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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昭南 2020-07-04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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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港版国安法”已在6月30日生效，但7月1日仍有大批香港民众上街抗议恶法、谴责
北京压制香港民主自由。（美联社）
“港版国安法”于6月30日经习近平签署公布，隔日实施，堪称史上最快速立法实施的恶
法典范。更神奇的是实施当日，奉令执行该法的香港暴警即在首日逮补370人，其中还包
括因包包内携带着30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之故也以“台独”之罪被捕。喜欢带国旗帽穿
国旗装的韩粉们要特别小心了！
据党媒【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和国家有关机关在特
定情形下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该报导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草案》全文正式在20日出炉，全文共有6章66条，包含中央和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的职责、负责机构、罪行罚则、管辖权、适用法律和程序等项目。
“港版国安法”第43条是台湾政府紧急应变之要务
相关的涉及人民权益的各条文，近日里国内外各大小媒体都有充分讨论，此处就不再另加
赘述。整体来说，这就是一个巩固习氏领导地位的超级宇宙大恶法，完全赋予党中央习总
书记至高无上权威的“无法之法”。千句万句，说白了就只有一句：“朕说了算”。陆委
会主委陈明通批评其为“这是天朝帝国对世界的子民发出的律令”庶几近之。
对台湾而言，最亟需紧急处理应变的应是该法第43条第五项：“要求外国及境外政治性组
织，外国及境外当局或者政治性组织的代理人提供资料”。
由于该法解释权完全由北京中央认定，因此，台湾目前所有国有和私有派驻香港的任何机
构，都可能被套上“外国及境外政治性组织”大帽子，而被要求“提供资料”，至于要的
是什么资料也必由索取者单方决定，则每位驻在香港的台湾人都可能随时被入罪或被消失。
我必须提醒政府，基于国人生命安全考量，宜应对于所有在香港设立机构的机关或民间企
业公司立刻发布紧急通告迅速应变，否则一旦滞港台人大量被当作“国安人质”，就会瞬
即转为极其棘手的政治危机。处理武汉包机时无理起哄的每一幕场景记忆犹新，绝不容政
府再轻易忽视之！
“港版国安法”VS.“惩治叛乱条例”
正当“港版国安法”在全球被吵得沸沸扬扬之际，我倒想提醒台湾人从历史记忆里去捡出
的蒋氏政权在1949年5月19日下令实施长达38年56天的戒严令，及随后公告之用为白色恐
怖制造机器的那一套首恶之法《惩治叛乱条例》，跟今天习近平执意孤行的“港版国安法
”相互必较一下，两者有何差异性呢！
网上Google一下即可搜到：《惩治叛乱条例》为中华民国政府过去为压制叛乱国家者所制
定的刑事特别法，民国38年（1949年）5月24日由立法院三读通过、同年6月21日公告施行
，全文共13条。该法是当时动员戡乱时期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为安定国家政局而制定，但国
民党政府在民国38年从中国大陆退守台湾并实施戒严后，反而成为压制政治异议者的主要
工具，亦成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最为著名的恶法。该法在戒严解除近四年后的民国80年（
1991年）5月22日才废止。
《惩治叛乱条例》虽然只有简单的13个条文，但该法的第10条后段规定：“其在戒严区域
犯之者，不论身分概由军事机关审判之。”使统治独裁者蒋介石得以将其魔手任意伸进每
一场审判中，并以最高统帅之名亲笔御批决行“死刑”之命令。也就是最终裁判者不是法
官而是独裁者，这才能让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对人民掌握生杀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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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港版国安法”已在6月30日生效，但7月1日仍有大批香港民众上街抗议恶法、谴责
