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转型，若从马礼逊一八〇七年来华算起，已超过两百年，却仍处在历史学家唐
德刚所说的“出三峡”的半途之中。
英国首相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曾说过：“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主要问题
，在于亚洲和非洲未表态的人民会投入东方共产主义阵营还是西方民主阵营。”他一语成
谶，大部分亚非拉不发达国家都投入共产主义阵营，或至少选择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
经济模式，在未来的岁月里大吃苦头。这些地方是文明和秩序的低地，缺乏强大的自生性
文明和秩序抵挡外来的共产主义。在受共产主义祸害之烈上，中国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这是中国绝不愿意承认的又一个“世界之最”——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国因共产主
义革命的缘故被屠戮的民众人数最多，至今中国仍未挣脱共产党的魔爪。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宣称“解放”了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却陷入亘古未有、密不透风的现代奴役之中。习近平时代的“数位极权主义”让
欧威尔的预言体小说《一九八四》黯然失色。美国前国家安全会议负责战略规画的资深主
任、退役空军准将斯伯汀（Robert Spalding），曾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武官。他到北京
以后，用另一支手机下载所有的App，像腾讯、微信、百度等，在六个月里学习如何在中
国当一名“数位公民”，他是使馆唯一这样做的官员。后来，他在接受访问时描述说：“
你走进餐厅，监视镜头会辨识你的身分，店员可以直接叫出你的名字、上菜，你完全不用
碰一下手机。如果叫Uber，只要走出门外到定点，监视镜头看到你，从嘴型看出你要叫
Uber；Uber车子到了，你坐进去，你的这些数据全都掌握在政府手上。不论你喜欢什么、
买什么东西、希望或梦想是什么，政府都知道。如果国家认为你有问题，叫Uber不会有车
子来，你上不了大众交通工具、找不到工作、孩子没法上学；因为你的社会信用评分下降
了。”
面对空前强大、无孔不入的“数位极权主义”，解放和自由何以可能？武装斗争
是纸上谈兵，撬动官方意识形态乃是关键所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早已溃不成军，西方
后现代的声光电也虚有其表，它们都不足以取代共产党的党文化。唯有清教徒的观念秩序
可以打败共产党的观念秩序，唯有作为新的生命共同体的中国基督教会可以胜过拥有全球
最多党员的中国共产党。那么，在中国现代转型中，教会和基督徒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
？
首先，教会和基督徒应当预备以受苦的经历完成自身的蜕变，在苦难的淬炼中，
建构起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命共同体，进而在这个新的生命共同体中孕育出数千
万计、可承接清教徒观念秩序、民主法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公民”。清教徒观念
秩序进入中国需要容器，这种容器就是清心明目的、精神上做好准备的基督徒公民。先有
好公民，才有好国家；人心不变、民情不变，制度的改变只是空中楼阁，用最美好的词句
撰写的宪法只是一纸空文。中国过去两百年现代转型失败，就是因为本末倒置、头重脚轻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过去数十年以来，数百万中国家庭教会信徒们持守纯正信仰，不畏中共暴政，拒
绝“三自会”的诱惑、招安，以主为大，至死不渝。如初代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所
说，“殉道者的血，乃是教会复兴的种子”，正是无数先辈受苦乃至殉道，才带来今日教
会的复兴。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应该珍惜和传承此一宝贵的属灵传统。同时，也必须意识到
，由于时代和处境的限制，传统的家庭教会过于强调“分别为圣”和“圣俗二分”，其苦
难未能转化成公共资源，许多受难者未能发展出公共性见证并凝聚成社会转型所需要的道
义资源。
在中国，集体主义是虚幻的（一盘散沙），个人主义更是虚幻的（无法成为自己
），身份认同也是虚幻的（“中国”和“中华民族”都是大有问题的概念，前者是伪装成
国家的文明，后者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并不存在的民族）。未来中国的重建，必然从“小共
