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PublicIssue 看板 #1K8cU6pV ]
作者: iamalam2005 (山风) 看板: PublicIssue
标题: [专文] 曾经，“为了千秋拼一时”是台北的精神
时间: Wed Sep 24 14:41:04 2014
冯建成 2014年09月14日
风传媒 http://bit.ly/1qTBy1U
写在前面
这篇文章跟王宏恩的分析“(为)什么是政治版图？”相呼应。王文指出，传统认为台北市
蓝绿比率为55:45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毕竟人口结构每年在变，代代新人换旧人，为什么每
次开出来都刚好接近这个比率呢？王文在结尾时暗示：“笔者没有确实的证据，但从统计
上这是个相对安全、不怕翻盘的数字，更高的比例意谓著更多动员支出、更低的比例则要
担忧选前之夜猪羊变色。”意思是说，开票的比例绝非“本是如此”，而是一连串买卖、
博弄之下的竞合结果。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当年的台北市老市长高玉树。文中细属高市长当年以无党籍的身
份，孤身一人挑战国民党的选举机器。并点出了当年的老台北人其实也是坚定的，在地的
反国民党力量。
虽然柯文哲的尊蒋论已经被讨论到烂掉了，这篇的观点却指出，“尊蒋论”或许真的代表
了某个时代的共同记忆，但如果只停留在这里，就代表当前的在野挑战者对台北市的党外
发展史一无所知。“在野大联盟”不该只是“技术性的夺权”，而更要去呼唤台北的反抗
精神，“要代表台北的反国民党传统，必知高玉树”！
正文
“本市北门口市长候选人高玉树竞选办事处前，昨日晚上挤满了数千人，听竞选失败的高
玉树在二楼的麦克风前发表谈话，中正路，博爱路，延平南路交通受到影响，警察出动维
持秩序，汽车只得改道行驶。高玉树说，我不要不光荣的胜利，我要光荣的失败…”（
1957.04.22，联合报）
从宣布参选台北市长开始，自称代表“在野”的柯文哲医师，多次强调“历史”是他政治
理念的基础。只是，柯文哲的史观与对史实的掌握，却像是从某财经台从网络中国影片剪
辑的说书节目中，东拼西凑出来的，以致于每当柯Ｐ讲起历史，都像是对理念缺乏、政策
外行的拙劣掩护。
柯文哲最早提起的历史片段，是蒋渭水。他向媒体解释，蒋渭水是台湾史上“医师从政的
最大咖”，而自己也是医师从政。不过，除了一些空泛的民族自决修辞外，柯文哲始终没
能讲清除了同为医师，成为他的政治模范的为何是蒋渭水？为何不是孙中山或格瓦拉？而
口口声声自己“学科学”的柯文哲，也从未在逻辑上论证出给予人民相近选择的，是“医
师从政”，而非政治信念或治理能力。
然后，柯文哲捧起了蒋经国。面对知识界的强烈反弹，他一面宣称自己是讲历史、就事论
事，另一面却讲起“功大于过”、“晚年也没什么过”的政治语言；他称赞蒋经国时代的
“官员操守”，但连震东与连战岂非蒋经国时代的官员？他吹捧蒋经国时代的“政商关系
”，但让国民党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得到长足发展的，难道不是蒋经国？他认为蒋经国
不扶植权贵，那蒋经国那些从唸书起就用尽特权的儿子，何德何能政商两得意？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柯Ｐ的辩护者们前一刻还在“公民觉醒”，现在却像是党国留声机
般，播送起“蒋经国、孙运璿、李国鼎”的三位一体神话。只是，就算只读过李国鼎那本