北京压制香港民主自由。（美联社）
“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是一丘之貉？
根据官方机构提供的白色恐怖时期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者资料，白色恐怖时期约有
16000人受难关押，其中遭枪决的死刑约有1200余人。
但根据司法院曾经透露的官方资讯，白色恐怖涉及的政治案件约6、7万件，依推论，如以
每案平均3人计算，戒严时期最直接牺牲者的受军事审判之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
上。其中，在1960年那一年，威权政府曾将12万6875人列为“行踪不明”人口而予以撤籍
。由此推断，当时受迫害致死的人数必然极为可观，这是促转会责无旁贷的艰钜任务之一。
我借此重提白色恐怖戒严令下的人民受难记忆，目的是，当我们为中共将“港版国安法”
强行罩在港人头顶上而愤怒不平之际，国人也万不可遗忘台湾曾经在威权政府统治下走过
的那一长段阴惨黯黑的悲凄长廊。
香港资深专栏作家李怡先生写道：“恐惧、痛楚、愤怒、厌恶，是去年以来香港人的集体
情绪记忆”。或许，我必须借此将之引申为：“恐惧、痛楚、愤怒、厌恶，是70年以来台
湾人所曾熬过的历史集体情绪记忆”。这样，港台两地的情绪记忆就被自然连结起来了。
黄之锋于7月2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我辈中人坚持，不是因为特别坚强，而是别无他
选”，伟哉斯言！“不要被恐惧支配，即使你害怕”，这句曾经被用来激励台湾成千上万
受难者相濡以沫的金句，几十年后居然又转去用到香港人身上，被大家用来当作取暖的柴
火！
同时间，无惧于“港版国安法”上路，估计大约38万人的大批香港民众在7月1日当天，陆
续在铜锣湾及湾仔一带集结游行；根据香港警方在官方脸书粉丝团公布的最新数字，截至
晚间8时，已逮捕超过370人，其中有10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将被起诉。
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不是免费的
犹如当年戒严令下的《惩治叛乱条例》，立这个“港版国安法”主要作用，乃是在香港人
头上悬一把利剑，要起“震慑”作用，也就是用来吓人的。同样的，反复看到画面上不断
出现解放军以大军压境的演训影片，以之蓄意制造港人恐惧情绪，从而使之无限蔓延扩散
并深入每位港民阴暗心理底层，只要时间延续得够长够久，再桀骜的反抗者必然逐渐凋零
，而多数支持者也将会从无望到绝望的时序中，逐渐沉沦为被驯服的“顺民”了！这是人
性，我们只能基于历史经验而给予充分理解，不能强求！
国民党威权政府在台湾曾经成功地运用此一恐怖政策而令其政权稳固维持了50年，共产党
当然也照样可以如法泡制而肆意蹂躏香港数十年以上！要不是世局剧烈变动，以及国际强
权外力持续介入干预，而导致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顺应民意趋势被迫进行民主化改革，要让
统治者自动放弃独裁政权，岂是容易之事？
或许，正因为今天少部分的国民党人仍尚背负著“残民原罪”，对于中共对待香港的暴政
压顶还愿意以个人名义提出微弱的谴责；然而综观该党大老级乃至绝大多数台面人物，竟
然都纷纷走避不敢直接面对此一举世恶法对港民的荼毒稍稍表态，宁不令人发指？
人民所期望一个有力的在野党，哪里去了？
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在7月1日的脸书PO文对“港版国安法”表示“忧虑”，他写道：
港版国安法甚至规范“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在香港以外，针对香港进行该法规定的
犯罪行为”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管辖权扩张的条文，政府更应该穷尽一切的可能，保障台
湾人民的基本权利跟人身安全，避免因为中共当局或者港澳官员不当或过度执行前述法律
而受到影响。
身为党主席，代表该党立场和态度的这样说法，不去疾言厉色地大力谴责中共之恶，已经
很足以令人讥之“软弱无胆、气若游丝”，对于国民党未来跟中共政权的关系如何进行调
整，究竟是该自此挥刀切割清楚？或是继续你侬我侬的亲密接触，都没能说出个所以然！