同体”重建开始。基督教会，尤其是城市新兴教会，可成为“小共同体”之模范。比如，
中共不让人民选举，基督徒可在作为“小共同体”的教会内部先自我赋予选举权，实践如
何选举教会领袖，训练和养成会众的民主素质；又比如，中国社会崇尚谎言，不以谎言为
耻，基督徒可在“小共同体”的教会生活中拒绝谎言、坚持说真话，营造哈维尔（Vá
clav Havel）和刘晓波倡导的“活在真实中”的群体生活氛围。社会难以脱儒化，教会却
可先行脱儒化；社会不能“仁者爱人”，教会却能做到“爱人如己”。
优质的“小共同体”将为未来优质的新国家奠定坚实根基。建立在优质“小共同
体”之上的优质国家，不会轻易被野心家及邪恶的意识形态所颠覆——一九四九年中华民
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一九二七年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颠覆，正是因为它们并非建立
在优质“小共同体”之上的优质国家。美国建国两百五十年以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军事政
变，宪法不曾被废除或终止，不是因为美国政治家有多么高风亮节、大公无私，乃是如罗
斯·约翰·路斯得尼所说：“每一个法律体系的背后都有一位上帝。”在《独立宣言》问
世之前一年多的一七七五年五月二十日，一群长老教会信徒就在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发表
了《梅克伦堡宣言》：“我们在此宣布，我们是自由独立的人民，我们有而且应该有权利
成为独立、自治的组织，仅仅服从于在上帝的管制和国会的治理之下，我们彼此庄严地以
互相合作、我们的生命、财产和最神圣的荣誉为保证。”可以期待，未来民主中国的宪法
出现之前，中国教会也能书写和发布自己的《梅克伦堡宣言》。
其次，至今仍在进行的漫长、复杂、艰巨、痛苦的转型中，教会和基督徒可充当
守望者、陪伴者、代祷者之关键角色。中国教会和基督徒有能力以自身亲历的苦难，发展
出与宗教改革及大公教会传统衔接的“苦难神学”和“救赎神学”，以此在全球教会史上
写下自己的一页。此“苦难神学”和“救赎神学”不单单供教会内部自我慰藉，更重要的
是去安慰和帮助身处同样苦难中的同胞。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那些被不公
义的政治、经济结构剥夺、压迫、凌辱的人，都是教会关怀和怜悯的对象。
尽管中国此前已经历了无比深重的苦难，但仍未迈过苦难的顶峰，仍未来到苦与
甘之转捩点。中国社会已臻于沸鼎溃堤之前夕，将迎来更大、更可怕的溃败，那无边无际
的苦难将不比旧约中以色列人的苦难更小。在即将来临的社会最低秩序全盘崩解的过程中
，无数人将流离失所、哀哭切齿、心灵残破、彷徨无助。那绝对不是心理医生用心理学可
解决的难题。在此宛如世界末日的情景中，唯有教会和基督徒爱那个最小的弟兄姊妹，帮
助众人化泪为笑、化缺为全。这种“同在”将为教会和基督徒赢得非基督教社群的信任与
爱戴，不仅获得福音的沃土，更获得更新社会的空间与契机。
在苦难中，人与人彼此伤害，不同阶级与族裔被仇恨所隔离。唯有教会和基督徒
，可效法南非由图图大主教领导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真相换取宽恕，以宽恕带来
和解，以和解建设未来，化铁为犁，在深渊处架设彩虹，让所有人“因真理，得自由”。
当年，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努力，未能让所有人满意，未能让死者复生，也未能让伤
残者复原，但至少让数千名受害者及其家人有了抒发心声的机会，让许多人得以首次解脱
压在他们身上的不幸和悲痛之情。诚如被警察的子弹打瞎的卢卡斯·席克韦佩雷（Lukas
Sikwepere）对这一经验的描述：“我觉得一直以来很不舒服，因为无法说出我的遭遇。
但如今，来到这里，告诉你们我的遭遇，我觉得像是恢复了视力。”唯有上帝能让人失明
者得以看见。未来的中国需要有一个规模比南非更大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教会有责任为
该委员会提供像图图大主教这样的道义象征人物。那样，无论是天安门屠杀的死难者及其
家人，还是香港抗暴运动的死难者及其家人，以及死于暴政的藏人、维吾尔人等所有无辜
受害者，都将得到爱与正义，中国才能由此走出冤冤相报之历史循环。
第三，当旧有的观念秩序全都解体，信仰和价值出现真空的时刻，教会和基督徒
可引领观念秩序的更迭、信仰的重建以及公民德性的养成。此前两百年中国现代转型的失
败，不在于经济（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清帝国的经济总量就已位居世界第一；二十世纪初
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也经历了世界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也不在于政治（在清帝国
