始毫不犹豫地告诉任何询问的人：“我是台湾人。”我猜，郑南榕的
死在我心里埋下一粒种子。
[老板走了]
作者是 刘华真（台大社会系副教授，曾任《自由时代》校稿工读生）
收录于“好国好民－郑南榕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特刊”
关于他的死，我的记忆好像很清晰，但又很模糊。
那时我在唸大三，为了赚零用钱，被朋友介绍到《自由时代》杂志社当校稿小妹，郑南榕
是那间杂志社的负责人。在那里工作相当一阵子，但我和郑南榕始终没有什么接触。我的
责任，只是对着手写的原稿，挑出排版铅字的错误，有时候去找写稿的记者“你写的一笔
什么狗屎字”，或者去找打字小姐更正错误，然后把看完的稿子交给三校。工作时间是大
概晚上十点进办公室，校对到早则三四点、晚则五六点左右。每到半夜就会有人买宵夜回
来，大部分都是清粥小菜，那个粥我还记得，黏糊糊的，像在里面加了太白粉。因为太常
吃清粥小菜，有少数的几次他们买别的宵夜回来，我都觉得特别的好吃。
对我而言，那就只是一个赚零用钱的工作。我的家庭，母亲那边，吵吵闹闹脾气火爆的人
很多，但从没出过任何政治异议份子；父亲那边，因为跟国民党一起迁台的关系，是国民
党政权的忠实效忠者。所以我不是看党外杂志、柏杨、李敖的书长大的，高中毕业以前读
过最反叛的书，也只不过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加入大学社团以前，对台湾史毫无了解，
赖和、吴浊流、林献堂、谢雪红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名字。那时候的我，很努力在读英文版
的The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学德文，醉心于抽象的理论思考，梦想着有一天
能读德文版的资本论。于当时《自由时代》杂志所登的激进台独言论，我一开始的反应是
有点震惊，然后觉得他们文笔不够好、逻辑也不甚清楚，但读著读著，我慢慢开始了解他
们在想什么。但对于国家认同、对统独，我仍然没有什么清楚的立场，因为那对我而言实
在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我就只是懵懵懂懂读那些稿子，赚一点零用钱。
工作一阵子之后，这个位于民权东路巷子里的杂志社有了改变。先是装上了铁门铁窗，上
楼之前有人用对讲机问你是谁，开始有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长期驻守在杂志社里，叶菊兰
和郑竹梅开始常常出现，还有更多不认识的人来拜望；来了之后，和资深记者们打打招呼
，然后就和郑南榕进房间去深谈。这些改变，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去问问别人为什么装了新铁门铁窗。一直到郑南榕死后，以及了解到他为什么而死，我才
理解到这些未曾被我察觉的改变，所为何来。
然后那是一个特别的校稿日。辛辛苦苦的在《自由时代》校完稿后，四五点吧，天还灰濛
濛的，到一个朋友家睡觉。八九点被朋友叫醒，劈头一句“你老板死了”。我睡得迷迷糊
糊，叫她别开玩笑了，几个小时前我才见到他，然后倒头再睡。早在几个礼拜前就答应，
那天下午要帮朋友的忙，到还没有被搞烂的《新新闻》代班校稿。一篇一篇稿子读来，都
是在报郑南榕，我的老板。他的家庭，他的身世，他的教育背景，他办的杂志社，他所参
与的反对运动，他怎样登了许世楷写的〈台湾新宪法草案〉被以叛乱罪起诉，他以维护言
论自由为由拒绝被拘提……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把那些稿子校完的，因为他们所写的那个
人，是我每个礼拜碰面，常常穿着拖鞋短裤，一边抽烟一边邋遢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的老
板。
接下来的几天，读著《中国时报》、《联合报》，看他们怎样报导精神科医师说这种行径
有什么问题，南榕年轻时曾求助过心理医师，人格怎样偏差，连他是外省人却参加台独运
动都被拿来当成他有认同危机的“征兆”。这些主流的媒体报导，用一种病理学的观点来
