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
Wall Stree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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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放弃亚投行否决权以换取欧洲国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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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动提出放弃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中的否决权。在美国对亚投行表示担忧的情况下，这一提议吸引了主要欧洲国家加入这家由中国主导的开发银行。
据参与亚投行组建工作的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中国的谈判代表向美国在欧洲的一些最坚定的盟友表达了中国放弃否决权的立场。
据这些人士透露，这项提议对于促使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打破与美国的一致立场并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政府提出没有单个国家能够支配亚投行决策权的提议，这一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长期以来的做法大相迳庭。美国在这两个机构中的投票权均不足20%，但一些重大决策却受到美国的支配，这种组织结构多年来一直受其他国家诟病。
中国国内和国际官员都表示，迄今为止中国在亚投行事务上的进展标志着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一场罕见胜利；中国政府的精心筹划使得亚投行对二战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形成了一场更严峻的挑战。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家、IMF前中国业务主管普拉萨德(Eswar Prasad)称，中国放长线钓大鱼的做法效果很好。他表示，中国一点也不着急，因为中国知道其他国家会加入进来。
美国财政部官员对中国放弃否决权承诺的影响不予置评。
除了放弃否决权外，中国政府还在力争消除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于亚投行透明度和治理的担忧。
负责亚投行筹建事务的中国官员金立群一直在华盛顿招募退休的世界银行职员，以帮助中国解决治理问题并在西方国家中建立亚投行的信用。金立群招募的首批人员中就有前世界银行律师利希滕施泰因(Natalie Lichtenstein)，后者对她在亚投行的职务不予置评。
有关亚投行运营方式和董事会架构的谈判仍在进行。参与相关讨论的人士称，即便没有否决权，中国也可能在重大决定上占据上风。这或许加重美国、印度等国的担忧，即亚投行最终将成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工具。
不过，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周末表示，截至本月底，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将超过35个。据几位参与亚投行筹备事宜的中国官员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韩国和澳大利亚预计也将在本月底之前加入亚投行。
与此同时，据中国和西方国家官员表示，亚投行有望实现其1,000亿美元的注册资本目标，这一目标高于最初宣布的由中国出资的500亿美元。
由于奥巴马政府在由中国牵头的亚投行中几乎没有影响力，现在他们提议亚投行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由美国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开展联合项目，而上述金融机构采用经美国批准的规定。
与此同时，日本官员称，日本对立即加入亚投行持谨慎立场，但并没有排除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
中国放弃否决权的决定凸现出中国领导人为试图让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所下的赌注。据中国和西方官员称，正如过去六十年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和IMF对远离美国的地区施加了影响，中国政府也可能通过亚投行做同样的事。
习近平在2013年底提议筹建一家新银行为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该地区基建项目的资金需求远远超过IMF、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所提供的金额。中国政府估计，从现在起到2020年，亚洲每年基建开支的需求约为7,300亿美元。
但过去一年美国一直敦促其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称该行将成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工具，如果没有得当的治理规定，该行将助长借款国的债务规模和腐败现象。
据中国和西方官员表示，通过说服美国的盟友，使其相信中国有诚意使亚投行达到全球开发性银行标准，并且会给西方企业创造参与新基建项目的机会，从而使美国的反对立场站不住脚。
金立群周日在出席国际政商领导人活动时表示，中国不会欺负其他成员，而是会与他们合作，以求在所有决定上达成共识。他说，中国不会以老大自居，中国的第一大股东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和担当。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向IMF增资的提议一直未能获得国会批准，这导致IMF投票权机制无法修改，而只有进行修改，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才能获得更多决策话语权。发展专家表示，美国在向IMF增资问题上缺乏进展，这为中国给亚投行招募成员打开了窗口。
前奥巴马政府财政官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学者杜鲁门(Ted Truman)表示，美国这次彻底搞砸了。
据参与和中国磋商的人士称，不设否决权的治理架构给北京帮了大忙。有人批评中国会将亚投行作为自留地，用来为国内深受房地产低迷困扰的企业提供建设合同，这项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批评人士的嘴。
美国前财政部驻北京代表杜大伟(David Dollar)称，鼓励其他主要经济体加入是很聪明的策略。杜大伟目前是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一名学者。
下一轮首席谈判代表正式会谈将于本月底在哈萨克斯坦斯坦举行。中国政府希望在6月底之前制定协议条款（即亚投行基本治理规则），并在今年年底让亚投行开始运行。
一个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亚投行的投票权如何在创始成员中分配。方案之一是该行的大约27个亚洲成员拥有75%的投票权，其中每个亚洲成员的投票权或取决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前述人士称，非亚洲成员将拥有其余25%的投票权。
其中一个人说，若按GDP规模分配投票权，那么中国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多数投票权。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何安排亚投行董事会架构。在世界银行和IMF，各成员由常驻董事代表，这些董事积极参与相关事务，对新项目、计划和政策进行投票表决。这些董事对管理层形成制约。参与相关讨论的人士称，美国就一直敦促中国在亚投行董事会方面采取与世界银行及IMF同样的结构，但北京对此表示拒绝。中国希望亚投行的管理层（未来有可能就是中国官员）有更加强大的地位。
上述前美国财政部官员杜鲁门称，他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亚投行的问题上更希望设立常驻董事会，因为美国等国家不信任可能组建的管理层。
其他发展问题专家则表示，设立常驻董事会不合时宜，并且会延缓决策速度。前奥巴马政府财政部官员、现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研究员莫里斯(Scott Morris)称，世界银行正开始对该行的管理结构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评估。
他在电邮回复称，说亚投行应当达到“最高标准”或采取“最佳做法”有点像一句空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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