覆亡以后，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起草并颁行了多部看似天衣无缝的宪法），而
在于信仰与人心。正如学者高全喜所说，中国在二百年的过往历史中居然没有解决一个政
治民族重新确立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根基问题，何以谈智慧，何以谈成熟。这个“根基”
既是政治共同体赖以立足的根基，也是文明共同体赖以立足的根基，政治与文明是我们还
没有迈过的门槛，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关键是这个政治文明的现代性之门槛，尚没有
迈过去。
在可以看到的将来，城市新兴教会将继续兴起，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将继续衰败，
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此起彼伏中，伴随着基督徒人数和教会数量的
扩增，伴随着基督徒文化素质和灵性素质的跃升，基督教文化将第一次进入主流社会、冲
击主流社会、更新主流社会，如刘同苏所说：“城市家庭教会率先进入主流社会，其社会
文化意义，在整体上是为华夏文化提供了自我反省的超越视野和彻底更新的超越动力；在
具体形式上是为公民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活生生的先行范例。”
基督徒和教会带给社会的，首先是充满馨香之气的个人生命样式，在家庭婚姻、
子女教育及人际关系方面，呈现出让众人以为美善的榜样。今天中国社会的败坏与崩解，
家庭与国家同步。若是只有国家灭亡，若家庭还在，人们仍然有望重建生活；但家庭与国
家一起损毁，则社会的重建几无可能。
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过去之后，“封城”两个多月的武汉，民众生活逐渐恢复正
常。当地媒体《楚天都市报》刊登了一张照片：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在沙滩上接吻，女方一
脚贴地、一脚九十度向后提起，动作犹如在跳芭蕾舞般优美；男方捉紧女方双手，尽显深
情。然而，照片被刊登并广泛传播后，却犹如“炸弹”引爆两个家庭走向解体：原来，一
男一女各有家庭，男子非女子之夫，女子非男子之妻。有人更致电报社，威胁声称“要杀
人”。这就是今日每个家庭、每个屋簷都千疮百孔的真相：共产党政权固然邪恶，但中国
道德伦理的崩坏不完全是共产党造成的，而源于人的原罪。人背离上帝，不知何为爱，也
不知如何爱。无爱的婚姻与家庭，岂能持久？唯有来到上帝面前，重建与上帝的关系，才
能重建人与人之关系，这是基督徒和教会可以带给社会的祝福。
基督徒和教会可以带给社会的，更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文化和精神价值，如酵
母发酵整个面团，如灯光照亮整个房间，如盐让一碗水有滋味。以“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
”的基督教核心教义，打破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幻象，让中国人第一次赤身裸体地
来到上帝面前，直面“人之初，性本罪”的真相，由此彻底认罪悔改、接受上帝之恩典和
救赎。而后，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建构其符合圣
经真理的秩序，每个人都在这套秩序之下享受上帝赋予人的全部自由与尊荣。
共 产党和共产主义是邪灵，是一套邪恶的观念秩序，唯有清教徒观念秩序能够与
之对抗并将其颠覆。共产党政权崩解之后的政治、经济乃至精神、价值重建将是一项更艰
巨的工作。未来，中国教会将有能力兴办大学和智库，如同宗教改革时代那样，培育出新
时代具有清教徒特质的思想文化巨人——像弥尔顿那样的诗人、像班扬那样的小说家、像
伯克那样的政治哲学家、像海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像伯尔曼那样的法学家、像本内特那
样的历史学家以及像美国的制宪者们那样的政治家……既然圣经中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
的开端”，基督徒和教会就应当具备阐发耶和华的智慧的能力——这同样是一种上帝赋予
的大智慧。教会将成为国家的人才库，为政府提供各个领域德才兼备的一流人才。
如此，教会和国族都将迎来群星璀璨的时代。如此，共和宪政的、联邦或邦联或
各自独立的“诸夏”，才有可能成为上帝祝福的土地，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亲密盟友，
成为自由的家园和真理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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