讨论郑南榕的自焚，对于当时被箝制的言论新闻自由，只字不提。不可置信外加火上浇油
的愤怒，是我对当时媒体的一体印象。
隔没几天，台大学生在校门口发起绝食静坐，悼念郑南榕。人不多，几十个人吧。然后突
然间我看到郑竹梅，好像是她不知从哪里听到静坐的消息，硬拖着阿珠姊姊带她来和大家
一起悼念爸爸。她还只是个小学生，圆圆的脸，有一双聪明眼睛的小孩。她和我们一样，
身上披了白布，盘腿坐在柏油地上，我刚好坐在她旁边。一些记者或蹲或跪地拍竹梅和学
生一起静坐的照片。
突然间有一台摩托车冲向我们，停在离静坐人群不到两三公尺的地方，拿了个容器把不知
是什么的液体往竹梅身上泼，然后快速驾着摩托车逃走。整件事情发生不过两三秒钟，所
有人都愣住了。等到回过神来，几个静坐的男生冲去追那摩托车，带竹梅来的姊姊赶紧把
竹梅带开，把她放进车里换衣服清洗。当我站起来休息一下，看到竹梅隔着玻璃往外望，
我的心一阵酸楚，心里对她说：“勇敢的孩子，不要被打倒。”
当然那位被记下摩托车号的泼尿元凶，在台湾警察机关的严密追查之下，变成哈利波特II
，消失的元凶。
出殡那天，拿了一块长长的黑布，中间挖个洞，把头钻进去，在腰间系上白布条，为郑南
榕穿上了丧服，慢慢地沿着中山北路走，走到士林废河道的灵堂。我不记得是一个人还是
和朋友一起走完全程的，只记得那是一条很长的路。每踏出一步，就好像更确定这个我认
识但不熟悉的老板，真的真的已经不在了。
郑南榕去世之后，杂志社主要由他的弟弟和叶菊兰在打理。我一直在那里工作到他们把杂
志社收掉为止。所有的员工一起出去吃喝了一顿，喝得大醉。然后大家帮忙叶菊兰选第一
任的北市南区立法委员。我既无谋略又无背景，只能呆呆的帮着开宣传车，早晨半夜四处
去发传单，回到家里，软硬兼施地要妈妈投票给叶菊兰，顺便要她去影响附近的一大挂太
太小姐们。投开票当天，骑着摩托车一家一家投开票所去抄票数，然后回报到竞选总部。
当叶菊兰确定以倒数第二名当选台北市南区立委时，挤在许多前来庆贺的支持者中，我站
在快慢车道的分隔岛上，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帮人助选，帮人拉票，也是唯一的一次。
过了很多年以后，当我回过头来想，我为什么停止把自己想像成中国人，或“既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而开始毫不犹豫地告诉任何询问的人：“我是台湾人。”我猜，郑南榕的
死在我心里埋下一粒种子。
每每有人在问郑南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在这当下，被多数人视为理所
当然的言论自由、表达政治意见的自由，十四年前，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当人们已经习惯
把所享有的自由，当成呼吸喝水那样简单自然的事情时，大概已经忘记前人争取自由的路
，走来何等血迹斑斑。如果有人可以佩服李敖、陈映真，因为他们在时势不容的情况下，
仍坚持说他们要说的，写他们要写的，即使为此被捕下狱也在所不惜。那么，不要因为政
治意见的差异，而贬抑坚持同样信念、不惜得罪当道的郑南榕，以及他为台湾言论自由所
做的贡献。
写于2003年
: ※ 引述《eglinton (sasabi)》之铭言：
: 柯文哲接受周刊专访
: 记者问：你是台独吗？
: 柯文哲：这很好笑，台独党纲我没有读过。
: 记者问：有个政治选择题，三选一。一是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二是我是台湾人、也是
: 中国人，三是我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你选哪一种？
: 柯文哲：这一点……（停顿数秒，叹气），唉，政治上我是台湾人，文化上我是中华文化
: 圈的，我不会否认这一点。我比较觉得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中国书读很多，论语背
: 得超熟的，用的文字是中文，要怎么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