国民党如何坦荡荡对台湾国人有所交代？
倒是，江启臣在文末喊了句口号：“中华民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我要再次重申，今日的
香港，不会变成明日台湾！”如果解读没错，光是这句口号江启臣已经严重违逆了“港版
国安法”的诸多条文，此后江启臣及其所有党职人员还敢堂皇登上香港或中国土地去叩首
圣上或吃香喝辣吗？
再来看看立志要争取成为台湾第二大党的党主席柯文哲，对于向来主张的“两岸一家亲”
之诘问一概不语回答，只在脸书上避重就轻地感叹港人“担忧被抓被关而噤声”，对于执
行此一宇宙大恶法的中共当局仍然不敢轻置一词，简直比国民党的江启臣还更蹩脚！这会
成为有力反对党，才真是见了鬼！
美国自承误判中共是1930年以来最大的失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于6月24日在凤凰城发表演说时，即曾直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是列宁、史达林与毛泽东的当代传人，而中共政权则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已经构成威胁，因
此美国需要对中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欧布莱恩更坦承，美国外交政策1930年以来最
大的失败，就是对中共的误判。
欧布莱恩表示，过去美国总以为随着中国变富有、变强，社会体制也会更加开放，但显然
这套观点过于天真，他说：“这是典型的美国理想主义，也是因为我们天生乐观，再加上
我们曾成功对抗苏联。不幸的是，一切都显示这想法太过天真。”欧布莱恩强调说，美国
忽视中共的意识形态与其交往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将彻底揭露中共的全球扩张计划，也
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制裁。
美国国务卿庞皮欧周三当天也发出推文，呼应欧布莱恩的观点，他写着：“中国共产党在
各方面的行为都将美国人民的安全置于危险地位。”庞皮欧并指责该“港版国安法”是在
蓄意羞辱全人类，意图要把地球全都管起来。
“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完全证实了庞皮欧对美国人的警告绝非无的放矢。该恶法被众多
时事观察家评为“铺天盖地的涉罪；无人无处不涉罪；没有公平审判的可能”！更荒谬的
还“无国界”，不只是港人可以被涉罪，台湾人会被涉罪，连美、欧、日等国的人民也都
可以被涉罪，只要北京认定有罪，在其政治势力所及之场域中，都可以加以“逮捕送中”
判刑(包括不法绑架)。
“港版国安法”证实中共是恐怖主义的犯罪组织
这样的恶法基本也已足以证实中共政权对全球人类实施了恐怖主义的犯罪组织，而这也正
是美国国会要提案修改“主权豁免”法案的基本动力。
美中新冷战，在战略上，美国必然先全球性围堵中共，并陆续封锁中共所能窃取的新科技
之每一个管道，直到彻底锁死而令其凋敝枯竭为止。这应该是习近平终于不得不被迫强渡
关山，快速实施“港版国安法”的表面原因。
而，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进入党媒【人民网】上去看看中共党组织正在力推的《习近平总
书记眼中的“对党忠诚”》之多重内容设计，你大概就能对之会心一笑！因为习近平在其
国内已经无路可走而导致其领导信心逐渐濒临崩溃边缘了！老话说的，上帝要毁灭一个人
，必先使其疯狂！
民主国家，领导人变疯狂时，人民会设法赶快把他换掉；独裁国家，领导人变疯狂时，就
只能由着他把国家渐次拖进绝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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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悲惨世界》更悲惨，在中国谁没当过囚徒？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09215
余杰 2020-07-05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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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左）与廖亦武（右）声援遭重判的牧师王怡。（图片由廖亦武提供）
