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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3 07:13
作者张发林，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内容摘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动力逐渐减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展缓慢
，其固有的问题依然存在全球货币治理的需求依然强烈。在中美竞争加剧和国际秩序变革
的背景下，人民币制度和政策更多被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视为问题的原因，而非全球货
币治理的助力因素。但是，在全球货币治理的组织结构和体制两个方面，中国货币制度都
产生了积极的制度渐进变革效应，具体表现为制度替代、制度叠加、制度偏离与制度转变
。制度替代主要指人民币对美元的部分功能替代以及中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或区域货币组织
对既有组织功能的部分替代。制度叠加主要表现在人民币双边互换、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
权货币篮子以及中国货币组织融入全球货币治理体系三个方面。制度偏离表现为“去美元
化”趋势渐强和“美元循环”趋势弱化。制度转变表现为中国货币制度的干预主义特色在
国际收支调节、国际汇率稳定等方面的积极影响。这些国内货币政策的国际积极效应提示
出全球货币治理的另一可循路径：通过主要国家国内货币政策改革，自下而上、从部分到
整体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渐进变革。
引言
货币体系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关于人民币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经济学和金融
学研究自然地在相关研究中占据了统领性地位。然而，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国际政
治经济学（IPE）的诞生与发展，货币体系的政治维度开始受到关注，如查尔斯·金德尔
伯格对货币与权力关系的研究、苏珊·斯特兰奇对英镑与英国政策的探索、本杰明·科恩
对全球货币关系的经济和政治维度进行的开拓性综合分析。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
国际秩序变革，国际和国内货币体系的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呈现迅速发
展之势。在诸多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人民币制度和政策对全球货币治理的作用饱受争
论。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被指责低估，中国政府屡屡受到操纵汇率的指控，人民币汇率政
策还被视为全球经济失衡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甚至还被称为中国“经济侵略”
的表现；人民币国际化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和质疑；中国在国际货币组织中投票权或份额的
增加以及创建国际或区域组织的行为被冠之以“锐实力”，被视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
。面对这些争论和质疑，人民币制度和政策对全球货币治理产生了何种积极效应？如何更
加学理性地诠释和衡量这些积极效应？本文同样从IPE的研究视角出发，借鉴国际制度理
论探讨这些问题。
当前制度研究的国内和国际层面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国际制度研究既关注国际制度自身，
也研究制度间的互动，近来更多地关注制度的国际和国内互动。一方面，此互动表现在国
际制度的国内影响，包括对国内行为体行为和观念的影响。这一影响通常通过国内或国家
行为体遵从国际制度的程度进行衡量。另一方面，互动还表现在国际制度的国内起源以及
国内制度的国际影响上。关于国内制度的国际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霸权国家或强国，如
美国货币制度及政策的国际影响，对非霸权国家甚至非发达国家或小国的国内制度的国际
影响关注较少。这正是本文探讨中国国内货币制度对国际货币体系影响的理论出发点。
本文先从制度的视角界定全球货币治理，并将其与国际货币体系区分开来。全球货币治理
是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试图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相关问题的组织结构和体制的总称。因
此，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是全球货币治理存在的必要前提和目标对像。作为全球金融治理
体系的一部分，全球货币治理已形成了一个网状组织结构和体制复合体。但是，当前的全
球货币治理体系尚没有且短期内也无力解决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问题，如主权货币充当国际
本位货币的困境、汇率大幅波动与失调、宏观经济失衡与国际收支调节不力、国际货币组
织低效等。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货币治理改进是相关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重
要议题。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全球货币治理的困境是本文分析中国货币制度的国际影响的
现实经验背景。
中国货币体系无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汇率制度是国际汇率体系的重
要部分，人民币国际化是对国际本位货币的一种功能性补充，中国国际收支调节是构成当
前国际收支总体状况的重要因素，中国相关组织是全球货币治理组织网络的重要行为体。
在全球货币治理的组织结构和体制两个方面，中国货币制度都产生了积极效应，这些积极
效应表现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货币治理的渐进式变革，具体体现在制度替代、制度
叠加、制度偏离和制度转变四个方面。虽然人民币制度一直在探索中改革，在改革进程中
不断调整，且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但这些国内货币政策的国际积极效应提示出摆脱当前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困境和改善当前全球货币治理的另一可循路径：通过主要国家国内货币政
策改革，自下而上、从部分到整体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全球货币治理：定义与现状
国内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合法性来源是不同的。国内货币体系的合法性来源于代表国家的政
府对内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具有强烈的主权属性，而国际货币体系的合法性来源于
主权国家的认同，具有较高程度的自愿和合作属性。因此，国内货币体系的形成和变迁可
通过国内立法和行政等手段强制性地执行，而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和变迁更多通过国家间
的合作与博弈协调性地进行。这正是治理之于政府管理的主要区别，也是全球治理概念和
实践的内在逻辑。不同于环境、税收、能源、贸易等领域的全球治理研究，“全球货币治
理”概念的发展程度较低，使用范围较小。本杰明·科恩早在2008年便以“全球货币治理
”为名对其相关著作进行了梳理，但并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其他少数使用此概念的
中英文著作也都没有对其严格定义，而是很大程度上将其等同于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货币治理与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它们的本质内涵都是制度，制度又被
细分为偏物质性的组织和偏观念性的体制，并且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货币治理的组织和体
制存在很多交集，这也是相关文献将这两个概念混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借鉴国际体制和国
际制度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将制度定义为：影响行为体行为和观念的体制和组织。其中
，体制是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集合；组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狭义的组
织专指有章程、会员制度、决策机构等正式构架的机构，广义的组织既包含有正式构架的
机构，也包含非正式的联系。
根据上述定义货币制度包含偏观念性的货币体制和偏物质性的货币组织。货币体制是指特
定时期内关于（国家间或国内）货币关系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其中原则和规
范是定性要素，规则和决策程序是具体内容。原则和规范的变化会导致一个体制向另一个
新体制的转变，而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变化会导致现有体制内的微调。货币体制主要涉及货
币、汇率和收支调节方式三个具体方面，其在国际层面表现为本位货币的确立、不同国家
汇率制度的选择和国际收支总体状况的调节。货币组织是指建立和维护特定货币关系的正