颇多修饰的口述史，也该知道李国鼎在“剥蕉案”时，虽也与蒋经国“太子党”结盟，但
后来却因十大建设与税制，与蒋经国多有磨擦。而蒋经国因为忌惮李国鼎ＫＴ系人马在财
经部会的势力，在拔擢他所偏爱的孙运璿担任行政院长后，便将李国鼎冷冻为政务委员。
让蒋经国更觉芒刺在背，而与李国鼎同时被夺去部会资源的，是台北市的党外老市长高玉
树。在台北这个由城乡移民所构成的大都会里，绝大多数人或许对高玉树印象淡薄（如果
不是全无印象的话），但对于世代在此的在地台北市人来说，高玉树市长的政治生命，体
现了这座城市从贸易口岸崛起的风格与胆识。因此，陈水扁两次参选台北市长，老市长都
还是荣誉主任委员；谢长廷从南部回乡出任行政院长，回到打铁街时也先拜会了高玉树。
因为高玉树其人，以在人口结构转变下或为新人所淡忘，但高玉树的治绩，却始终是台北
这座城市最能自豪的面貌，所以出身老国民党的现任市长郝龙斌，虽然几年前胡里胡涂地
拆了高玉树故居，最近又让高玉树委请前辈艺术家颜水龙所制、标识台北旧市区边界的剑
潭公园水牛图龟裂渗水，但他初任市长的第一次施政报告里，还是用极大篇幅提起了高玉
树。柯文哲还有那些老是摆出要让台北“觉醒”的柯粉，对于台北市的历史与政治气质，
认知却好像比郝龙斌还要浅薄。
1954年，虽是中上家庭但称不上豪门出生的高玉树，四十一岁就“一人战一党”，当选台
北市长，这件事本身就是老台北市人津津乐道的传奇。高玉树在台北工业学校毕业后，因
殖民政权的歧视政策，而无法进入总督府递信部担任工职，结果到东京半工半读时，却凭
著过人的外语能力与工业制图专业，不但在战时缺乏工程师的日本生活优渥，不但能参与
台湾同乡会与华侨总会的组建并担任会长，也幸运地成为年纪略长或相近的“大正期”第
一代台湾菁英中，极少数完全躲过二二八事件与清乡，却又建立政商网络与美国人脉的。
凭借从日本累积起的声望，高玉树返台即当上台北市商会总干事，参选第一届台北市长时
虽然国民党选择暗助无党籍自由派代表人物吴三连，以向对蒋介石独裁倾向充满疑虑的美
国政府表达善意，但返台未久且无全国知名度的高玉树，竟也开出了第二高票。于是三年
后的第二届市长选举，当吴三连因为解决外省军民安置问题而心力交瘁，宣布不再连任后
，高玉树相当轻易地击败国民党候选人王民宁，却让国民党高层大为震惊。不管高玉树本
人的说法或国民党的报告，都指出高玉树对台北市街巷的了解，与能活用在美国第一手学
习的科学知识与艾森豪的选举技巧，是高玉树胜选的主因。但国民党自己的内部报告与高
玉树胞弟杨玉成的口述历史，则进一步点出殷实的本省籍台北市民，对国民党的统治极度
不满，也是高玉树轻松胜选的原因。
日治时期接受现代思潮的在地台北市民选择了进步的高玉树，而高玉树在第二届市长任内
，也很快就让台北市焕然一新。中山北路“天桥”的搭建，舒缓了从北门平交道到中正路
圆环的严重堵塞；南京东路的延伸，将惠通桥以东的中山区纳入台北市的中心商业带；罗
斯福路的拓宽，解决了台北南区的道路空间不足。被占用的公园绿地如伊通公园与介寿公
园陆续兴筑，而日本时代就有的都市计画作业不但恢复，都市设计的概念也第一次被带进
所谓的“美观地区”。
但正因为高玉树在台北的声望高居不下（相较于当时有些党外地方首长，缺乏具体政绩支
撑），国民党将他视为“岛内头号对手”。在当时不过三年的市长任期，高玉树居然被国
民党掌握的台北市议会移送监察院十六次，理由从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开通南京东路的
必要性”，到施工节省预算以致于“预算保留数过高”等。因为国民党不分清红皂白瞎整
市府官员，连国民党派到高玉树身边的“监军”，居然也一起惹上官非。而当中最荒唐的