我一直很好奇，廖亦武与罗马尼亚裔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uller）是如何成为
好朋友的，当我读完廖亦武和穆勒的大部分作品之后，很快就有了答案。原因很简单，他
们的作品的主题和本质是一致的：描述了比雨果的《悲惨世界》更悲惨的世界，谴责了某
种阴森可怕的东方式的暴政——罗马尼亚是吸血鬼德古拉的诞生地，而今日的中国是丧尸
肆虐的帝国。
美国资深记者、地缘政治专家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欧洲暗影》一书中指出，
穆勒的作品中充满政治压迫的影子，她以那些静默无声、残酷而空寂的萧瑟画面令读者感
到心如刀割。她描绘的那个物质世界诚然乡土而传统，但毫无美感可言，也不具如何提升
心灵的美学成分。在北爱尔兰出身的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的诗歌中，烂泥、农具
和土造器物几乎充盈感官意趣，但同样这些元素在穆勒的作品中却显得冷酷无情——那些
内心一片空白的男人，那些大声尖叫的女人，甚至连水也是浑浊而坚硬的。卡普兰感慨说
：“压迫不止于牢狱和行刑队。压迫也存在于更平凡而又更折磨人的繁琐日常中，而穆勒
忠实重构出这种感觉。”在廖亦武的新作《十八个囚犯与两个香港人的越狱》中，我感受
到同样压抑而混沌的氛围：他采访那些悲惨人物的路途与场景，是火柴盒式般丑陋的苏联
风格的居民区，是污水横流的街巷，是肮脏的四川茶馆，是杂乱无章且昏暗的公寓，以及
每天生活在其中的、生命热情被耗尽的行尸走肉。
美国出版经纪人伯恩斯坦如此评价廖亦武的作品：“这是对中国监狱系统的全面调查，其
范围与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相当，作者花了二十年时间记录了这些令人痛苦的叙述
。”廖亦武的见证式的事业早已超过二十年，还将终其一生。他的采访和写作，既是揭露
与批判，也是一个自我疗愈和心理医治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每个人都患有
极权主义暴政造成的“监狱病”。《十八个囚徒和二个香港人的越狱》中的每一位主人公
，都是廖亦武某一阶段的心理医生，他坦然承认：“在这种看似畸形的对话故事里，在对
苦难的描述、嘲弄、相互攀比中，我甚至获得某种无耻的优越感——也许，在这个网络监
控无处不在的独裁帝国的所有囚徒中，我是最幸运的一个。这种幸运，不是因为我侥幸逃
到了德国，获得了自由、荣誉、爱情和家庭，而是在出狱之际，甚至在狱中秘密写作之际
，就清楚意识到击垮自我尊严的‘监狱病’。”不讳疾忌医乃是治疗并痊愈的开端。
“监狱病”不是心理医生所能治好的病症，除非病人愿意展开自我疗愈。比如，书中写到
的四川绵阳《剑南文学》的编辑刘德，因为在文学课上对中越战争说了几句不同意的话，
就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七年。他出狱后，英国笔会跟他联系，愿意向他提供帮助，他却严词
拒绝说，“作为中国人，不管受了多大委屈，都应当爱国”，所以“不愿成为东西方冷战
的一张肉票”。这也是监狱病之一种。廖亦武当然知道尼采的名言：“与怪物战斗的人，
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凝视着你。”他深知自己长久以来被
极权暴政深深伤害和扭曲，而其受访者大都浑然意识不到这一点。廖亦武无法拯救他们，
但至少可以拯救自己，写作是为了排毒，正像他所说：“狱内狱外，我记录了几百个故事
，大多数故事的主角都比我更愁、更苦，许多时候更多疑和无耻、更无可救药——我在刺
探和榨取他人的创痛，他人的惨败，他人的监狱病——让自己的监狱病减轻一点点，再减
轻一点点，直到爱和怜悯油然而生。”
在中国，谁没有当过囚徒，包括习近平和他父亲？
廖亦武书中的十八名囚徒，人生际遇各不相同，有终身都像蚂蚁一样被强权踩在脚下的小
人物，也有一度是大人物却沦为阶下囚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故事
——比如，毛泽东时代第一个文字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受害者、被形容为“毛泽东的
囚徒”的文艺理论家胡风，个子高大的胡风在狱中吃不饱，有一次把用来刷标语的浆糊偷
吃了大半桶。当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胡风
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殊不知，即将开始的是他的牢狱生涯。如此巨