式机构或非正式联系。当前国际货币组织主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十国集
团（Ｇ20）、国际清算银行（BIS）等。
国际货币体系不能等同于全球货币治理。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及其问题是全球货币治理
的目标对像，是全球货币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其应先于全球货币治理而存在。当国际货币
体系出现诸多问题且这些问题超越了单个国家管理和解决的能力范围时，全球货币治理才
得以出现。当前，这些问题涉及上述国际货币制度的四个方面：（1）与国际本位货币和
全球流动性体系相关的“非对称调整问题”、单一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特里芬两难
”、美元回流等问题；（2）与国际汇率体系相关的汇率大幅波动和失调资本账户自由化
监管低效等问题；（3）与国际收支平衡相关的宏观经济失衡、国际收支调节不力、有效
应急贷款和债务重组机制匮乏等问题（4）国际货币组织低效与改革进程缓慢等问题。另
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内的国际制度又是全球货币治理的手段和途径。例如，IMF既是国
际货币体系下的核心国际机构，又是全球货币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同时还是全球货币治理
的重点对像。全球货币治理既可能维护和改善，也可能彻底改变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全
球货币治理以解决具体的国际货币问题为直接目标，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和发展为
最终目标。
那么如何定义全球货币治理呢？全球货币治理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全球金融治
理的问题领域还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会计准则、评级、金融基础设施等，其中涉及货
币相关问题的治理即为全球货币治理。因此，借鉴全球金融治理的定义，基于上文对国际
制度的讨论，全球货币治理是指：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致力于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相
关问题的组织结构和体制的总称。组织结构是指全球货币治理组织及其之间的关系，体制
是指治理国际货币体系相关问题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相关研究显示，全球金
融治理体系形成了一个网状组织结构和体制复合体，作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全
球货币治理体系也由此网状组织结构和体制复合体的一部分所构成。全球金融治理组织结
构中的行为体主要包含七大类：核心机构、布雷顿森林机构、主要国家和地区（Ｇ20成员
）、相关政府间国际组织（如国际清算银行）、相关非政府国际组织（如国际会计准则理
事会）、边缘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非政府行为体（如行业协会）。这些行为体通过正式（
如会员制度）和非正式（如非制度化安排或合作）的联系，组成了一个全球金融治理的网
状组织结构（图1）。在该组织结构中，其宗旨和工作直接涉及国际货币制度核心内容（
即汇率、国际本位货币、国际收支）的国际组织即为全球货币治理组织，这些组织通过正
式和非正式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就是全球货币治理组织结构（图1中虚线圈内部分）。全球
货币治理组织相对较少，主要包括IMF、Ｇ20、国际清算银行及其下属中央银行治理论坛
、市场委员会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全球金融市场协会等。
IMF成立之初的核心任务是维护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运行和稳定，后来其职能随着布雷
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而转变，但是促进全球货币合作一直是其重要宗旨之一。在后布雷顿森
林时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IMF履行这一宗旨的表现不尽人意，不断爆发的地区和国际
金融危机凸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以及IMF的问题。作为应对之策，Ｇ20成立并随后升
级为领导人峰会。在Ｇ20峰会成立后的前三次会议中，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成为核心
议程之一，具体措施涉及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拯救市场、建立对Ｇ20成员的宏观经济政策
的监督机制、增强全球流动性供给等方面。作为中央银行的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以货币和
金融稳定为核心使命其下属的市场委员会重点关注黄金和外汇金融市场，并致力于提高市
场透明度；其另两个下属机构——中央银行治理论坛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则重点关
注成员方中央银行的治理和中央银行间在货币与金融稳定方面的沟通与合作。联合国也在
全球货币治理中积极发挥作用，如2009年联合国召集成立“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
会”（又称施蒂格利茨委员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进行探索。此外，一些非政府组织
也在全球货币治理中发挥作用。例如，全球金融市场协会下属的全球外汇交易部致力于提
升全球外汇市场的效率和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多名世界知名金融专家发起了“
皇宫倡议”，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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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罗伯特·基欧汉和戴维·维克托对体制复合体的定义，全球货币治理体制复合体是指
与货币治理相关的多个体制所形成的一个相对松散的整体。这个整体往往不是刻意安排的
结果，而是一系列政策选择的结果。这些体制（即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通常是
上述全球货币治理组织采取行动的手段和结果。例如，IMF临时委员会1976年关于国际货
币制度改革的讨论最终达成了《牙买加协议》；Ｇ20峰会中主要国家通过沟通和协调达成
的Ｇ20公报和声明；IMF发布《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则》和《货币与金融统
计手册》，推动成员方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国际清算银行发布《货币政策框架与中央银
行的市场操作》，为成员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供指导。全球货币治理体制复合体是全
球金融治理体制复合体的一部分，这些相关体制往往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由于问题领域
的关联性，这些体制又不是完全独立开来的，这正是“复合体”所描述的核心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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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全球金融治理的其他问题领域，全球货币治理表现出三个特征。第一，全球货币治
理网状组织结构更为松散，有较强的去中心化趋势。相关研究显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的
组织核心是Ｇ20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具体问题领域内的治理网络表现出中心化倾
向，如银行业治理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证券业治理以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为中
心，保险业治理以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为中心（图1）。全球货币治理一直以来
都以IMF为核心，但随着该组织自身面临合法性和有效性危机，其全球货币治理核心组织
的地位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新组织核心，Ｇ20本应承担全球货币治理
的领导职责，但是近年来Ｇ20的议程开始泛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不再是最近几届峰会
讨论的核心议题，再加上Ｇ20的代表性和执行力长期以来受到质疑，Ｇ20在全球货币治理
上的领导地位更多是像征性的。第二，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上，相关体制存在不足
或缺位。图2虚线圈中的全球货币治理体制，还远没有涵盖国际货币制度的全部内容。在
很多重要方面，尚没有健全的国际体制，如国际汇率体系、全球储备体系、全球流动性供
给等。第三，正是与上述两个方面密切相关，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货币治理总体上呈现出
