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所得不对等，并非法警、消防员等几个单位独有，而是公务机关里的普遍现象。只
是走上争讼的仅是少数，多数公务员选择出走，作为无声的抗议。在北部某地方政府社会
局工作的小凯（化名）观察，单位里年龄分布呈极端的“M型”分布：28岁以下的年轻人
，和资历几十年的资深约聘雇们。
业务过量公务员转调出逃
小凯解释，社会局的业务涵盖老弱残穷，随着这几年长照、幼托的政策逐步转变，地方政
府提供的照顾机构、托育中心越来越多，社会局业务量也越来越繁复，“像要盖日照中心
，业务同仁得写标案，监督工程进度；盖好以后要委外经营、要核销、要开联系会议，还
有一年4次的访视。而年底又刚好是各种福利申请的资格清查期。这阵子晚上10点单位办
公室还灯火通明已是常态。”
小凯曾发现有同事凌晨三点还在办公室，询问后才发现，“他隔天有5个低收入户申请资
格不符的诉愿案的答辩案得赶快写完，所以前一天得先把其他工作做完。”
业务量大、加班时数长，但一样面临加班费预算上限的门槛，且多数时候主管为了总额控
管加班费，会砍掉每个人报上来的加班时数，“累得半死，只能领到一点点加班费。很多
人会觉得我在区公所也是做一样的工作，还能准时下班，所以23岁考进来，25、26岁就会
开始申请转调，申请个几年就转调出去了，再补新人进来。”人才流失频繁，成为单位内
的隐形成本，小凯曾有非常优秀的同事，甚至不惜辞职也要离开社会局。
公务员转调潮，背后更是公部门业务、人力和资源分配失衡的大问题。2017年底政大公共
行政系教授陈敦源针对基层卫生所护理人员进行研究，了解护理人员的职业倦怠成因。这
份研究里，陈敦源发现，公共服务热忱高的人，在“工作负荷”与“繁文缛节”变大时，
工作倦怠的增加幅度更明显，
“工作负荷太大，有热忱的人反而容易被消耗掉。”陈敦源提醒，若要留下有热忱的公务
员，便得控制适切的工作负荷，“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盘点基础业务量，以及与业务负担
相应的人力数，那又怎么知道一个人能负担多少？”
换一个老板 多一项业务
外在变动的政治因素，更是让工作负担加重的不可抗力。担任公务员20年的阿玮（化名）
对此深有感触。“每一个新上来的老板都有自己想做的东西、想推的改革。但新的东西叠
加上来的同时，旧的东西却一样也没少。”新旧政策差异可能不大，却因缺乏盘点筛检，
使公务员得多花时间做两件相似的事。
在劳动部辖下单位工作的阿通（化名）也感慨，这几年地方为了配合中央推出的青年就业
政策，除就业中心外，还另外开办“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实际上两个单位的服务内容并
无二致，却因多了一个单位，使基层人员多出管理与核销等工作。
陈敦源忧心：“当人力资源就是这么少，却得消化越来越多的事，你都不会担心，这些已
经完成的工作，会不会很多都是含糊带过？”
陈敦源的担忧已在公门现场悄然发生。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秘书长何昀峯发现，不少不
堪负荷的公务员面对新的政策和业务要求，“就是把过去相似的案子拿出来改一改交上去
。像这几年很流行‘地方创生’，有些单位就把‘社区营造’的内容修一下便提交出去。
”
这些新瓶装旧酒的政策，实际上多是窒碍难行，阿玮苦笑，“就是空转、原地踏步。但很
多人会觉得反正4年、5年上面官也换了，谁还检讨你政策推展有问题。”
基层人员的劳动权益征战，反应公部门资源配置问题的冰山一角。尽管行政院人事总处这
几年已针对人力缺口较大的单位进行业务盘点，找出可以“减事”或“简事”的业务，将
部分业务转交外部单位执行，并强调会因应政府机关新兴或核心重点业务消长，协助进行
现有人力调整，但阿玮认为，“业务盘点、整并会动到员额，有些人的位子就会受影响。
要做到这件事，很难。”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很多时候东西坏掉，表面却是看不出来的。”陈敦源感慨，这些
空转虚耗，或许得等到重大公共事故出现后，外界才会惊觉公部门内部的问题如此严重。
他以1986年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高空解体事件为例，当年解体后内部行政检讨发现，
“火箭推进器之间密封装置中的O形环”会因为温度而影响密闭性，最终导致航天飞机解体
。
再往上深究，“原来从雷根总统那时，因为裁减政府预算，许多业务委外进行。NASA的经
费也是在那时遭到删除，逐渐透过外包完成工作。”陈敦源说，当年“O形环”就是由外
包厂商生产制造，而一个质量不佳的零件，最终导致一场憾事。
如今台湾的公务体系正面临人力、资源和勤务失衡所导致的崩坏，这崩坏或许在未来将以
灾难的面目显露。层出不穷的劳资战争，是一记愈敲愈响的警钟，警告著国家功能转变的
此刻，维持国家正常运作的官僚系统，在资源投放上已失了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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