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龙︰司法对抗贪渎 救台湾竞争力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后对联合开发与委外经营（ＢＯＴ）案展开系统的对抗，台大法律学
院刑法教授陈志龙指出，大家以为只有黑心商人，也以为黑心商人最坏，这错了。其实，
黑心商人是老二，行政机关才是老大，没有官员贪渎就不可能有钜型经济犯罪。司法不应
置身事外，要勇敢站出来。
无人民授权、议会监督 ＢＯＴ有触法之虞
问：你如何看待柯Ｐ要清查的五大案？
陈志龙：我多年研究财经犯罪，欧美、尤其德国这方面的研究相当多。主要在于权力分立
，司法机关要独立及有作为。以人体为喻，有红血球、白血球与外来的病毒，公权力机关
设置了犹如白血球的对抗病毒系统，如政风、调查局、检察官、法院、监察院，但是效能
不彰，有时形同虚设，这才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所以无法落实，在于牵涉到四条路线
的综效：第一是行政调查；第二是议会监督；其三是司法调查侦查；第四是媒体与公民的
透明化与监督，这四者必须同时并行，缺一不可，从而亦可迫使司法系统不应置身事外。
但是ＢＯＴ案却把议会与人民整个排除在外，由县市政府与厂商进行契约的行为，这是错
的。因为这些财产是人民的，政府官员并没有得到人民授权并接受议会监督，它便不具正
当性。故而就本质言，此种ＢＯＴ显有触法之虞，在民主国家，其涉及行政权力滥用，人
民当然可以认为其自始无效，而不是撤销或解除契约的问题。
司法系统正常化 才是民主法治的关键
第一，从历史来看，一九八○年代发生了馊水油事件，媒体报导了，议会有监督，行政机
关也展开调查，可是功败垂成于司法系统，他们抓小放大，于是制馊水油大咖潜逃大陆，
因此有了经验，知道台湾的司法不会彻查，这样的习性沿袭到现在，因此真正的问题在司
法。就有如对抗病毒，若投抗生素中断，后果堪虑。对于这么重大的社会瞩目案子，其实
可以办，却办得不彻底。司法似有怠惰或被操控之虞，对小案固然公正独立，但对大案却
难排除有立场，它会转弯。司法应站在人民权利维护，他们却与一般公民及团体的认知落
差太大。司法系统的正常化，才是民主法治的关键。
其次，以国外为例，有些国家采取遮盖的方法，或“以贪打贪”，把别人打为贪渎，其实
自己更贪，皆无法解决问题，唯有“以正打贪”，必须把真相找出来。
第三，时代真的已经改变，如果在过去的封闭社会，我们会把行政官、财阀、官二代、富
二代看得很伟大；但在现在，从人民的立场这些人竟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因为这些人的财
产其实是透过财经辩证法取得的。也就是以所谓打泡沫、高杠杆，取得代表权，进而不法
或不当取得人民财产的偏差行为。
以美河市案为例，有二万八千坪土地，日胜生做为私地主，只有一四八坪，可谓零码，竟
成为主导。其他原来的私地主，被台北市政府以公用征收的方式征收，丧失资格。日胜生
变成私地主的代表，与公家代表整合，这就是靠正反合辩证，以小吃大。备受争议的富邦
银行并北市银案例，亦是这类辩证问题。也就是把别人的钱透过游戏规则的改变，变成自
己的。同样的，台北市政府只有管理权，财产是人民的，现在却变成台北市政府的财产，
个中就充满著权力滥用、辩证的骗局。
政商勾结模式复制 衍生出五大案弊端
旧时代这些人食髓知味，因此病毒会演化愈来愈厉害。柯Ｐ提到的五个案子之前，其实最
早的案例应是发生在富邦与北市银合并案，这些人认为人民没辙，议会也无法监督，司法
也不了了之，因此会不断复制相同的模式，愈来愈猖狂。这五个案子间也会相互比较，Ａ
有的，Ｂ也要有，于是弊端不断增生。但在开放社会则不然，人民吃过伊甸园的苹果，他
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人民觉醒了，不容许这些人依照旧的经验继续这样做。
问：那么应该如何解构所谓的联合开发与ＢＯＴ案？
陈：在新的启蒙时代，ＢＯＴ与联开案事实上并不是正常的契约，它牵涉到几个特殊点：
一、它避开竞争规则，让正常的厂商无法进来，行内部人交易，按竞争法，这是盘剥经济
，等于是把别人财产透过内部人交易盘剥到商人那边，如果没有利益，公务员不会这样做