“无体系”特征。松散的国际货币组织结构和缺失（或不足）的国际货币体制使国际货币
体系在很多重要方面缺乏国家间的协调，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状态，使全球货币治理
的存在感和作用被忽视。
全球货币治理上述特征的后果是，国际货币体系的诸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截至
目前，全球货币治理进展缓慢，国际货币体制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货币体制的根本原则
和规范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依然是以美元为事实本位货币，多种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
节手段并存。现有的改革主要发生在既有体制的具体规则和决策程序上，如IMF投票权和
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构成调整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因此陷入了“均衡困境”，
即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停滞在某种均衡状态，变迁动力逐渐减弱，主要国家行为体继续维持
、接受或无力独自改变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国际货币体
系改革陷入困境、从国际制度层面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展缓慢的状况下，中国国内货
币体系的改革可能会反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对全球货币治理产生积极的中国效应。中
国已从全球、区域、双边和国内等多个层面参与到全球货币治理中，从体系依赖者转变成
体系改革者，在国际层面推动IMF改革、提出建立非主权储备货币、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在区域层面加强金砖国家和区域货币合作（如中国—东盟区域货
币合作），在双边层面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等。
但是，这种积极效应不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库恩式”范式变革。尽管比较政治和国际
关系制度理论内部和之间存在较大分歧但是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既有制度不能被轻易或即
刻改变，外部冲击将导致制度变迁。因此，更多的制度理论分支认同制度变迁的外部性，
强调外部冲击所导致的类似“库恩式”范式交替的制度变革。显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作为外部冲击，并没有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中国国内货币制度及其影响亦无
法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彻底改变。另外一些理论从制度内部寻找变迁的动力来源，并提出
渐进式变革的理论和观点。例如，詹姆斯·马奥尼和凯瑟琳·西伦更加关注渐进和细微的
变化，并从权力关系的视角将制度变迁总结为四种模式：替代、叠加、偏离和转变。从中
国汇率制度、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国际收支调节以及国内—国际货币制度互动而言，中国
国内货币制度对全球货币治理的影响正表现为一种渐进变革式的影响。后文借鉴上述渐进
式变革的四个方面，详述中国国内货币制度和政策对全球货币治理的渐进变革效应。由此
本文形成了一个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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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替代：大国间的竞争
“制度替代”即引入新的制度替代现有的制度，这是制度变迁最直接的方式。渐进制度变
迁理论下的制度替代往往是指对构成制度整体的部分制度的替代，而不是指对国际货币制
度的整体替代，整体制度的替代即前述“库恩式”的制度变革。人民币制度和政策对全球
货币治理的制度替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下人民币对美元的部
分功能替代，二是中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或区域货币组织对既有组织功能的部分替代。
人民币国际化可理解为人民币国内职能的国际扩展，也可理解为是其国际本位货币属性增
强的过程。中国政府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便开始提出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货币国际化
存在时序的三个重要方面——国际结算货币、国际投融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
国际化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发展。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不乏质疑和批评。一些经济学观点
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将增加人民币货币政策的复杂性，减小人民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
，加大人民币政策外溢性所带来的责任和负担，同时还会带来一些新的系统性风险，包括
人民币流动性供给可能不足、离岸人民币市场可能出现竞争性监管放松以及金融风险向非
人民币市场的传播等，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在短期内并不可行，而且中国和世界也不会从中
受益。另一些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点将人民币国际化视为中国对国际货币霸权的争夺以及对
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不满和挑战，并因此质疑人民币国际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积极作
用以及更广义而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国际秩序的积极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融入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内容，反映了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的理
解和认知，这种认知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构建者对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看法存在差
异，而这种差异正是阻碍国际货币体系深入改革的重要因素。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认
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为美国带来了特权和优势，而美国享受这种特权往
往不需要承担责任，这种不负责任的特权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根源，给中国带来
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储备效率损失和汇率风险等威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可对作为
事实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产生功能替代效应，并可能以此遏制美元“嚣张的特权”。功能
替代效应具体表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三个重要方面，即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投融资
货币和储备货币对美元相同功能的替代。
就国际结算人民币而言，国内公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限制被逐步去除，中国货币当局
与主要经济体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离岸市场得到大力发展，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和回
流渠道被打通。就国际投融资人民币而言，境外人民币在中国境内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大幅
增长，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的相关规范也逐渐确立起来；通过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深港通、沪港通、债券通等机制建设，在岸和离岸人
民币市场间联系逐渐加强；在央行2011年年初放宽对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业务限制的背景
下，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也因此大幅增长；跨境人民币融资也呈现发展之势，境外机
构境内人民币市场直接融资（即熊猫债）和间接融资（如商业贷款）渠道都已开通，境外