大的反差，使胡风及其诸多同案犯包括才华横溢的小说家路翎在晚年获得自由后都疯掉了
。又比如，曾当过宋美龄秘书的张紫葛，二十五岁就当上文学教授，是学术大师吴宓的好
朋友，反右运动中虽然一言不发照样被打成右派，判刑十五年，眼全瞎，耳半聋，一条腿
也瘸了。他被送到煤矿挖煤，井下发生瓦斯爆炸，挖出三十六具尸体，在即将被集体埋葬
时，他吐了一口气，才被送到医院救活。他晚年在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形之下完成了百万字
的回忆录，却找不到敢出版的地方。
廖亦武采访的人物中，作为“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之一的何家栋是相当独特的一位。他
早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并投奔解放区。他是老革命，却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成为被整
肃的对象：反右运动中，成为右派；一九五九年，因编辑出版《刘志丹》而卷入习仲勋反
党集团案，被开除出党；文革中，更遭无数残酷的批斗；一九八四年，因发表刘宾雁的报
告文学《第二种忠诚》而被查处；后来创办《经济学周报》，又因支持八九学运而被停刊
。何家栋在晚年痛定思痛，否定革命、否定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梳理出以梁
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为主链的“新道统”，并从米奇尼克等东欧知识分子那些寻求
思想资源，从“职业革命家”和“老运动员”升华为真正的“反革命”。六四后曾入狱的
学者肖雪慧指出：“在我们同样尊重的一批老人中，何老的思考是最深刻、彻底的，理论
性也是最强的，但立场的超越性和思想的彻底性又是同对可操作性的现实考虑紧密结合在
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中共当局不允许出版何家栋文集，学者丁东准备将何家栋文集自
费印出馈赠亲友，印刷厂被查抄，国保警察传唤丁东，并对丁东家进行搜查。
廖亦武北京的一处囚笼般简陋狭窄的公寓中采访何家栋，何家栋详细讲述了小说《刘志丹
》台前幕后的故事。五零年代，何家栋是工人出版社的王牌编辑，是第一代红色畅销书的
打造者。他参与编辑（实际上也是主创者）的《刘志丹》一书的初稿完成后，呈送时任国
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审阅。习仲勋两次下达“改稿指示”，说要把小说改成“中国革命的
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时代的缩影”，还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
战的触发点”。一句话，就是要把一部普通革命传记拔高成鸿篇巨制的史诗。习仲勋想藉
此提升延安本土派在中国革命史叙事中的重要性，继而巩固其在中央高层的地位。自从高
岗案之后，这一派系在中枢明显遭到排斥。
然而，习仲勋千算万算，却没有摸透毛泽东的性情：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到陕北鸠占鹊巢，
刘志丹在前线作战时候神秘地死于一颗从后面射来的子弹，很可能就是毛派人将其除掉。
毛原本就担心陕北根据地的“原住民”说出历史真相、有损其权威，当然不愿看到对刘志
丹歌功颂德的作品出现。特务头子康生投毛所好，说《刘志丹》是为高岗鸣冤叫屈。毛泽
东随后发表了那段杀气腾腾的评语：“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
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
是这样。”此语一出，何家栋的命运就注定了，习仲勋的命运也注定了。
习近平从囚徒到监狱长的丧尸之路
《刘志丹》一书，让何家栋跌入地狱。他比写《海瑞罢官》的吴晗还冤枉，他从来就没有
想过当屈原，只是想当吹鼓手，却没有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他哪里知道上层的路线斗争的
内幕呢？何家栋被押送到山东劳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文革期间，他的大儿子被造反
派打成内伤，死在医院；二儿子不堪折磨，自杀身亡；他的母亲也被批斗致死，真是家破
人亡。