是以市长官邸的水电费过高，要办高玉树与市府主秘柯台山等人渎职，结果小小一间官邸
的水电费，检察官居然花了三年来决定不起诉。
1957年高玉树连任失利，则恐怕是国民党丰富的作票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不但公教人
员被集中投票，“红灯户”被恐吓票开不出来便抄牌，国家机器更是恩威并用，全力动员
。即使是戒严时期，当时报纸分析台北市选举结果，写出来的竟也是“在数万党员支持下
所造成的竞选浪潮”、“广播公司和民防广播系统对这次选举尽了可贵的协助之责”、“
军人票已百分之百的集中投给一个候选人。总票数在三万至四万票之间”。
而高玉树的政治实力之强，即便三天两头用社论攻击高玉树的联合报，也不得不透露出台
北市人的政治勇气，毕竟在当时的报纸上，显示落选当晚，北门口高玉树竞选总部前聚集
了“数千人”。为了避免情况失控，高玉树也在竞选总部上高挂“成败在所不计”、“公
道自在人心”两条白色布条。
国民党以这种偷吃步，第一次选上台北市长，但国民党在台北市的执政表现，却被认为远
远不如高玉树。因此当高玉树在1964年“复出”时，仅管与上次当选相隔十年，而国民党
投入的资源又多到被民间戏称为“世界大战”，但高玉树依然以显著的差距击溃了国民党
提名的周百炼。这场选举，换来了台北市升格，而高玉树也就因此连当了八年市长。
直到今天，许多台北市最好的都市建设，都是由高玉树在这八年所推动。比如说，高玉树
找来颜水龙协助，参考巴黎香谢大道，而辟建了由绿岛和喷泉构成的仁爱路及敦化南北路
林荫大道；新筑了由北一号隧道（后来的自强隧道）经复兴南北路直通南一号隧道（后来
的辛亥隧道）的“南北快速道路系统”。也是在这个时期，高玉树运用美援经费，打造出
民生社区这远超越所处时代建设水准的示范社区。
讽刺的是，仅管雷震组党会让国民党感受强烈威胁，主要原因是高玉树这位真正取得群众
支持的实力人物参与其中，但某些所谓“台派学者”，却因高玉树的诸多政绩与“开路市
长”之美誉，而将高玉树“贬为”一个“工程师”市长（毕竟他也真的是位工程师），好
像别的党外在努力对抗政府时，高玉树只顾著盖马路（奇妙的是，同一位“台派学者”后
来在为与国内某大企业关系密切的某南部国民党本土派人物的传记作序时，却力赞这位国
民党人充满台湾精神）。
且不论高玉树在硬件建设外，作为台湾极少数富有艺文素养的高官，如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等文化机构，都是由高玉树力排众议所筹设，而抑郁多年的本省籍前辈音乐家如郭芝苑的
作品，也都是在这时透过北市交而能对外发表（郭芝苑因此创作了＜大台北大进行曲＞）
，高玉树岂“只是”个“开路市长”？而开路与民主又岂是无关？
政治的本质终究是要解决人民共同生活所面临的真实问题，高玉树之所以能一再击败国民
党，一方面故然是当年还占首都人口相当比例的台北本地人，因为清末以来建立的现代城
市精神，而对于国民党独裁政权的专制与落后强烈不满，但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样的首都民
气，有高玉树这样并非“理念先行，政策没有”空想家的人物带领，在政党不存在的年代
，在台北市建构一套自外于国民党恩庇侍从体制平行的民主政治网络。高玉树许多谨慎的
决定，并非胆怯（那个年代有谁比他更严重羞辱党国体制？），而是他掌握的政治实力，
远超过其他同代党外人士的总合。
社会不可能只有上层结构，没有下层建筑。何况，物质建设绝非某些没有实际政治经验的
素人所想，是“去政治的”、“理念缺乏的”、“纯粹技术的”。高玉树的市政建设所以