人民币的大量沉淀和人民币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利率套利空间推动了跨境人民币贷款政策的
发展。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和投融资中使用份额的增加逐渐增强了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属
性，具体表现为人民币被正式纳入SDR，IMF开始在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季度调查中单独
列出人民币资产，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储备等。
虽然功能替代的程度还十分有限，但其所产生的竞争效应对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影响却非
常深远。当前，美元依然具有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然而，美国却不再
是制度约束下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这正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问题。人民币国际
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这一问题。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为国际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国际
货币选择，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储备货币供给，这有利于推进国际本位货币的去
美元化和多元化，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例如，范小云等从新开放经济学的角度探
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条件，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较欧元和日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更有
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另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呈现三大货币集团鼎立的局
面，其中美元、人民币和欧元货币集团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分别为40％、
30％和20％。这一由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组成的三元体系较美元和欧元的二元体系更加稳
定。
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利于形成主要货币关于国际本位货币地位的竞争形态，对美
元霸权施加非制度性约束，并消除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美元不需要负责任的特权，将因
为其他货币的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竞争形态的形成而不再无所顾忌。布雷顿森林体系形
成以前英镑和美元的较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对德国马克的忌惮以及80年代美国
对日元的打压都显示出货币竞争对国际货币制度变革的推动作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变革
陷入了困境，国际货币竞争形态的强化将有利于为国际货币制度变迁注入新的活力。除了
上述人民币作为新兴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对美元带来的竞争外，另一个实例是欧盟发起建
立的“特殊目的实体（SPV）”和中国建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对美国主
导的国际支付体系“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竞争和挑战。
另外，中国还积极主导建立新的国际或区域货币组织，主要包括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金砖银行）等。作为新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和金砖银行都由新兴国家主导，且
均源于这些国家或区域自身的需求，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外汇储备盈利需求耦合的结果
。这些制度创新将通过主要创立国自身的受益和发展而产生大国稳定效应。例如，亚投行
采用本币注资和贷款，且对亚洲地区评级机构的评估报告给予关注，这有利于新兴国家货
币的国际化和亚洲地区评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理念的民主化和多元化。同
时，作为国际性的多边开发银行，这些制度创新具备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是对既有制度
的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现有制度的部分功能产生如人民币国际化一样的功能替代效
应。例如，亚投行从资金、经验和能力、信息和知识、人员和办事机构等方面对由世界银
行、IMF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主导的多边银行体系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并构建了一个“公益发
展模式”。同时,这些新组织在功能上与现有组织的重叠、在运作模式上的创新将在发展
融资和金融合作等方面形成传统货币制度和新兴货币制度并立和竞争的局面，推动既有国
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发展。
制度叠加：危机促进的变革
“制度叠加”即在现有制度之外或基础上引入新的制度，这些新的制度将对既有制度进行
补充、修正或完善。人民币制度和政策的制度叠加效应主要表现在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
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以及中国货币组织融入全球货币治理体系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与相关经济体所构建的人民币双边互换网络（如图3），一方面是对当前国际
货币体系缺陷的弥补，另一方面是对主要西方国家建立的排他性多边货币互换小集团的补
充。中国的货币双边互换协议始于2001年，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东盟与中日韩三
国共同推动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背景下签订的，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区域金融合作，
预防金融危机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协议的币种是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双边本币互
换机制成为修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应对各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方法。例如，2013年，美国
、英国、欧盟等六个西方发达经济体签订了不限货币、不限期限和不限规模的多边互换协
议，试图弥补国际货币体系在贮备货币供给等方面的缺陷。但是，这些互换协议却将更多
的国家排除在外，事实上忽略了广大其他国家和地区面临的类似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
人民银行开始与更多的经济体签订本币双边互换协议。截至2019年3月，中国已与将近40
个经济体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累计规模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这一双边货币互换网
络既是对旧国际货币制度的叠加，也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排他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叠加。
这一制度叠加显然有利于增强中国和相关经济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国际金融体
系稳定。
https://i.imgur.com/rcLQjdz.jpg
第二，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这一制度叠加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像征性、示范
性和功能性等多重作用。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
结果，也被普遍认为有利于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历史上，SDR的出现是为缓解布雷顿
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储备资产的不足，其功能后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而被削
弱，其定价参考标准也先后经历了美元与黄金、十六货币篮子（1974年）、旧五货币篮子