在康生的策划下，中共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进行审
查。《刘志丹》被定性为“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习仲勋、贾拓夫及刘景范被
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后来连早已被打倒的彭德怀也被牵扯到这个集团中。习仲勋被
长期单独监禁，一度失去语言能力；文革期间更遭残酷批斗，晚年几度精神失常。习仲勋
的长女、习近平的姐姐习和平在文革中自杀身亡——跟何家栋的二儿子是同样命运。习近
平身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常常受到红卫兵追打，
也曾被关进少管所，连初中学业都未完成就被下放到陕北当知青——他的学历仅仅比只上
过小学的罗马尼亚独裁者西奥塞古略高一点。
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中，占领立法院议场的学生曾贴出一张血淋淋的漫画和标语，上面画
著牙齿沾满鲜血的丧尸（有点像罗马尼亚的吸血鬼德古拉），旁边写着一句话：“服贸就
像被丧尸咬一口，虽然变强，但也死了。”服贸如此，共产革命也如此，如何家栋晚年所
说：“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何家栋在二零零六年去世，没有经
历此后的习近平时代，否则他更会感到历史的荒谬：少年习近平被毛泽东的暴政所伤害，
当他掌握权力之后，却又用毛泽东的方式吞噬了更多人。对此，廖亦武怒斥说：“现在的
监狱长习近平，同样也是崇尚暴力的变态的监狱病人，他僭越胡锦涛、江泽民、邓小平，
直接承接毛泽东的香火，盗窃并利用西方的网络科技，再次打造人人自危的闭关锁国。他
的所谓中国梦，就是通过科技手段把全世界变成中国人的无形监狱。”中国是占地九百六
十万平方公里、囚徒十三亿的空前绝后的大监狱。习近平闪电般地从监狱病患者摇身一变
成为监狱长。武汉肺炎之后，这座监狱更密不透风——出门就要扫描手机中的“健康码”
，人们却安之如怡并感谢习近平将他们从疫情中拯救出来。
我曾经担心廖亦武流亡海外之后，其“监狱文学”的写作何以为继。但习近平执政之后呈
几何数字增加的人权案件，却为廖亦武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这又是一种现代版
本的“国家不幸诗家幸”。廖亦武如此模拟习近平的口吻：“也许习主席会说，把新疆一
百多万维吾尔人关进再教育集中营，是为了戍边反恐；在泰国和香港把桂民海、李波、林
荣基等他国公民跨境绑架回去，是为了扫黄打非，我习主席这么伟大、光荣、正确，对爱
情和家庭像对独裁权力一样忠贞不二，怎能让你们编排什么《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
维吾尔人的故事和香港人的故事，又可以写成好多本新书了。
丧尸从来不会解释它为什么要咬人，那是它的本能。卡普兰在回顾罗马尼亚的西奥塞古暴
政的历史时发现，一九七一年，西奥塞古出访中国及北韩，那趟旅行成为他生涯中的一个
转捩点。西奥塞古夫妇倾慕毛泽东和金日成两人领导作风的一大特征：以大规模人民动员
及整齐划一的华丽表演向暴君歌功颂德。于是西奥塞古夫妇开始计画性地将罗马尼亚塑造
成东欧版的中国或北韩。那是被世界史所忽略的“一带一路”之“前传”。习近平对输出
中国模式如此津津乐道，是否因为一九八九年被起义者枪决的西奥塞古夫妇向他托梦？而
试图将中国变成恶魔岛监狱的习近平，自我加冕为终身监狱长，难道就能避免西奥塞古的
命运降临到他身上吗？
当年还有香港可逃，今天的香港人逃到哪里去？
廖亦武笔下的囚徒，没有最惨的，只有更惨的。有些人的霉运超乎人的想像，此前我曾写
到过台籍日本老兵的故事——日本投降后，被编入国军，在中国作战，被共军俘虏，又被
共军编入志愿军赴朝鲜作战，然后被美军俘虏，最后选择回到台湾。廖亦武采访到一位名
叫于东山的老人，他少年时被抓壮丁到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共军俘获后，又被编入解放
军参与金门登陆战，结果全军覆没，被国军俘虏后送到火烧岛战俘营——跟台湾的政治犯
仅一墙之隔，然后又作为“反攻大陆”的先遣人员派往福建，被中国民兵抓获后以“台湾
先遣特务”之罪名重判十五年，刑满后不得释放，仍然“留场就业”，他将老鼠肉缝进自
己的胸膛制造身患绝症的假相，这才被释放，三年之后却真的患上了肺癌。这些生命故事
可谓惨绝人寰，他们遭遇的并非霉运，而是走马灯似地登场的暴政、暴君和暴民。
大部分中国人被狱卒完全“规训”了，丧失了逃离疯人院的勇气，乃至对监狱长歌功颂德