。这可能会涉及非常严重的犯罪问题。
二、它操控游戏规则，操控价格、操控鉴价形成少数人的垄断，其实就是作弊行为，
conspiracy，在刑法上叫共同正犯，在财经法叫联合垄断，由官员与商人居于裁判兼球员
或球员兼裁判。
三、这涉及背信、侵占、伪造文书、伪证、强制、诈欺诸多犯罪问题。在证券交易犯罪中
常见的三种犯罪手法，内线交易、操控、背信，被套用在这里。
ＢＯＴ与联开案究责 不能只用图利罪来办
ＢＯＴ的魔术就是把人民与议会排除在外，让行政机关与商人直接来谈，它没有人民的授
权，自然不具有缔约的资格，其所订的契约，在在都需要重新审查。问题在联开案与ＢＯ
Ｔ涉及游戏规则的异化，所以只探讨以后的契约形式，以前的在本质上有无缔约权力、有
无诈欺意思表示，若不探讨，就是锯箭法，必须回到本质看问题，也就有追究责任的问题
。
一般而言，不要只用图利罪来办，按照证据与经验法则，只要在手段上有背信、侵占、伪
造鉴价报告、鉴定不实、伪证、不纯正不作为，现有的法律就足已展开司法行动，可以各
别认定其犯罪。例如美河市这个案子强征民地，涉及强制罪，怎么会没有犯罪？我要强调
，法律的目的不是制裁，只需具有象征意义就可以；起码要让他们认错，知道法律的正义
在哪里，并不一定要把这些人关到死，但要有刑法的象征意义。
没有官员贪渎 就不可能有钜型经济犯罪
问：这种政商勾结的模式这些年一再复制，代表什么？
陈：严重的钜型经济犯罪最主要的是行政机关有贪渎病毒，黑心商人感染后与之配合。大
家以为只有黑心商人，也以为黑心商人最坏，这错了。其实，黑心商人是老二，行政机关
才是老大，没有官员贪渎就不可能有钜型经济犯罪。为了要巩固这些犯罪结构，就有些人
会透过商人去绑架司法，包括检调与法官。于是最后会签结，或不起诉，或局部做无罪判
决，或不了了之。这是在台湾对抗黑金与德国最大的不同。德国从二○○三年开始打击企
业犯罪与贪渎犯罪，非常彻底，不似台湾只打表皮。台湾司法人员当然不是全部都如此，
但是要能碰触到这类案件的法律人其实是不容易的，这个司法结构对此，往往会精挑细选
。唯有司法打贪，才能遏止贪渎病毒的升级，避免黑心商人食髓知味。
长久以来，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认为整个国家都是他领导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媒体
。但就如交响乐演奏，指挥固然很重要，小提琴、大提琴与打鼓的都看指挥，但是他们都
有一套谱，他们不能不看谱。换言之，行政官固然看领导，但是他也不能让领导操控，仍
然要依照正义的法律。司法、议会、人民则是在外面监督的观众。但是我们的领导却认为
演奏厅的所有人包括观众都要听他的，这一人领导是错的。不靠谱的强人行政，这种时代
应该要成为过去。司法应该站在观众的角度，是裁判者，不应该再被定位为官员。对此，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前副院长郝思曼（Hassemer）教授就指出：台湾法官像官员，官员像法
官。这正是司法定位错误。
司法不应置身事外 对抗贪渎勇敢站出来
唯有改革之后，官员才会有良心，商人才会有竞争的环境，司法才敢在盘剥经济中勇敢站
起来。现在似乎由于司法独立性、依良心、看谱的不足，导致行政会滥权，议会会退缩，
司法会装傻。
此外，凡财经犯罪所有的证据都会留下来，这不是一次性的犯罪，也不是隐藏式的犯罪，
因为牵涉到钞票。有钞票就跑不掉。只是必须透过仔细的蒐集，司法按照宪法第八十条以
良心独立审判，按证据法则来做公正的判断，如果这样做，台湾的司法像德国的司法定位
，就会有救。
因为一旦黑心企业被抓，正当的企业就会有更大的空间，经济就会蓬勃发展，整个国家的
竞争力才会提升，这也是德国打贪反而使国力增强的道理。司法是挽救这几年台湾经济萧
条的最主要关键，也是台湾民主化改革的重点，基此，我们必须监督司法，也必须呼吁勇
敢的司法官、包括检调必须站起来。
司法对抗贪渎病毒的白血球系统建立，真正的竞争秩序才能建立，台湾才会有竞争力！
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54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