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战文理组谁比较优越是一种忽略历史背景的迷思。
台湾从日治时期透过殖民政权开始接触所谓"现代化"的学术，
当时唸法和习医都是台湾人的热门选项，
(不要再相信国民党那套日本人不准台湾人学法的没有根据的说法了，
1920年代后赴日留学的台湾人习法的最多，比读医科还多。)
那是因为在日本殖民者的西化思维中，
学习西方的法社制度的重要性不亚于提高医疗的水准。
所以道理很简单，当社会有需要，
那门学科就会变成显学，吸引的人多，
当然其中优秀的人也会比较多。
至于战后台湾之所以会出现一股重工抑法的逆流，
就是国民党带来的；战前国民党虽然也师法日本，
抄了很多西式法典，但是他们骨子里的想法和日本不同，
不认为彻底的法律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改革力量对他们有利，
相反的，他们认为强调权利本位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律核心原则，
对于他们想要以党治、训政控制国家人民的利益会产生冲突。
(当然日本也没那么甘愿遵从这些法律原则，
在明治宪法，以及尤其是在对台湾的殖民法制上多所保留，
但是整体来说他们对法治的信仰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一方面在战前，国民党政府培养司法人才，
就以党意为最高指导原则，以防他们"太懂法律"，
战后更在台湾长期压缩法律人才的考试名额，
从出路窄化降低人民习法的意愿和大学志愿排名。
那个年代唸法律的人素质比较参差不齐，
有像阿扁那种从小到大考第一名(他的数学成绩去理组也是电爆一堆人吧)，
因为听了黄信介演讲对法律作为民主改革的基础有所认识而来唸的，
也有像马英九那种不管文理组都唸不好连律师都考不上的人混进来。
不过，随着台湾社会环境渐渐开放，律师录取率升高，
提供习法的诱因，法律系在1990年代变成社会组第一志愿，
强者也愈来愈多(或者因果相反，投考的强者多→变第一志愿)；
甚至因为当时大学录取率社会组只有不到三成，
而自然组高达七成以上，许多人因此即使数理化只考低标，
也可以有学校唸，而不是因为数理化好才去选了理组。
我自己，高中文组→112二类→法律系，
你说我是文组人还是理组人我也不知道；
强者我同学有建中、北一女数理资优班，
高二转文组考上法律系的；
也有高中同学因为想唸法律选了社会组，
不知道为什么历史总是考不好又偏偏考上历史系，
结果硕士去美国改唸资工，后来在外商公司当工程师；
也有大学法律系同学研究所去唸数学所或资工所等等。
一个国家中唸什么科系的人素质如何，
是它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然，和学科本身的性质无关；
去看其他国家就不一定是这样，
特别是社会发展愈成熟、愈均衡的国家，
就愈能尊重不同科系的专业并使各方面人才都获得重视。
就像欧洲学院教育一直非常重视哲学(神学)、法学和医学，
因此也有科学家是唸法学的所谓"文组人"出身，
例如数学家费玛和莱布尼兹都是大学时期专攻法律的律师，
所以，数理有没有可能无师自通，对聪明的人来说当然可以！
最后爆一个卦，我姑丈也是台大医学系教授，
和柯p是同事，听柯p说他们很熟，
当年是合太酱料、也就是第三类组(当年叫丙组)榜首，
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常最大的兴趣也是看书，
去旅游不想看风景，只想赶快去书店里看书...XD
我想这可以说明一件事，当然我相信他智商一定也很高，
但以台湾教育的考试方式而言，读书习惯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智商不要太差，兴趣不要太广泛，坐得住，
有耐性应付无聊的课程内容，不管唸哪一组成绩都不会太差。
就像柯p说的，愿意乖乖坐下来唸书也是一种才能，
不过那仍然不是天才，高智商也不算天才，
因为智商是一种操作性的能力，
和才华或创造力并无直接的关系；
如果柯p是天才，那Robert H. Bartlett(发明叶克膜的人)怎么办？XD
天才跟很会吸收知识是两回事，
没有一本音乐教材可以教出莫札特，
也不是唸了物理系就会变成爱因斯坦，
莫扎特就算没唸过一本乐理书他还是能创作，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知识都只是在描述这些天才的创造。
至于拿政治人物素质很差来批评"政治"这门学问，
或是有医师考上律师来替文理组分高低，恐怕都不太正确。
第1，即使人人都可以对政治发表几句意见，
但有几个人可以说得像John Rawls一样好？
同样的，很多人也可以说上几句养生保健之道，
甚至常常资深护士都比菜鸟医师懂得如何处置病患，
但我们可以以此质疑医师的专业性吗？
第2，律师考试本来成本就比较低，不需要法律系毕业，
只要去学分班修20几个学分就可以，要考当然比较简单，
这是制度使然；如果医师考试也不限医学系毕业才能报考，
要考上也不困难，否则就不用对波波这么紧张了。
还有，有的文科比较容易拿分看起来好像比较简单，
也是一种错觉；例如很多人修二外，
管它德文西文日文，只要乖乖上课唸课本范围，
要拿A+一点都不难，可是这就代表你的外文真的很好吗？
而在外国拿文学博士的那些文组教授，
往往唸比较文学需要精通四五种外语，
也还称不上成为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
所以，文组理组应该互相尊重、彼此合作，
改变重理轻文的观念，也将是台湾摆脱殖民遗绪，
发展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