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香港民族的林中路
2016-08-31
作者：刘仲敬
两条小径穿过金色的林地，
可惜我不能同时涉足
……
很久以后，我会在别处长叹，
追溯当年的路口。
──Robert Frost，〈未择之路〉
“乔治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从发现自己是“我们美国人民”那一刻，历史就变得不可逆
了。格兰维尔伯爵的让步或许能使美洲的辉格党反动派满意，但威斯敏斯特的任何妥协都
不可能让美国人满意。婚约条款和嫁妆分量的讨价还价是一回事，强奸妇女又是另一回事
。独派和统派的任务难度天生就不平等，打破的鸡蛋不大可能自己回到蛋壳里面去。斗争
的胜利对统派是不够的，对独派是不必要的。统派必须保证，没有人对独统问题感兴趣。
斗争只要开始，他们就已经输了。无论斗争的结果如何，斗争的事实本身就是有利于独派
的。
从此以后，美洲民兵、英军和法军的成败其实已经不再重要。邱吉尔所谓的第一大英帝国
解体，已成定局。英国人及其盟友如果胜利，独派在十三州自然无法存身。他们必然像后
来的摩门教徒和布林人一样，向英国人鞭长莫及的中西部大草原迁徙。荒野迁徙本身就是
构建民族共同体的最有力刺激，足以形成不亚于“五月花号”神话的立国根基。历史发生
的唯一扰动，就是美国可能变成内陆农业国家或太平洋国家，用阿帕拉契边界取代大西洋
边界。英国人既然失败，就该轮到统派迁徙了。他们的迁徙等于将原先的殖民地搬到圣罗
伦斯河北岸，把法语的加拿大变成了今天的双语国家。
香港民族主义者
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赢得一切
香港独派只需要详细追溯百粤文化和诸夏文化的古老分歧、乡土共同体和大一统帝国的新
仇旧恨、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因后果，就足以将民族史学的原材料升级为政治民族的
立国神话。密茨凯维奇播种的地方，自然会有毕苏斯基收割。两者之间只需要一个极小的
知识分子团体，像日本神社的祭司一样忠心耿耿地守护民族神话的魂器就足够了。只要时
间足够漫长，总会出现足够多的机会视窗。迫害和失败对他们的事业非常有利，冷漠和忽
视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共产主义者在长期历史和短期政治两方面，都极大地促进了独派的事业。
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理性主义的解构学说，对其所到之处的社会生态有极大的破坏
作用。割草机留下的空地，自然容易填补。任何组织资源面对散沙社会，都会显得格外强
大。全世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都是宗教（特别是组织力量强大的基督教和伊斯
兰教）和民族主义的爆发式扩张。同类的组织力量在西方社会和未经共产主义破坏的传统
社会，都会面临更多更强的竞争对手。如果俄罗斯帝国存续至今，乌克兰独立肯定会困难
得多。
共产主义的解构手段一方面制造了太多的敌人，另一方面又破坏了自身建立政治基础的可
能性。因此，针对共产主义政权的独立运动，较之针对正统君主的独立运动，更容易赢得
国内外的广泛同情。西方国家和传统社会的统派，照例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保守派。共产
主义者如果不能摧毁类似的保守势力，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和维系政权，因此他们总是激烈
的帝国解体派，比任何人都更加不能胜任帝国继承者和保卫者的角色。他们以今日之我反
对昨日之我，只能完全倚靠自己。猜忌会导致更多的暴行，反过来导致更大的猜忌。这是
一场马克白式的游戏，回头路注定跟来时路一样血腥。
共产主义政权对一切异己势力的排斥，客观上必然有利于识别最易、成本最低的异己势力
。改革是困难的，解体是容易的。爱沙尼亚能等待塔吉克斯坦斯坦发展到足以加入欧盟的时候
吗？香港能等到驻马店实现民主的时候吗？如果你的计画需要所有各方的配合，那你就已
经输了一大半了。独派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他们只需要自己的支持就足够了。香港民族主
义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赢得一切；在最坏的情况下，无非就是失去自己本来就没有的
东西，在海外建立种子基地，等待下一个机会视窗。
选举制度和国会议席的斗争，内容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意义在于斗争本身，也就是斗争造
成的划界效应。
共产主义的统治力量在于地下组织，国家政权就是统战机构。远东共和国的领导人都是资
