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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5日10:48 萧雨、斯洋
华盛顿—
国保的电话是晚饭时分打来的。
“你人在哪儿呢？给我发个定位，”说话的是高飞熟悉的孙警官。
高飞，32岁，湖北黄冈人，常年在广州做焊工，也参与一些公民维权。去年底，他回到老
家，和武汉周边的其他小城一样，这里很快沦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重灾区。
高飞知道他们迟早要来。一天前，他“翻墙”发了一条推文，说当地医院物资严重告急，
习近平不把老百姓的命当一回事，是“反人类”。
“这条推特据说惊动高层了。县公安局说，公安局下令抓人，”他告诉美国之音。
高飞被行政拘留了七天。“现在完全是人治的状态，没有法治，”他对美国之音说。“谁
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当局对网络信息的封锁越来越严，因言获罪的人也越来越多。用
一位网民的话说，“几乎每天都有朋友被带走、失联、拘留、喝茶”。
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说，截至3月12日，仅中国官媒报导的全国因传
播疫情信息受罚的案件就有5511起。他们中大多数被行政拘留3-15天并强迫认罪，一些人
还受到行政罚款、口头警告、教育训诫和刑事拘留。在该组织收集到的452个因“散布谣
言”而受罚的网民案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
“很多人并不觉得自己发表了什么政治言论、危险言论。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
惹上麻烦，然后就有人来敲他们的门了，”美国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莎拉·库克（Sarah
Cook）对美国之音说。
库克认为，在这场疫情中，打压异见者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要务。北京把这场公共健康危
机当成了一场政治危机。
在众多受到打压的异见者中，近日，中共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的被失踪引发广泛关注
。
现年69岁的任志强人称“任大砲”，曾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共产党。本月初，他再度
开砲，在一篇措辞犀利的文章中抨击北京当局掩盖疫情真相，不点名地把习近平称作“一
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任志强的多位友人证实，他于3月12日被当局带
走。
一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任志强起初在一个小圈子里分享了这篇文章。小
圈子的成员都是与他一道参与环保活动的民营企业家。
这位消息人士说，他与任志强有多位共同朋友。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大概跟11个人分享
了，可能有些人没有这个政治意识，就把它传出去了。有的人就来问他，这是不是你写的
？他敢作敢当，说是我写的，就引发了后面一连串的事。”
这位消息人士还向美国之音透露，任志强的大儿子、秘书也被抓了。他的妹妹及家人都会
受到影响。任志强本人目前被当局留置，政府将此定为重案，“任何人不得插手，不能介
入，不能求情，可能也包括王岐山。”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曾是任志强的中学辅导员，二人关系密切。许多政治观察人士注意
到，王岐山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没有露面，也没有出席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
17万人大会。
“王岐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靠边站了，他对习近平没有什么制衡，”这位消息人士说。“
从民间和党内的反应来看，大家是普遍的同情，但是站出来讲话的人寥寥无几。”
“现在任志强基本变成了刀板上的一块肉，”他说。
任志强的朋友、中国女企业家王瑛是在他失联后少数为之呼吁的人之一。美国之音上周与
她取得联系时，她说，任志强的案子“没有进展”，“现在恐怕谁发声都够呛”。
“国内控制传播的手段都上来了。无论是恐吓还是实控都很有效。对家属的控制也很有效
，”王瑛说。
瑞典人权活动家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说，自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演变出各种新
型强迫失踪手段，形成了一整套生态系统，留置就是其中一例，其前身是中共用于党内调
查的“双规”。
“这是一个用于失踪的系统化、制度化体系，说白了就是将人绑架长达半年，”达林从西
班牙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他被封锁在马德里的家中。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个凌驾于司法系统之上的机构——可以在不通
知家人和工作单位的情况下，将人在秘密地点扣押6个月。他们被单独拘押，没有任何法
律保护。事实上，很多人被扣押的时间远超6个月。
国家监察委员会由习近平大力推动，在2018年的“两会”上宣告成立，负责调查政府官员
中非党员的人，或和政府有关的机构员工。
达林说，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涵盖3亿中国人，其主要目的并非打击经济犯罪，而
是为了严明政治纪律，实现政治控制。
据他领导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Safeguard Defenders ）统计，过去一
年中，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近200万人发起过调查，其中约2万5000至3万人被失踪，平均每
天16到80人左右。
达林本人是习近平向异见人士发动的战争中第一批外籍受害者之一。2016年，他曾因从事
人权活动被中国当局指定监视居住23天——这是中国针对维权律师、公民记者、活动人士
等异见分子的另一套失踪体系。
在那与世隔绝的23天里，达林被关押在北京南部的一处秘密设施。他被单独拘禁，终日不
见阳光，头顶的日光灯不分昼夜地开着。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枯坐在一间安装着防自杀软
垫的房间里。两名看守坐在不远处，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他们每6小时换一次岗，24小时地看着你。你扭动一下身体，你笑，你哭，不论你做什
么，他们都会记下来，但是他们不能和你讲话，”达林回忆。
审讯往往在夜晚进行，趁着人们最疲惫、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那是他唯一能与人接触的
时刻。他说，那种孤单感会严重困扰人们的心智。
“事实上，国际法规定，在调查中使用单独监禁超过15天就构成酷刑，”达林说。“他们
认为，超过15天就会对人的头脑造成永久性损伤。”
作为一名外国人，达林说，他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他没有遭受酷刑，吃的稀汤寡水的面
条也是和看守们同样的伙食。他的中国籍女友和很多同事们也被羁押在同一处设施。隔着
墙，他可以听到有人被打时发出的哀嚎。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他很清楚中国当局为什么使用强迫失踪，而不是简单地逮捕手段。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恐怖主义，你会害怕，”他说。“你的同事、朋友、伴侣也会
成为这种恐怖主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