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面相见
2010-01-25 中国时报 【薛仁明】
孔子一身反骨，只不过是藏在他的温良恭俭让中罢了；孔子也说反话，还常消遣学生，结果老被学生质疑，还常被“吐槽”，子路当然是个中佼佼者；老子有云，反者道之动，孔氏门庭正因有此风光，所以兴旺。解铃还须系铃人，有心之士不妨先谢过五四群贤，再跨越两千年来儒者的牵扯不清，试着与孔子素面相见，或许我们可以重新看到，那个没被误会的孔子。
　眼下的台湾，儒家，不需太过提倡；但是，孔子，应该好好看待。
　这两句话，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前面一句，是我老师林谷芳先生说的；而后一句，则是我自己加的。这看似和老师唱反调，其实，也不然。
　先说儒家这一句。老师此话确切意思，我说不准；但因为老师是个禅者，百无禁忌，看到学生驽钝如我的越俎代庖、胡乱引申，他必定不以为忤，至多也就是一笑哂之罢了。于是，我且放胆来说说。
　儒家之所以不太需要再提倡，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早已就是台湾的根柢，以前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且不说那儒家驾凌一切的清朝，即便是日据时代，日本文化中的儒教元素，与台湾民间的儒家基底，彼此大可以水乳交融、稍无扞格的；甚且，受日本儒教的影响，或许还更有益，因为那是唐代的，还未受宋明理学拘限的。而后，国府来台，官方倡导儒家不遗余力；相较于大陆，台湾则从来无有文革式的断裂，连早先五四的断裂亦不明显；台湾就算是民主化、国际化之后对传统的种种疏隔，也未必真正伤到这根柢。
　〉〉温良恭俭让的台湾
　若真要说断裂，台湾向来有的，只是知识份子与民间的断裂，只是显性台湾与隐性台湾的断裂；然而，这断裂也未必真似外表之甚。因为，知识份子纵使再如何西化，许多人的骨子，仍旧是传统的；例如胡适，尽管口诵杜威哲学、唸持实验主义，但究其实，他是甚等样人？他是不折不扣、道道地地的笃实君子、恂恂儒者，不信，你且去读读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此外，台湾的显性世界，譬如媒体所见者，不论再如何光怪陆离，但潮来潮往，来得快、去得也快，终究都只是浮花浪蕊罢了！真要说，撇开这梦幻泡影般的显性潮流，那水深浪阔的隐性世界，恐怕才更重要吧！
上回，陈丹青四度访台，他亲历亲见，迥异于媒体中的喧嚣浮躁，看到了台湾最寻常的人情厚度，有感于斯，遂成一文，题曰，日常的台湾，又题曰，温良恭俭让的台湾。
　是的，那隐性而最日常的台湾，从来就是温良恭俭让，儒家之根柢一直都在的；既然一直都在，自然毋须又特意来提倡，此其一。其二，当下儒家之影响，已见其病，若再提倡，滋弊更深，于此，可再分辨一二。
　从来，中国传统本是儒道互补，若偏废任何一方，均非天下之福；而佛教东传之后，则又讲究儒释道三家均衡发展；然而，台湾在国府时代刻意弘扬儒家，对佛教不甚闻问，于道家之生命型态，则多有贬抑，动辄将无为斥为消极，将游戏三昧说成游戏人生，扭曲为荒诞不经。于是，形成强烈的的儒家本位，遂生流弊，其弊在于僵滞、在于规格化、在于对应现实之无能。
　〉〉儒者难以跨越的天堑
　此弊不妨以马总统为例。马受儒家影响甚深，举凡其为人之敦厚、任事之积极，其勤俭自奉、其家国之思，在在都有儒家之烙印；这原是好事，但若对照他治国之窘迫无方、步伐踉跄，却最能映现出儒家的局限。
　宋代之后，儒者专注在正心诚意，留心于规行矩步，结果，一旦现实险峻、形势难测，他们要不颟顸无知，要不对应无方，总之破不了、打不开，最后于事亦将无成。马正是如此；他是个好人，从小是个模范生，温文有礼、循规蹈矩；也正因如此，若要他逾越规矩，多少总会有道德上的焦虑。现今批马，骎骎然已成时潮，这里头，多有訾议马总统为“法匠”者；“法匠”云云，当然不是实情，因为，马之为人，一不严酷，二不刻深，离真正之“法匠”，辽辽远矣！真要说马之拘泥法条，与其归因于他的法学背景，倒不如仔细端详他自幼薰陶的儒家教育。对马而言，恪遵规
矩，原属天经地义；规矩已然如此，更遑论法律？作为儒家信徒的马总统，守法一如守规矩，那都不仅仅只是对社会规范之尊重，更涉及到个人价值系统之生命安顿，若有逾越，是会招致生命根柢不安的。正因为这样的循蹈恪遵，皆源自于他生命之根柢，于是，我们再细细端详他的谨细慎微、从而顾小失大，再看看他的优柔仁弱、怯于杀伐决断，他的洁癖封闭、昧于开阖吞吐，都会清楚发现，这其实都有着他难以跨越的天堑。
　这也是后世许多儒者共同难以跨越的天堑。本来，天地之间，有成有毁、有立有破，识得劫毁之道，方可掌握杀活之机，天地也才可清安。可惜，宋以后诸多儒者偏偏不能识此；正因不能识此，于是我们才会看到，当清末遭逢外力侵侮时，那一班诗书饱读博学之士的昏瞆无能；我们也才会看到，文革之时面临老毛的暴虐，那一群温文儒雅读书之人的尽被踏杀；我们也才更会看到，今日面对资本主义视人如物的量化社会时，那一票栩栩然君子人也的学者专家乃至教育官员，满怀理想，以“改革”为名，却行标准化、规格化之实；结果，透过各式设计、各样机制、各种评鉴，