（1981年）、四货币篮子（1999年）以及最近纳入人民币的新五货币篮子（2016年）。十
六货币篮子向五货币篮子的转变主要出于简化SDR与特定货币的转换和计算。自1980年以
来，SDR篮子货币构成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种货币的加入：日元（1980年）、欧元（1999
年）和人民币（2016年）。欧元的加入是对旧五货币篮子中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的自然取
代，而日元和人民币的加入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和中国国际贸易的崛起与货币的国际
化，IMF选定SDR篮子货币的标准正是出口（世界前五大出口国）和货币的“自由使用”。
人民币是SDR历史上第一个被纳入的新兴经济体货币，这打破了传统发达经济体及其货币
对SDR的垄断，像征著国际货币权力格局的变化。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和经验为其他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国内货币政策和国际货币战略提供了参考。例如，俄罗斯近年来
也在积极推动卢布国际化战略，具体措施包括实现货币完全可兑换、增加贸易中的本币结
算、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等，这些战略和措施很多都与中国的合作密切相关，如中俄贸易实
行本币结算、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与中俄货币的积极合作不同，人民币和印度卢比
在区域内存在较大竞争，但是卢比的国际化依然可从人民币的国际化策略中得到经验，如
加强对在岸本币市场的控制、适度放松对离岸本币市场的管制、在印度甘地讷格尔市建立
类似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等。这些新兴经济体货币都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极，进
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持续变革。这种示范效应提示出另一条推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路
径——由内及外、由部分到整体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困境。
此外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对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产生了功能性作用。一方面，人民币的
加入增强了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这为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SDR和处于改革困境中的IMF
增添了新的活力，使SDR在解决国际储备货币单一和供给不足等问题上的潜在优势和既有
作用再次得到国际社会关注；另一方面，通过加入SDR，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和储备货币
的作用更加凸显，这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储备货币选择，推动国际储备体系的多元化，
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政策施加了竞争性约束，并因此有益于弥补当前国际货币体
系的内在缺陷即“特里芬两难”。例如，人民币作为世界支付货币的排名，从2010年10月
的第35位上升到了2019年2月的第五位，2018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在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
中的占比同样上升到了第五位。自2016年10月人民币被纳入SDR一篮子货币且在IMF外汇储
备货币构成中被列出以来，人民币占比持续上升，从2016年第四季度的1.07％上升到了
2018年第四季度的1.89％；同一时期，美元的占比从65.36％下降到61.69％。从IMF官方
外汇储备货币构成中主要货币占比比率的标准差变化可知，在2016年第四季度至2018年第
四季度期间，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趋势明显。人民币国际化是产生这一趋势的重要动因
（图4）。
https://i.imgur.com/yIU7aWc.jpg
第三，中国货币组织积极融入全球货币治理组织结构、接受全球货币治理体制，对提升全
球货币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有积极作用。与全球货币治理体系嵌套在全球
金融治理体系内一样，中国的货币政策网络也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网络的一部分。中
国货币组织的核心是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的中国人民银行，①而中国人民银行内设的
货币政策委员会在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虽然中国人民银行被赋予
一定的独立性，但其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来自不同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②这些成员
不可避免地将各自组织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理解带入货币政策的咨询和讨论，且中国人民银
行的重要货币决策须得到国务院批准。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网络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
心的，具体涉及综合性的政府机构（如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不同领域内的监管或管理
部门（如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外汇管理局、货币政策委员会等）以及
非正式的机构和联系，如市场自律机制（全国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全国外汇市场自律
机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学术共同体等（见图5）。这一政策网络与全球
货币治理网状组织结构和体制复合体产生了多维度的互动，促进了全球货币治理体系的修
正和完善。
其一，与货币政策相关的中国政府部门或非政府组织从组织构架上深层次地融入国际货币
组织，推动相关机构的组织结构变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不同政府部门
代表的中国成为相关国际货币组织的新会员，这提升了这些组织的成员代表性。例如，在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原银监会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成为金融稳定
理事会的会员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于2009年正式成为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几大主要机构的
正式会员，包括中央银行治理论坛、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和
市场委员会；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加入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另一方面，一些
国际货币组织的权力结构也因为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国货币组织的积极参与而发生变革。例
如，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和配额以及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都增加至第三位，人民币被
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此外，一些中国政府官员在国际货币组织中任职，这无疑增加了
中国的影响力，也体现了现有国际货币组织的渐进变革，例如，2018年易纲当选国际清算
银行董事。通过这些制度化的渠道，相关政府部门及其主要官员代表中国表达自身立场，
并呼吁和敦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例如，自2009年以来，周小川、易纲、陈雨露等人代表
央行出席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并积极呼吁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国际储备
货币体系多元化和SDR货币篮子调整等。相关研究显示，中国与IMF的多方面交流与合作，
一方面逐步提升了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领导力，另一方面推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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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国内与国际货币组织间的非制度性合作和交流增加，这改变了既有国际货币组织在