成功，是因为他存在一套完整的发展理念，并以此耦合起党国独裁体制中被割裂隔离的专
业与政治。至于高玉树对于市政的概念之所以能超前台湾社会，一方面是他能读日、英、
德、法四种语言又勤快地参与政策拟定，而足以使今日自称有国际观的台湾政客（比如似
乎不会做英文简报的“自以为创业”家连胜文）汗颜，此如高玉树甚早便得知“大众运输
导向的紧凑城市”这个观念，并因此坚持民生社区邻里商业体系的规划与路线商业区的保
存。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高玉树敢于挑战威权体制，那时，开路可不只是做工程。这当中遇到
许多阻力，是党国体制毕竟压过党外首都的例证，比如光复北路的弯曲或富锦街的断裂，
都持续至今。而民生东路二、三段的延误开辟与民生东路的时宽时窄，正是柯文哲力捧的
“蒋经国的政商关系”的遗毒。本来在高玉树拟定的都市计画中，民生东路是与仁爱路相
同规格的林荫大道，而台北市区也因此会呈“双龙环抱”之姿。但民生东路与松江路口的
救国团（现在中央社等单位所在的志清大楼），正是蒋经国人马的权力基础，而民生东路
道路预定地，则多为与蒋经国交好的某本省籍财团所有，双方合力干扰高玉树的施政，于
是民生东路整个规划规模缩水延宕，更导致北中山区后来土地重划作业除了取得土地，缺
乏都会发展的整体性思考。
高玉树在台湾战后政治史与台北市发展史的地位，之所以限于老台北家庭的口耳相传，却
未见于大众传播，主因在于后来形成民进党的新兴党外势力成形时，高玉树却因胞弟遭国
民党栽赃入狱，被“胁迫担任为内阁阁员”，使高玉树的形象成为友善却陌生的早期无党
籍仕绅。但对于国民党来讲，虽然被党国传媒捧上天的十大建设期间，高玉树担任交通部
长，对工程的实际参与理当高过负责找钱的财政部长李国鼎，更不用说其他国民党官员，
但在“蒋、孙、李”的神话中，当然不容党外人物存在。只是，市政是延续的，人民是延
续的，素人不知道高玉树是历史差，市长不知道高玉树与许多市政问题的所以然，怎么可
能会是个好的台北市长？
有一种自以为务实的说法，认为“以前台北市喜欢党外，现在喜欢国民党，所以在台北市
要当选就要迎合国民党价值观”，所以为了在台北市胜选，就得吹捧蒋经国、遗忘（或毋
须知道）高玉树。然而，缺乏理念不代表务实，选举从来就是分众的，而支持高玉树的选
民及其后代，后来也仍是首都反国民党选票的票仓。台北市的政治倾向改变，并不是意识
形态偏好转变，而是人口结构不同，这有够多的实证科学分析足以证明，不去理解这点，
单纯幻想反正反国民党选票必然含泪投票，所以开始唱旺蒋经国，那既不可能当好台北市
长，又干嘛不去代表国民党参选？
在德国汉堡，一座自由市民自豪的经贸大城，市政厅墙上写的拉丁文是Libertatem quam
peperere maiores digne studeat servare posteritas（自由，由你的先辈所赢取，后
来的人们，请对它予以尊敬），这样的城市灵魂，与高玉树老市长被论者评为“为了千秋
拼一时”的精神相通。要代表台北的反国民党传统，必知高玉树。
延伸阅读：
王宏恩：(为)什么是政治版图？ http://bit.ly/1uDnEmP
高玉树简介 in wiki：http://ppt.cc/LnXS
高玉树(1913-2005)与颜水龙：http://blog.kaishao.idv.tw/?p=207
<高玉树回忆录>读后感:为了千秋拼一时：http://ppt.cc/va1m
<高玉树在台湾民主运动中的地位> 张炎宪：http://ppt.cc/8s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