，就像根据斯蒂芬·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个习惯了在监狱中的生活
、被释放之后反而上吊自杀的老头。只有少部分人还保有越狱的决心并付诸实践，但即便
越狱成功，来到自由世界，他们也常常水土不服，难以承受“自由之重”。比如，唐存理
的父亲是被共产党枪杀的国民党军统高官，他在共产党治下从来没有好日子过，一九五九
年因试图从广州偷渡香港或从西藏偷渡印度而被捕，送入劳改营。八零年代经商致富，又
因为支持八九学运，再度成为国家的敌人，后来历经磨难从香港流落台湾。尽管获得李敖
台湾身份，也知道“百分之八十的台湾民众都倾向于台独”，他却对台独不以为然，对风
雨飘摇的百年老店国民党更深感失望。“此心安处是吾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
果固守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最后就会什么认同都没有。唐存理式的人物，是海外中国民运
的主流——如果真有这个圈子话。这个圈子为何盛产怪诞而僵硬的国粉、蒋粉乃至韩粉，
在此一背景下可加以理解。
这本书中还收入当年两名偷渡香港的难民的故事，并附录了他们整理出的一部“逃港圣经
”，详细介绍偷渡的中线、西线和东线，逃港需要什么技能，如何躲避多达十二种的死亡
威胁——摔死、毒蛇咬死、冻死、病死、饿死、火车碾死、车厢中的货物压死、海水淹死
、鲨鱼咬吞死、海上来往船只撞死、解放军和民兵的子弹打死、解放军的狼狗咬死。据保
守统计，有两百万以上的中国人成功偷渡香港，有同样数量的人死在偷渡路上，此一规模
远远大于当年穿越柏林墙投奔自由的东德人。然而，穿越柏林墙的故事早已满坑满谷，偷
渡香港的著述却少得不成比例。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复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人偷渡到香港的浪潮愈演愈烈，广东地方
官员觉得颜面无存，建议习仲勋严惩被抓获的偷渡客。习仲勋眺望对面香港的万家灯火，
再看此岸的破败幽暗，倒是颇有自知之明地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
，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
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习仲勋当然想不到，他的儿子习近平日后不仅成了“毛二”，而且还要将香港变成另一个
新疆。当年千辛万苦逃离中国、抵达“逃城”香港的中国人，其中不少人经过打拼成为亿
万富豪，香港财富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中，有五十名以上是从中国偷渡到香港的。但是，
如果香港沦为中国的“附属监狱”，当年的偷渡客们（或他们的后代）将不得不展开第二
轮逃亡。他们逃往北美、欧洲和台湾，如同当年的犹太人那样，散落万邦，保存薪火。
今天的香港就是当年的柏林，可惜今天的柏林已沦为半个北京。当年的柏林是东西方冷战
的前沿阵地，美国总统甘乃迪在柏林发表过一篇名垂青史的演讲，他说：“你们住在受到
保护的一座自由之岛上，但你们的生活是大海的一部分。因此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请求你们
抬起目光，超越今日的危险看到明天的希望；超越这道墙看到正义的生平来临的一天；超
越你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看到全人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
自由。当所有的人都自由了，那时我们便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最后，他以这句话作为
结尾：“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
我是柏林人’这句话感到自豪。”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德国的梅克尔政府却对
香港正在发生的屠杀默不作声，并坚称跟中国的合作符合德国的利益，奢望她说一句“我
是香港人”无异于与虎谋皮。这是无耻的叛卖。可见，廖亦武逃到了德国，却未必能躲避