中国甚至新兴国家的政策影响力，提升了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例如，2016年金融稳定理事
会全体会议选择在中国成都召开；2014年第18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在中国天津召开，原
银监会第一次成为大会的承办方。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主办了2016年Ｇ20杭州峰会
。对于Ｇ20峰会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上的作用和期望已有较多论述。①通过主办Ｇ20
杭州峰会，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更广义的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得到提升，在全
球金融治理中发挥了更加具体的作用，这为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增添了新动力。例如，Ｇ
20杭州峰会公报强调了“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金融稳定”，核准了《二
十国集团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议程》，表明了对构建以IMF为核心的
全球金融安全网和一个开放且具有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的决心。
其三，中国对国际货币体制的参与和接受程度不断提升，这有利于增强国际货币体制的合
法性和有效性。国际货币体制由主要国家和国际货币组织主导制定，包括核心目标（原则
和规范）和具体内容（规则和决策程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货币体制的
核心目标经历了从维护美元和黄金本位体系的稳定向《牙买加协议》下的“自由”（如汇
率自由浮动、资本自由流动、国际本位货币自由选择等）原则转变。标志性的国际货币体
制是《牙买加协议》和《IMF协定第二修正案》。中国并未实质上参与这一核心目标的制
定和转变。当前，国际货币体制的核心目标正在经历另一转变。尽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存
在争论和阻力，潜在的转变趋势是从“自由”回归“稳定”。但是，主要国家对回归国际
货币体系稳定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正尝试积极加入这一新体制核心目标的制定，
具体表现为周小川早在2009年对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呼吁和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
币体制核心目标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在其中的最终作用尚不明确。
相较之下，中国对国际货币体制具体内容的态度和行为更加明确。中国已部分或广泛遵守
和执行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下的主要体制，包括银行业领域的《巴赛尔协议Ⅲ》、证券业
领域的《证券监管目标和原则》、保险业领域的《保险核心规则》以及与金融市场基础设
施相关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等。由于前述国际货币体系的“无体系”特征，国际
货币体制相对较少。现有国际货币体制主要涉及国家间货币政策合作、信息统计披露方法
和中央银行治理等方面，如Ｇ20关于货币政策合作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倡议、IMF发布
的《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则》和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货币政策框架与中央
银行的市场操作》。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国际货币体制的积极态度必将提升其
合法性和有效性。
制度偏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
“制度偏离”即外部环境或条件的变化会改变现有制度的效果和影响。当前国际货币体系
的痼疾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在战
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国际货币体系与贸易和安全体系一起，构成了美国领导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三大核心内容，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而演进，如牙买加体
系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北约
组织（在华约组织解散后）的战略转型。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这些变迁并
未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特征——美国领导、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和自由主义国际规范。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和源自领导者内部的威胁使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
序陷入危机，甚至被认为走向终结。作为这一秩序的重要内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陷
入困境，并未发生实质性改进。人民币国际化及其折射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战略却成为一
股维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力量。在危机与维系之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显露出“去美国
领导化”的倾向，这一持续变化的外部环境对尚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
不同的效果和影响。
国际货币体系的事实本位货币依然是美元，但“去美元化”的趋势渐强。“美元化”泛指
美元对本币功能的替代。根据货币功能的不同，美元化的分类不尽相同，包括“债务美元
化”“资产美元化”“交易美元化”等，也被概括为“事实美元化”“过程美元化”和“
政策美元化”。尽管人们对于美元化的定义和分类并未达成高度共识，但这一现像形成的
动因却少有争议，即美元化是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
据核心地位的表现和结果。因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尤其是其“去美国领导化”趋
势，诱发了全球“去美元化”的浪潮，而人民币国际化既受益于这轮潮流，也是其重要助
推力量。石油非美元化是本轮“去美元化”浪潮的重要方面，“石油人民币”的诞生在石
油非美元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石油美元”的出现是后布雷顿森林时期美国得以继续维系其货币霸权的重要手段，同时
也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国际货币体系中诸多问题的根源，包括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美国
的“赤字经济”或“债务经济”模式。随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很多国家或出于
对美国经济或金融制裁的反应（如委内瑞拉、伊朗和俄罗斯），或出于缓解美元货币体系
对本国经济的掣肘和确保石油进口安全（如印度和日本），或出于摆脱美元汇率波动对石
油价格的束缚（如阿联酋和尼日利亚），或出于规避美元利差风险的考量（如印度尼西亚
和泰国），或出于加速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和推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如中国
），都实施了不同的石油非美元化政策。这些政策意味着必须有新的货币来替代美元定价
和交易石油的功能，而人民币正成为很多国家的选择。2018年3月，人民币原油期货在上
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一年后，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发布原油期货价格指数。自
挂牌以来，人民币原油期货成交量和持仓量快速增长，现已超过迪拜的阿曼原油期货，成
为仅次于美国WTI和英国Brent两大原油期货的世界第三大原油期货，而此前这三大以美元
定价和交易的原油期货长期以来是国际石油的定价基准。
前述制度替代和制度叠加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去美元化”趋势，如人民币对美元相关国际
货币职能的替代、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新型国际支付体系的出现等。此外，“去美元
化”趋势还表现在世界主要债券国家减持美元资产，或者持有美元资产的增速放缓。比较
2018年3月到2019年3月的相关数据可知，中国、冰岛、瑞士、印度、阿联酋、墨西哥、波
兰等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总体而言，不同经济体“去美元化
”的需求和方式不同，例如，欧洲“去美元化”主要通过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推进中欧货
币合作等方式，石油输出国主要强调摆脱石油美元的束缚，中亚国家主要通过降低经济美
