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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英雄人物：唐太宗（10） 分权法制
作者: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正见网2016年06月29日】
第二节 分权法制
三省合议
唐时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
。政令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
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可以
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诏书才成为朝廷正
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此三机构分工合作、互相制约的制度称为“三省合议（驳议）
制”。其最突出点即是立法、审查、行政“三权分立”。太宗规定自己诏书也必须由门下
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保证诏令可行性，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
太宗注重法治，“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法律制定
后，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划一和稳定。
审慎法令
鉴于隋炀帝“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之教训，太宗主张“宽简刑政，审慎法令
”。房玄龄等人受诏修定《唐律》，他本着太宗“务在宽简”精神，拟定律文五百条、刑
名二十等。与隋朝旧律相比，减去大辟（死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者七十一条，而
且改绞刑为断右趾，取消鞭背酷刑，其余删繁就简，改重为轻者甚多。后来长孙无忌对唐
律作了具体说明，编成《唐律疏议》一书。
太宗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则反复思考，慎之又慎。唐制规定，判死刑，在京城要在
两日内五次复奏，在各州要三复奏。他说：“人死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
太宗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极佳，犯法人少，被判死刑者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
国判死刑者二十九人，几乎达到当时社会治理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甄权，隋末唐初著名医学家，善于针灸。公元621年，太宗平定河南，派李袭誉出任潞州
地方官。甄权作为医生也成为李袭誉随行征士之一。贞观初年时，李袭誉官拜少府监。太
宗命他主持将甄权之《明堂人形图》加以校订、充实，且经甄权审定。贞观五年，官方修
订图文并茂之《明堂针灸图》完成，并呈太宗御览。
太宗仔细看罢《明堂针灸图》，发现人体胸、背部为五脏经脉穴道集中之处，而臀部穴位
则较少。太宗由此想到，鞭打刑法中，在隋唐时有五刑，分为死、流、徒、杖、笞，其中
笞刑最轻，以竹板或小荆条抽打背部或臀部，从十下至五十下，分为五等。笞刑虽然最轻
却隐藏危险，鞭背有可能将犯人误打致伤残或死亡。因此，太宗为避免打死罪犯，下令以
后官衙行笞刑时只可打臀部，不可以打胸、背部。自此之后，公堂之上责打犯人皆只棒打
臀部。
死囚守信
贞观六年十二月末（632年），太宗在视察关押死刑犯监狱时，想到年节将至，这些犯人
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已判死刑囚犯释放回家，但规
定他们明年秋天必须自行返回长安就刑。要求死刑犯守信用，时间一到自动回来受刑，似
乎天方夜谭！然而，出乎人们意料，贞观七年（633年）九月，三百九十个死囚在无人监
督、无人押送情况下，“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太宗以诚信教化、感化众生，即使死刑犯人亦为之感化，奉守信誉，自愿返回受死。太宗
最后对这些死刑犯人亦予减刑处理，传为千古美谈。
第三节 立国治本
为政务本
太宗《政本论》：
“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
，弃德穷兵，以取颠覆。颉利近者足为疆大，意既盈满，祸乱斯及，丧其大业，为臣于朕
。叶护可汗亦大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失道怙乱，奄至破灭。其子既立，便肆猜忌
，众叛亲离，覆基绝嗣。朕虽不能远慕尧舜禹汤之备，目睹此辈，何得不诫惧乎。”
其大意为：管理国家最重要者为注重国之根本。如本国不安定，他方有助，亦不会有益处
。隋炀帝篡权之初，国力强盛，但他弃德，穷兵黩武，自取灭亡。近说颉利，也算强大，
得意洋洋，祸乱来临，丧权失国，降于大唐。叶护可汗亦是如此。我虽不能远慕尧舜禹商
汤等之治，目睹眼前这些教训，怎能不警诫呢?
置官贵精
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员贵精不贵多。滥竽充数官员，如同画地作饼
，徒劳无益，请你们认真想想这个道理。要编定官员职数，据此裁汰官员。房玄龄立即行
动，将全国文武官员定编为六百四十人（此前为二千多人）。《新唐书‧百官志》载：“
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省内”是指中央部门，“外官”是指地方要员。
国策需法律制度保证。《唐律疏仪‧职制》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
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后人知而听者，减前人置等一等；规求者为
徒坐，被征者勿论。”唐朝对中央和地方，通过编制“职员令”，实施官吏总量限制。如
果设置官署超编以及不应设置而设置，就要动用刑法。超编一人，打长官一百大板；超三
人，罪加一等；超十人，处徒刑二年。后任官员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听之任之，比照前任
罪行减一等查处。对于违规求官人，处以徒刑。被迫违规做官者，不予处罚。依法行政，
太宗成功解决官吏数量问题。
除解决官吏数量，太宗对官吏品德质量同样极为重视。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对吏部
尚书杜如晦说：选择官吏不能光看其是否能说会道，而不察其品行。否则，数年之后，其
劣迹彰显，虽处其刑罚，但当地百姓却已深受其害。“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
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
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徵说：用人之难在于识人。用了正人君子，则好人能得到劝勉；用了
恶人，行为不端之人就会争相钻营。“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
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法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
太宗专为作官之人写下《禁官人违律诏》，禁止官人违反法律，要奉公守法，如违法，点
名通告。“朕恭膺宝命，抚临率土，永鉴前王，宪章典故……自今以后，官人行事与律乖
违者，仰所司纠劾，具以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