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洋务运动之缺点 很多都是人谋不彰
要是在之前可以整顿吏治打击贪腐
对日后洋务推展是否更有助益
或者可以同时进行:
一方面有同样主张的刘坤一 甚至"循吏"刚毅
甚至反对洋务改革的"清流"晋升至廉政单位
拉拢利用这些"清流"的力量 减缓反改革的阻力
另一方面先致力于派遣留学生出洋积蓄改革力量 (部分实业发展可以晚一点)
待学成回国 再将"清流"一锅端
也有另外的偏方作法是引进外国资合公司制度
在获利至上的组织下学习国外的管理技术
利用民间力量培养人才 日后引入官方
减少中国传统行政管理的营私舞弊
不过 还是难免要面对朝中顽固派的阻扰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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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作为政治家，他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惨败。军事上，由
于任人不当，没有依靠专家治军，尤其甲午一战，二十余年之苦力经营付诸东流；洋务上
，因难以作出实质性改变，企业终未获得独立性而听命于官僚；外交上，因昧于世界大势
，频频为洋人所欺。
人们喜欢将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将洋务自强时代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明治维新时期的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二者孰优孰劣，仅从练兵一项比较就伯仲分明。李氏练兵，
时间上先于日本，花费也大大超过日本，但双方甫一交锋，中方即溃不成军。同治以来的
几十年间，清廷派遣了大量海陆军留学生，但从未有一人回国后担任要职，唯独信赖李之
亲属及其淮军部将。于是诸如叶志超、卫汝贵等平庸之流，都能占据要缺。依靠这样的将
领如何能抵御强敌？
李鸿章在洋务上的作为可分四类：一是交通，如电报、铁路、轮船招商局等；二是矿业
，如漠河金矿、开平煤矿等；三是民用工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四是商业，如李鸿章
积极组织公司同洋人通商等。洋务惨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类企业往往受到官方的严重制约
，到处安插私人，不求引进专门性人才，亦不讲求生产效率与设备、技术的改良与改进。
总体来说，赚钱的少，赔钱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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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是清朝推行洋务的中枢机构。但它却没有掌控财权，真正决定财权的是各地督抚
大员。哪里该修筑铁路，哪里应铺设电线，哪里能设立工厂，都需当地官员许可并鼎力支
持才可兴办，并没有也难以推行一套整体发展的计划和目标。新式企业大都为官督商办，
缺乏独立自主性，代之以腐败的官僚作风。这些企业在实际生产中往往受到官员多方制约
，专业人才得不到重用。企业又往往过分依赖洋人，许多重要工程都交给洋人去办。这些
洋员大多没有什么真实本领，在本国很难混到饭吃，冲著中方的高额薪金才来投奔，他们
想尽各种办法以求留任，阻碍了中国自己的专业人才的发展。从轮船招商局可以看到“官
督商办”企业的种种弊端：船的样式长期得不到更新，渐趋陈旧；所雇佣的人数是外国同
行太古、怡和公司三倍以上，每艘船都挂著亲朋好友的名分二三十人；局董们以权谋私，
装运私货；码头停靠开船，没有任何时间规定，混乱异常；购料等事由洋人掌管，真正的
工作人员，如船长、大副、二副一般都由外国人担任，他们往往串通一气牟取私利；洋员
工资比在日本时高出两三倍，对烧煤等浪费毫不在意，责任心极差，平时很大一部分精力
都放在迎来送往、打点官差上。
近代的洋务买办，很多是在科场上败下阵来的，文化素质其实并不高。这些人久居上海、
广州等通商口岸，耳濡目染，及通过翻看外国书籍等途径接触到一些国外事物，见正途发
迹无门，于是转而举办洋务以求功名利禄。当然其中也不乏真才实学之人，但往往得不到
重用，如郭嵩焘、容闳等。以上海制造局为例。上海制造局总办一职月薪规定仅有百元，
因薪金太低造成贪污而屡屡换人，后增至白银一千二百两。工资涨了，贪污的风气却一点
没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议价处是制造局中最肥的差事。湖南人王钦缓，于该处混迹
数十年，后虽因劣迹昭著被开除离局，却已成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富翁。总办魏蕃室，上奏
请求购买料物采用西方招标法：谁更物优价廉就同谁合作。这一建议得到了皇帝的嘉奖。
然事实却表明：魏蕃室之举纯粹是掩人耳目、沽名钓誉。他暗地里已指定两家公司，虽每
次都经投标工序，但早派人通风报信，所以每次中标的都是这两家公司。制造局用煤都来
自甯波叶氏义昌成记，双方签订了长期合同。然而在码头装卸煤时，查验人员懒得验磅，
这道工序渐渐形同虚设。至于小工经常偷盗煤料，工人日常懒散，工程师帮别的公司做活
，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历届总办都没有狠抓管理，把工作当回事。对认真负责的工
头不给予奖励，而怠工误工的也不进行惩罚，赏罚不分，职责不明，升迁时又没有客观的
评价标准，完全凭著自己的主观喜好，这导致了官员和工人毫无积极性，做一天和尚撞一
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