大红龙的阴影。他在德国的写作，乃是另一场战斗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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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安令”之后的台北+五都（范畴）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200705/RNB3NZJLRXFOP57JASD7IL62VY/
之前外界称之为“港版国安法”的那个东西，在文字内容公布之后，我们已经不可再称之
为一部“法”，只能准确得称之为“香港国安令”。因为，国际上原来还在辩论北京实施
“港版”的国安法是否等于撕毁了1985年的《中英联合声明》，而现在内容出来了，竟然
宣称其刑事条款对全世界的任何国家人士都有效，因此，只能视其为一种“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的“天下敕令”，仅仅是御“令”，而不是“法”。勉强做比较，有点像大清慈禧
太后在北京下令同时对8国宣战，然此次香港国安令中的第38条，涵盖全球200多国及74亿
人口，荒谬之处有过之无不及。
说文解字、澄清概念之后，进入正题。这样一种“天下敕令”宣告完，香港本土居民中有
能力选择离开的，应该不会低于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而过去1年还没离开香港的东
西方国际人士，绝大部分在3-6个月之内都会离开香港，这包括了百行百业，如金融界、
媒体界、法律界、NGO界、娱乐界，是的，还有间谍界。
媒体与间谍界首选之都
东西方国际人士去哪里？金融界的，应该是大多数转战新加坡、东京，少部分到曼谷、台
北。法律界的应该多数选择英国，少数选择同为普通法系的新加坡、澳洲之类的地方。
但有一个地方，应该是媒体界、NGO界、娱乐界，是的，还有间谍界的首选之都，那就是
台北！台湾有六都，但由于台北究竟是政治、金融、消息的中心，所以一定成为集散地。
新北市与台北难分，因此外溢效应最大，其他四都则各依特色分布。
大哉问：对于这样一种“另类的国际化”发展，台湾准备好了吗？台湾人民的包容度、警
觉性足够应付变局吗？先由最刺激的“间谍界”聊起吧！
亚洲原有两个间谍之都，香港及曼谷，前者又比后者重要及热闹，因为接壤中国，中国内
陆人士进出频繁，各路情报汇聚于此。再由于香港乃国际金融、航运、商业中心，全球自
由度堪称第一，龙蛇混杂，各国的间谍情报站不设在此设在哪？例如，俄国总统普丁出身
的KGB，当年的亚洲重镇就在香港，即使在KGB改制为FSB、SVR之后，今日依然如此。
香港国安令之后，想要收集中共情报的各国间谍集散站首选何处？你猜的大概和我一样：
台北。台湾对他们有几个方便之处：同样用方块字，对“共情”比较敏感，还有一个令人
哭笑不得、极具讽刺意味的条件—台湾是个已经被北京严重渗透的国度，在这里好料最多
。要知道，情报是不分口味的，台湾人视为毒药的东西，对他国情报人员可能就是蜜糖。
其次是媒体界人士，尤其是那些不来自亚洲国家的媒体。如果3个月后，突然美国的CNN、
英国的BBC、印度电视台、俄国海外英语电视台RT、中东的半岛电视台记者，开始站在台
北街头报导有关香港和北京“不方便的真相”，我们不要诧异。同样的，那些《华尔街日
报》、英国《金融时报》（FT）、美国《纽约时报》属下众多中国出身的中文版记者，由
香港转进台北，也毋须意外。
台湾也会成为原先驻扎在香港的国际NGO下一个据点。香港娱乐界、文化界的部分人士想
来台湾试探发展及定居，也是很自然的。
以上这一切，都会为台湾带来一种过去未曾见过的社会面貌挑战，民众可能产生不安情绪
。但是，若打开心胸、提高警觉，这也可以是台湾的机会。首先，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不
管是明的还是暗的，都会急速提高。再来，六都的街头，将再现80、90年代的万国面孔钻
动的景象。
被迫走向从世界看台湾
挑战的是，城市国际化了就会带来国际级别的问题，而那些问题所需要的思维层次和解决
方案，都不是已经习惯于内部小打小闹的台湾社会所熟悉的；台湾过去十几二十年“一切
从台湾看世界”的认知框架，可能会一步一步被迫走向“一切从世界看台湾”。但，我认
为这将对台湾利多于弊。
“香港国安令”由于涵盖全球，等于强迫各国选边站。过一阵子，看看哪些国家与香港保
持引渡条约，就知道谁站在北京那边了。但无论是站哪边的国家，都会把台湾当成讯息的
集散地、活动的热门点。台湾成为国际焦点是必然的。如前所说，首当其冲的是台北市，
以及地理连结的新北市。这两市的治理方式及人才，能否跟得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其他
四都呢？中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