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注重效率，凡事都要以理性预先规划，在执行时还要时
时留意，检查是否赶上进度。如这学期我在四、五间学校任教，讲课
前一定要先准备，才不会开天窗。又如应征大学教职，必须有一定的
论文数量，所以每隔几个月我就要投稿一篇论文，求职才有竞争力。
上述种种规范可总称为“体制运作”，要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符合
体制要求是必须的。“体制”虽然能够让事情顺利进行，提高团体的
工作效率，但也有其危险，就是往往会丧失人的真情，使人化为庞大
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或制造学术论文的机器。
　　就人的整体生命来说，感情才是主人；化为螺丝钉难免会委屈、
压抑甚至伤害感情，令人感到苦闷、空虚、烦恼。孟子主张仁义内在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
‧告子上》）意义、价值的根源在内，亦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
“四端”之心，四端心属于感情层面。如果教书、写论文的动机是为
了符合体制要求，而非发自内心、自主自愿的选择，就孟子看来，这
并不算是真正的道德行为；由于行为欠缺道德价值，也就容易引发种
种负面感受。
　　依照上述说法，我们似乎应该打破体制的束缚，完全忠于自我，
充分释放感情才是。即使不推翻体制，至少也要无视体制的存在，随
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儒道两家对人生的看法也不是如此，儒道
与其说是反体制，不如说是在体制的基础上，找回、唤醒埋藏已久的
生命感情。体制的优点如上所述，可提高办事效率，这一点也不能否
认。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固然以仁
为本；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八佾》），只有属于“
质”的仁心，而无属于“文”的礼制，也不够充分。老子说：“天下
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体制（有）固
然以真情（无）为本，但只有真情（无）也不够，真情（有）要化为
体制（无）才能生出万物，只是在生的过程中要时时检查，勿被定型
、僵化的体制束缚而回不到真情。
　　如果只重视感情而排斥体制，难免会流于滥情或自我中心，通不
过社会的考验。“滥情”与“真情”宜区分清楚。为什么感情与体制
可以并存？这还是要回到前述“仁义内在”的思路，我们做任何事情
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感受事情带来的充实感、悦乐感，用心理学的术
语来说叫做“自我实现”；而不是为了求生存、混一口饭吃，被迫依
附在体制下，满足体制的要求。
　　但充实感、悦乐感并不完全由事情本身提供，人心才是关键。不
同的事情带来的充实感、悦乐感固然有差异，能够发挥创意的工作，
往往会带来丰富的充实感、悦乐感；呆板、单调的工作则不易有充实
感、悦乐感。但即使是再有创意或乐趣的事，如果不用心参与、积极
投入，也无法感受到做这件事的意义何在。相反地，表面上看起来无
聊的事，如果用心参与、积极投入，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和其他工作相比，教书、写论文已经算是比较能够发挥创意的事
了，虽然难免会有“体制束缚太严密”的状况发生，如果给予老师更
多自由的空间，不要凡事追求“业绩”，当然更好。但重点还是在于
心性修养的工夫，点燃、启发仁心，才能化解苦闷、革除弊端、活化
体制，让体制发挥正面效益，不一定要全盘推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