元化水平，东南亚转型经济体重点关注金融体系的“去美元化”。美国领导的国际货币体
系的缺陷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是这轮“去美元化”浪潮的深层次原因，而人民币的
国际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和选择。例如，欧洲“去美元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力推中
欧货币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具体表现为“增加官方对人民币的认可和储备”以及为人
民币产品在欧洲的交易提供便利和平台。
另外，美元依然拥有市场认可的特权，但“美元循环”的趋势被弱化，全球经济失衡有所
缓解。“美元循环”是指一些经济体向美国出口大量商品并积累巨额美元外汇储备，这些
美元通过美国资本市场再流回美国。石油美元是美元循环的典型代表。1974年美国和沙特
阿拉伯签署的“石油美元”协议规定，沙特以美元计价并向美国出售石油并将其获得的利
润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这一通过协议规定的石油美元循环因美元和美国资本市场在国际货
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逐渐演变为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维系与美国经贸关系
的一种自发行为。美元循环的结果是：出口国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同时进
口国（主要指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公共债务不断增加，这一现像被称为全球经济失衡。
导致美元循环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维的，至少涉及三个主要方面：全球化的交易模
式、全球化的分工模式和全球化的金融模式。本文关注的焦点是金融模式中的货币关系。
从这一角度而言，新兴国家将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国际货币格局的缺陷，尤其是美元不负
责的霸权，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纠正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和“削弱美
元霸权，争夺国际货币话语权”。美国则指责主要出口国通过本国货币贬值获取出口优势
。这一认知和诉求的分歧正是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深层原因之一。
中美经贸摩擦和前述“去美元化”浪潮以及更广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虽然并未实
质性改变国际货币制度，且带来多重负面影响，但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元循环”及其
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例如，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已从2006年的8059.64亿美元下降到2018
年的4884.72亿美元；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更是从2010年的1.6万亿元人民币大幅下降到2018
年的3527亿元人民币；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也从2014年6月的39932.13亿美元下降到了
2019年4月的30949.53亿美元。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国际秩序变革的大背景下
，主要经济体通过单边的国内政策来消减既有国际货币制度的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美国
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和更加积极的国际经济合作规划（
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等。这种调整是冲突性而非制度化的（即其并非国际货币
制度改革的结果）。一项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定量研究也得出了类似观点，即“危
机后各国均未做出有利于经常账户再平衡的积极结构性调整”。但是，国际秩序变迁的国
际环境和主要国家针对性的国内政策使传统国际货币制度的影响产生了短期偏离，并最终
可能推动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
制度转变：干预主义的兴起
“制度转变”即通过战略再部署改变现有规则的执行，在此过程中制度的实质内容不变，
但对其的解读和实施将发生变化。美国战后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20
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美国经济政策的再部署，即罗斯福政府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修补。
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烙上了清晰的强调经济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印记。保罗·沃尔克和行
天丰雄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回忆录，描述了美国决策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为捍卫美元
和保护黄金而对国内和国际市场进行的经济和政治干预。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负面效果凸显，里根政府尝试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寻求解决方法。
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强调更少的政府干预，具体包括汇率自由浮动、资本自由流动、金融自
由化、贸易自由化等，这些经济政策处方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和政策被认为是引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并诱发了美国经济政策的转向——
国家干预主义的回归或特朗普新干预主义的兴起。
美国经济政策从新自由主义向干预主义的转变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路径刚好相反，但
却都朝着政府适度干预经济的目标迈进。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常常彼此批判的经济发展路径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出现了某种趋同。就人民币政策而言，这种趋同表现为市场导向的
汇率制度改革在曲折中前进；政府主导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和进程，但又积极培育人民币
国际化的市场力量；人民币金融抑制有所放松，但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缓慢。就美国经济
和金融政策而言，这种趋同表现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危机后的国有化政策，特朗普政府对
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挑战和对以《多德—弗兰克法案》为主导的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
改革的质疑，特朗普政府国际经济政策从自由贸易向保护主义的转向等。
在调节中国国际收支上，这种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相结合的方式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国采
用了一种复合方式调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此复合方式既包括牙买加体系下最常用的基于
价格的及时调整，也包括基于生产能力和储蓄率的中长期调整。具体的调整手段多种多样
，既有市场化的干预（如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也有行政化的管制（如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
制）。近年来，决策层开始着力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决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措施包括改善需求
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等。
很难论证美国的新干预主义从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探索中吸取了何种经验，但人民币国际
化的路径及其折射出的有别于传统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逻辑使中国在融入后布雷顿森林
体系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
较为强势的干预作用，并被概括为监管型国家、法人国家、市场促进型国家等。另一种较
