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是否可以梦见真实世界：略谈《只剩一抹光的城市》
先从文青开始谈起吧。
这边不打算长篇大论，但我们可以发现，文青——做为一个文艺青年的缩略语——到了
二十一世纪，其实有着某种有趣的转向。在六零年代到八零年代，文艺青年某种程度上
等同于“大学生”或“知识份子”（事实上我认为文艺青年就是知识份子的转译，但当
时的大学生根本无法参与政治所以只好从艺术介入），九零年代的文艺青年，则开始渗
入了大量的社会意识，逐步参与社会，也因此知识份子跟文艺青年剥离了。
这当然很简略，但大概可以稍微解释文青在二十一世纪开始出现的奇特现象，也就是文
青变成一种“风格”，大家开始排比文青的各种特征，读村上、玩单眼、菸管裤、大黑
框、听Sigur Ros等等，换句话说，文青变成一种“形式”，而丧失了内核。 （我必须
要先忽略形式主义者可能对我展开的批评）
在我看来，嗯，这本《只剩一抹光的城市》就有着这样的缺点，从形式上来看，好像尚
称完备，但从其内在联系来看，嗯，几乎支离破碎。
先从文字谈起好了，这本小说的文字“乍看”清新流畅，算是台湾当代推理小说家中比
较积极经营文字的作者，但所谓祸福相倚，文学性的描述固然可以增加小说本身对意象
的掌握度，也或许能让读者更清晰的理解作者想要说明的事件，但当书中多余的修辞成
为一种负担，作者在乎炫技甚于说好一个故事的时候，其理路就很容易破裂。
例如下面这一段好了，出自24页，女主角上课的片段（不涉任何谜底，请放心服用）：
讲师的强势催眠借由硕大的阶梯教室扩音放大，苏怡放眼望去，全班幸存的人所
剩无几，倒的倒、趴的趴。坐在她旁边的蔡书芳更是早已不醒人事。如果连苏怡
也沉沉睡去，恐怕就只剩下老师手中的投影笔还屹立不摇了。
这段描述当然是常见的校园景观，作者甚至写出了“恐怕就只剩下老师手中的投影笔还
屹立不摇了”这样可以准确传递出教室内弥漫的睡意的句子，可以说是水准以上的描述
，但问题就在于紧接着这一段，作者扔出了这样的句子：
她回头看了王亘豪一眼，后者正在埋头抄笔记。
不是才说苏怡睡了整个教室就只有老师的笔还醒著吗？为什么又忽然冒出了一个男同学
呢？所以你会发现作者只记得要抛出他想到的文字修辞，忘记了文字应该是要依循着故
事的内部逻辑而发展出来的。
但这段的问题不单只是主从不分，而是看下去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个男同学有跟女主
角表白，而女主角打算拒绝。当你以为作者要开始凸显角色的形象时，然后就像那个老
笑话一样，“下面没有了”，对，那个男同学大概只是提醒我们女主角有人追、不想交
男友，但你无法跟女主角的身份、性格、或她在这个故事的位置产生连结。
这就是本书的另一个大问题，作者企图心太大而无法将目的与作品结合，我都看得出来
他企图要做些什么事，但他从来没有成功的做到什么事情过，作者忘记了，形式无法代
表内容，需要靠着细密的经营将意图与故事结合，并不是靠着文字抛出钓饵，读者就会
上钩的。
所以当我回头看到这本书的书腰文案上写着“本格派的诡计，冷硬派的人物，社会派的
动机与背景”的时候，只能苦笑，李国修在“京戏启示录”里有写了一句台词，其实也
是他爸爸曾经告诉他的：“人啊，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我觉得作者
应该要记得这句话。真正的高手是把萝卜都能煮出美妙滋味，而不是为了怕味道不够而
加入了一堆调味料然后忘记了萝卜的本质。
这其实也刚好可以让我们看到台湾推理作家面对的困境，作为一个文类输入国，我们看
到了太多而且太好的推理小说模式，但我们也忽略了，每个模式其实都是那个文类呼应
其当下面对的社会困境与内部呼求而产生的，在我们试图让这个模式进入台湾的时候，
如何有意识地将台湾的当下现实放进去，就是小说家应该要认真思考的。我并非在说本
书作者无法认清现实世界，而是他忘记了（外来的）形式在吸纳（本土的）内容时必然
产生断裂，如何正视那个断裂并用自己的才华与能力补足，就是作家终其一生所要做的
功课。
那，回到那个问题，文青是否可以梦见真实世界呢？我希望可以，我也期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