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争议引爆民间论战 中国贵族式启蒙迈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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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开始至今，在中国社会引发争论最大、影响最广的议题，并非因披露疫情而遭警方训
诫的李文亮与世长辞；亦非对失职官员之究责；更非对死亡人数或财产损失之统计，反而
是记录武汉封城点滴的方方日记所带来的“爱国vs.卖国”、“讨伐极左势力vs.捍卫国家
尊严”的论战。在网络公众平台的催动下，这场论战在民间迅速扩散，可谓中国社会近二
十年来少有的民间舆论大博弈。因为看待方方日记之立场差异，同学之间反目、朋友之间
绝交、亲人之间失和的例子比比皆是。
反对方方未必是官方支持者
与西方知识阶层独立于国家权力不同，近二十年来，以“启蒙”相号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
共同点是：皆有官方的身份，在中国称之为体制内人士。似乎，若一个人不是知名大学的
知名教授、不是作协认证的知名作家、不是曾经担任过高官的元老，便没有资格成为“启
蒙大众的知识份子”。这是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进阶版。鲁迅笔下的“你也配姓赵
”不仅存在于官民壁垒中，也存在于启蒙知识阶层中。“官方或体制内”代表精英的话语
权。这部分人士在享受中国的体制福利时，一面批判社会，但却无心亲身参与改变社会，
予人“只动口不动手”的形象。中国社会一直存在较为激烈的官民矛盾，部分民众既痛恨
贪官污吏，亦会将这种愤怒投射在体制内的知识阶层人士身上。当这些知识精英以自由主
义立场批判中国社会时，部分民众的反感更多是对于体制特权的反弹。这也就是为何方方
究竟有多少物业、多少财产颇受关注的缘由。这更是“公知”二字在中国趋于负面的根源
之一，更是部分持进步价值的中国维权或社工人士亦对方方日记摇头叹息之本因。
贵族式启蒙注定难以长久
启蒙的本义，是要在大众中确立众生平等、个体自由的价值观。如果一种“启蒙”依赖于
国家权力所塑造的精英框架，则这种“贵族式启蒙”必然难以长久，它会伴随国家权力的
变化而变化。方方日记的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贵族式启蒙”的失败。如同1905年
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一样，这群由地方士绅、知识精英组成的自由派，虽然高举自由民主的
大旗，也成为帝俄时代国会中对抗沙皇的主力，但他们与民众的遥远距离、高高在上的态
度令他们被疾风暴雨的平民革命所抛弃。
在2012年为阻止造纸厂修建而抗争的江苏启东民众中，没有“贵族启蒙者”；在阻止修建
冶炼厂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四川什邡，没有“贵族启蒙者”；在2016年连云港民众为了建立
无核家园而发出的呐喊中，仍没有“贵族启蒙者”；在一批批中国民间NGO人士为环保、
女性平等权、司法正义而努力拚搏时，“贵族启蒙者”亦是缺席。
真正的启蒙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社会启蒙、民间启蒙。若启蒙者不与民众真实而勇敢地站
在一起，又如何期待大众接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