为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这种方式体现了发展型国家的基本内涵，但又具有新特征。尽管
存在较多争论，但政府干预经济的核心特征鲜有争议。桑德拉·希普的研究显示，发展型
国家模式及其所导致的国内金融抑制体系使中国相较于传统新自由主义国家更容易获得关
系性金融权力，不易于获得结构性金融权力，更少依赖制度性金融权力。更加市场导向的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特朗普政府的新干预主义反映了主要国家对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读
和自我利益诉求的变化。人民币国际化推动结构性国际金融权力格局和制度性金融权力格
局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前述人民币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挑战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中
国投票权和份额的提升。特朗普新干预主义使美国更加关注其在关系性金融权力上的弱势
地位，中美贸易摩擦便是这一变化的表现和结果。因此，虽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停滞不前
，但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战略部署的调整对同一体系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和影响。
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制度转变的很好实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核心特征是政策干预，这一特
征饱受国际社会批评。例如，中国加入WTO后，批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
国际压力越来越大。IMF在其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对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
，不断呼吁中国建立一个更加灵活和市场化的汇率制度；2005年5月的《美国财政部关于
国际汇率政策的报告》直接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高度扭曲；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更是
多次指责人民币汇率，并以此为由，掀起了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在饱受批评之余，带有较
强干预主义色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对全球货币治理也产生了积极效应——中国汇率相对稳
定，通过其庞大的经济体量、较大的市场份额和日益密切的外部经济联系，对国际汇率的
整体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些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人民币币值长期相对稳定
、汇率波动范围相对较小以及关键时刻起到汇率稳定器作用。
首先，在具有干预主义特色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币值相对更加稳定。表2计算了
危机前（1999—2007年）和危机后（2009—2017年）主要货币兑美元日均汇率三个月移动
标准差的描述性统计数据。由此可见，在危机前，人民币三个月移动标准差均值最小人民
币汇率相对最为稳定，这主要因为在2005年以前的较长时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
范围被大幅收窄（近乎固定汇率）。在危机后，虽然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市场化改革步伐
加快，但就人民币兑美元三个月移动标准差平均值而言，人民币汇率在数值上所体现的稳
定程度仅次于加元和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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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民币汇率波动范围相对较小。本文将货币以直接标价法计算的汇率最大值和最小
值之比定义为振幅系数，并以此评估主要货币汇率波动范围。结果显示，在考查期内（
1999—2017年），人民币的振幅系数仅为1.36，相较其他主要货币汇率波动范围最小，其
次是英镑、卢比、加元和日元（1.7左右），澳元汇率的波动范围较大（略大于2），新兴
国家的汇率波动范围更大，如南非兰特和巴西雷亚尔的振幅系数大于3或接近3。在2008年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货币汇率均出现较大幅振荡。危机时期汇率波动更加体现一国货币
汇率的长期稳定性以及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贡献。如表2所示，2008年人民币汇率振幅
系数为1.07，振幅最小随后是日元（1.26）、欧元（1.28）等。若将2008年和危机后第一
年2009年的情况综合考量，人民币振幅系数依旧是1.07，与2008年持平。同样与2008年持
平的货币还有欧元、澳元、兰特、雷亚尔，但日元、英镑、加元均大于2008年水平，这说
明这些货币的币值稳定和恢复能力即回归汇率长期均值的能力较差一些。
最后，人民币汇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表现相对稳定。从三个月移动标准差来看，只有
人民币的波动在2008—2009年区间内恢复到18年均值水平，这说明中国特色的汇率制度在
减小本国货币汇率波动上存在一定的制度优势。其他货币2008—2009年的三个月移动标准
差均值虽相对2008年有所下降，但均大于其18年（1999—2017年）的平均水平，这表明这
些货币朝着自身长期均值汇率回归的能力要弱于人民币。同时，笔者还运用汇率加／减三
个月移动标准差考查了汇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振荡情况。图6所示三条曲线的中间
曲线为某货币兑美元日汇率的三个月移动平均值，上下曲线分别代表该时刻汇率移动平均
值加／减三个月移动标准差。这三条曲线刻画了该国货币在特定时间段上的汇率走势和振
荡的平均情况。以欧元和人民币为例，2008年之后不久欧元的三条曲线距离进一步拉大，
代表着发生过大幅度振荡。这说明欧元在关键时刻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加剧了国际货币体
系的整体汇率波动，而人民币并未出现类似情况，至少从汇率波动的角度而言，在关键时
间点上的表现更加稳健。
https://i.imgur.com/D56Q1sf.jpg
结论
由于改革利益的一致性降低、国际制度变迁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大国利益的阻挠、制度
变迁的路径依赖等原因，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均衡困境”，危机前存在的问题并
未被实质性解决，而制度变迁的动力却逐渐减弱。制度理论对制度变迁的不同解释通常都
认同制度变迁的外部性，即外部冲击是导致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外部冲击之于
制度变迁作用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并没有足够的论述。外部冲击（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外部冲击既不是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并未导致当前国际货币制度革命性变革），也不是国际货币制度变
迁的必要条件（主要国家国内货币政策的变革也可能导致国际货币制度的渐进式变迁）。
在国际货币制度演进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历史性制度变迁：一次是外部冲击的直接结果（两
次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大萧条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立）另外一次却是国内货币政策急剧
调整的直接结果（美国单方面放弃金本位，牙买加体系随之诞生）。无论是外部冲击还是
国内政策急剧调整，都会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国际制度变迁已陷
入困境的状况下，渐进式且内生性的变革是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相对较好且最可行的方式。
因此，中国推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策略，除了应从国际制度层面提出中国方案，更应重
视由内及外的国内策略，正视中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国际影响和作用，从自身货币制度的改
革和完善出发，基于不断攀升的中国影响力和不断密切的国内—国际联系，从部分到整体
地推动国际货币制度的渐进式变革。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同利益诉求相互交织和冲突
的背景下，基于国内政策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内策略可能也是摆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困
境的另一可循路径。
（截稿：2019年6月；责任编辑：主父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