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LucidNow (丧犬)》之铭言：
: 每次看到听到这四个字就觉得很悲哀
: 如果你也觉得悲哀 那我们为什么不独立
: 如果你觉得很好 那我们怎么还不快归顺或统一
: 想不通当台湾人有什么好
: 不过就一群天朝(中国大陆)的鲁蛇来台湾
: 然后交配 生下一群鲁蛇
: 是否?
“中华台北”的意思是指“台北为我国奥委会的所在地”，其实1960年前后
，国际奥委会就有要求我国把会籍名改为“台湾”，但我方不愿意。这与当时我
国的国际情势有关，当时我国在国际组织仍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加入（包括联合国
），一旦改名为台湾，可能会造成骨牌效应，对中华民国加入的其他国际组织影
响甚大，所以我国拒绝改名为台湾，而叫做“中华台北”，目的就是用城市来代
称，意图不要和领土挂勾在一起，掩饰我们已经失去大陆领土的事实。
关于两岸争夺正统名分的问题，涉及一个缜密庞大的理论，即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的张启雄研究员提出的“名分秩序论”，此处简单就会籍名称问题说
明：
1950年代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对于两岸的会籍是采取“两个中国”的双重
承认，因此两岸都可以参赛。但是两边都不爽，1952年中华民国退赛，到1956年
换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阿共）退赛，1958年阿共甚至气到退出国际奥委会
。可是阿共退出归退出，还是很不甘心，所以就联合其他共产国家提案厘清会籍
，最后由苏联在1959年正式提案，国际奥委会只好跟我国说：“你们名称叫中国
奥委会，怪怪der ，我们怀疑你盗用其他国家的帐号，先暂时停权，你改个名字
再来吧！”言下之意就是要我们把“中国”的名义让出来给阿共。
提案后的隔天，驻美大使叶公超就跟外交部说那我们改为“中华民国奥委会
”，这就是我们的国名啊！外交部就说没问题，但外交部怕阿共又在那边酸中华
民国灭亡了，所以还准备一个“中华民国奥委会（台湾）”来よび一下。过几天
弄好之后，外交部就跟国际奥委会说：“GM你好，我们已经改名囉！帮我们恢复
权限。”国际奥委会主席知道我们改叫“中华民国奥委会”后，表示没办法接受
，建议改叫“福尔摩沙”之类的。叶公超也建议外交部要顶住，因为中华民国是
正式国名，而台湾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行省而已，希望国际奥委会能就“中华民
国奥委会”这个名称进行投票。
可是双方僵持不下，我国派驻日内瓦顾问郑宝南也赴瑞士的国际奥委会总部
进行交涉，国际奥委会坚持我们不要再自嗨了，名称一定要有“台湾”，所以后
来就想了一个奇怪的“中华台北”，台北一词所代表的涵义就是我国奥委会所在
的会址，并不是指实际管辖的体育区域，若使用台湾就会有矮化之嫌了。
后来美国就来当和事佬，叶公超就去跟美国提议说：“不然这样好了啦！美
国大哥你去说服国际奥委会先接受我们中华民国的名称，然后我们在名称后面加
一个* 记号当注解，底下再用很小的字说明不控制大陆体育活动。”美国就说：
“好啦！我去问问看。”然后外交部又在那边搞小花招，希望注解能离我们的名
称越远越好，大家最好都看不到。这招最后当然没成功，国际奥委会还巴黎开会
，建议修改宪章把领土和会名连在一起。叶公超知道了以后，超级不爽，因为这
个提案分明就是冲著台湾。
会籍的问题一直吵到1960年还没吵完，1960年2 月国际奥委会通过要求我国
要改名，至于改什么名字，以后再决定，为了不妨碍来自台湾的选手参赛，因此
国际奥委会准许“现在自称为中国”的中华民国奥委会选手参加。同年罗马奥运
要举办时，国际奥委会要求举办国意大利奥委会一定要我国用台湾的名字，不然
就要我们放弃比赛。但是意大利奥委会很好心，说之前已经发邀请书了，改名的
事情是刚决定的，所以不溯及既往，故折衷的采取“中华民国奥委会（台湾）”
，叶公超还是希望名称不要有台湾，又去跟美方靠北用那个注解方案，当然不被
接受，美国建议我国说：“你们可以去跟国际奥委会举例，说你们还有金门，所
以台湾不足以代表你们。”国际奥委会在1960年开了执委会，决议“国际奥会接
受中华民国的名称，但参加罗马奥运的选手必须用台湾之名。”以及“执委会决
定接受慕尼黑的决议，并声明台湾的运动员和职员，必须用台湾之名参加开幕，
而且在节目及所有相关文件中的称呼亦同。”
让中国加入奥运已经是国际奥委会的共识，在国际奥委会公报72期中，中华
民国奥委会的会籍重新出现，但在会籍上面多一行台湾，意即台湾是治权所及之
地，中华民国奥委会则是会籍名称。这件事还没完，到了罗马奥运开幕前一天，
国际奥委会秘书长致函给选手村内的中华民国奥运代表团，函中要求运动员只能
穿戴台湾为名的衣服，正式文件、标牌上也必须以台湾为名，否则就不得出赛。
结果我国在开幕大典时举白旗抗议，引起国际譁然，之后的奥运会有时被改为台
湾，有时又勉强用中华民国，到1989年终于确定被改成奇怪的“中华台北”了。
参考资料：
1.张启雄，〈1960年前后中华民国对国际奥委会的会籍名称之争〉，《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4（台北，2004年6月），页103-153。
2.张启雄，〈“法理论述” vs.“事实论述”：中华民国与国际奥委会的会籍认
定交涉，1960-1964〉，《台湾史研究》，17：2（2010年6月），页85-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