将大学改造成学术论文生产工厂，把学者贬抑成学术作业员，将各级老师操练成量表填写员、数据制造机，最后，再把所有“教育者”、“学问者”的抱负与热情，消磨殆尽于那既标准又规格、浩瀚如海堆积似山的档案资料中。
　是的，他们原都有淑世的理想，都是谦谦君子，也都温良恭俭让；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循规蹈矩，故而昏瞆，故而被踏杀，故而被物化。他们缺乏叛骨，他们没有反抗的能量，他们甚至连该避都未必能避。
　〉〉孔子，其实一身反骨
　孔子和后世儒者很是不同。他抗议能量饱满，他“信而好古”，这“好古”当然“不怀好意”，是拿来针砭、甚至是对抗当代的。他又颇似革命志士，那回在齐国听闻韶乐，唤起他心中“凤凰鸣于岐山”那礼乐治世的憧憬想望，久久不能自已，于是，“三月不知肉味”，壮怀激烈以至于斯。他见微知著，因而“临河不济”；他知机识机，苗头才一不对，该闪就闪、该避就避，“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当然不是滑头，只是心头明白。他对鲁国情感很深，但又不耽溺其中；真没机缘，他虽稍有迟疑，但也不甚罣碍地就奔走他乡、周游列国去了；在异地闻得齐国出兵，鲁有
被灭之虞，他只问众弟子孰人去救，似乎也不打算亲自出马，更无不惜殉国之念；他一点都不像后来楚国的屈原。屈原没有孔子的清朗，也没有孔子的明白，故而被所谓“爱国心”给镇魇住了；屈原善良，然多忧思，他打不开局面，路越走越窄，最后，他把自己给困死了。事实上，后世儒者尽管声称圣人门下、自栩孔子之徒，但他们不似孔子，他们多似屈原，好像受了许多委屈。屈原是缺乏反骨。
　孔子一身反骨，只不过是藏在他的温良恭俭让中罢了；孔子也说反话，还常消遣学生，结果老被学生质疑，还常被“吐槽”，子路当然是个中佼佼者；老子有云，反者道之动，孔氏门庭正因有此风光，所以兴旺。孔子的温良恭俭让是显，他的反骨是隐；这当然不是孔子虚伪，而是他气象万千；孔子的蕴藉是显、激烈是隐；他的和悦之气是显，杀伐之气则甚隐；正因有显有隐而又能相生相成，故而孔子的世界水深浪阔，蓄得了鱼龙。
　孔子门下鱼龙众多，号称三千，但重点不在于这量多，甚至也不在于质高，孔门之所以深阔，是在于他那几位高弟的个个精神、色色鲜明。且看他前期三大门人──大家都极熟悉的颜回、子路、子贡，一个静默澄澈宛若高僧，一个慷慨豪迈直似侠客，一个聪敏通达游走政商，三人均非一般，个个不可小觑，但又大相迳庭，彼此泾渭分明；然而，这三种截然有异的鲜亮人格，却又能在仲尼门下齐聚一堂，笑语吟吟，且又长期追随（更别说子贡三年不足再行加码一倍的庐墓之事了），实在让后人很好奇这老师是何等的格局与器识。
　〉〉被误会的总是孔子
　孔子之后，所谓儒家，就再也没出现这种繁盛景况了。你看孟子，他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学生似乎只负责提问，接着听他教训，除此之外，好像别无余事；众弟子个个相貌模糊，后世再有想像力之人，似乎都想不起万章、公孙丑究竟是何等面目？而后，到了宋儒，老师越会说理，学生越是毕恭毕敬；先生威严赫赫，弟子屏气凝神，于是，才有“程门立雪”的“佳话”；这当然可敬，但是，完全没有风光，离昔日孔门的气象万千，实在迢迢远矣。
　孔子门庭那鱼跃龙腾之胜景，后世最可见者，不在儒门，反倒是在禅门师徒之间，与那打天下的王者及幕下豪杰之中。残唐五代，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偏偏那群禅僧有志气，他们杀气腾腾，呵佛骂祖，师徒之间，棒喝交加，不避忌讳，于是法门多龙象，个个鲜烈无比；而那王者，志在天下，不论是刘邦，抑或瓦岗寨群雄，他们招得来四方豪杰，又可与天下万民相闻问。这与天下万民之相闻问，好比孔子之于长沮、桀溺以及荷蓧丈人，彼此虽不同调，但都有个爱惜之心；又好比那庄子，虽对孔子颇多调侃，但他是欢喜孔子、也明白孔子心意的，你看他的天下篇写得多好。
　阿城曾经说道，“将孔子与历代儒者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总是孔子。”诚然，诚然也。正因如此，当清末以来，那一群饱读诗书、规形矩步的儒者，面临西方威胁，其昏瞆无能、应对无方，使得五四群贤激愤地喊出“打倒孔家店”，这声音虽然清亮可喜，但终究仍是有些喊错了。后代儒者，当然可议之处甚多；但若是把孔子一并都给拉倒，那就可惜了！近代士人，不论批儒拥儒，似乎都有些把孔子给搞混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有心之士不妨先谢过五四群贤，（谢他们的“破”，有破才有立啊！）再跨越两千年来儒者的牵扯不清，试着与孔子素面相见，或许我们可以重新看
到，那个没被误会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