产阶级，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都是地主士绅。然而地下党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命令议
员的儿子牵着议员的鼻子游街示众。香港还没有出现这种场面，原因不在于党的议席不够
多（至少已经比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院的议席多），而是因为党在基层的组织不够强，以
及大决战的时机尚未来临。小团体内部的操纵和审查，一向都比针对群众的操纵和审查成
本低。选举都可以搞政审和甄别，议会内部有什么不可以？你只要接受了统战的游戏规则
，早晚会像远东共和国的部长一样走进集中营的。
历史将保卫本土的重任
放在他们稚嫩的肩上
如果地下组织丧失了操纵社会基层的力量，政府和议会的垄断权同样也保护不了共产主义
者。波兰共产党曾经规定，三分之二的议席必须保留给自己人。团结工会即使获得自由选
举的全部议席，仍然注定是万年反对党。历史没有向这方面发展，是因为天主教会和团结
工会完全控制了社会基层。任何名义上的统治者办理任何事务，都没法不跟他们交涉。波
罗的海三国和高加索三国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两年，人民阵线获得了类似的地位。共产主
义者的歌舞伎表演坚持到最后一刻，然而他们的脚下早已变成了流沙。
香港民族主义者需要竞争地下党的生态位，而非政协委员的生态位。法律细节方面的争论
，已经没有多大意义。香港一向是行政主导的贸易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完全倚靠官僚机构
的能力和信用维持。官僚机构公开放弃信用，承担政治审查的任务，说明香港的繁荣稳定
已经押上了赌桌，不再构成天经地义的共同底线。从员警和公务员到法官和廉政公署，路
途并不遥远。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系统将会愈来愈接近1940年代的上海工部局，听
任自由资本主义和法治的天堂沦为地下党和黑帮的战场。社会的极化和中产阶级的流亡将
会加速进行，将香港留给“身土不二”的草根阶级和无路可退的地下党。
地下党很可能通过破坏中间派的议会路线，实际上发挥为渊敺鱼的效果。香港地下党是周
恩来和潘汉年一手建立的，跟香港的商业寡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共产主义者的内部斗
争当中，一直遭到红区党的猜忌和攻击，因此无法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资讯和资源。共产主
义者认为党的政策是永远正确的，任何失败都是执行者的错误。目前，红区党占了上风。
统战系人员（尤其是港澳台统战系人员）面临工作组的整肃，随时可能步潘汉年的后尘。
他们即使明知，也不能承认：在香港当前的实际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赢得胜利。如
果你以避免失败为目的，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不致明显降低绩效。如果你以争取胜利为目
标，就会大大提高成本而并不明显提高绩效。他们的上级好大喜功，怀着养兵千日用兵一
时的期望。他们如果谨小慎微，就会毫无必要地将失败责任揽到自己头上；如果放手折腾
，至少能够表现跟上级保持一致的忠心。“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的意思是：过去几
十年一点一滴积累的匪谍和关系网，应该出来证明自己不是尸位素餐了。
香港市民很快就会看到，大批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公职人员和专业人员突然撕下客观中立
的面具。场面的壮观只有上世纪60年代的左派暴乱和90年代的忽然爱国才能相比。泛民早
就被渗透得千疮百孔，即使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也不过如此。中产阶级支持者的流失、和
平改良空间的缩窄、自身信用的动摇，即使不致损害他们在建制内占据的份额，也势必降
低他们影响社会运动和基层组织的能力。社会愈是极化，建制本身的重要性就愈低。
香港民族主义者只有及时整合草根阶级，才能避免香港重蹈上海的覆辙。他们没有必要争
取胜利，只要确保斗争长期化就足够了。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领导低成本的社会运
动，不为即将过时的经验所误。历史已经越过那些“知道太多谬误”的老人，将保卫本土
、构建民族的重任放在他们稚嫩的肩上。我们不应忘记：爱沙尼亚的中学生拿起武器保卫
祖国的时候，比他们还年轻。团结工会的代表步入圆桌会议的时候，比他们更加缺乏经验
。他们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天主教会的道义支持和美国工会的社运培训，而在于共同体的
有机联系。沉默的大多数期待自己的代言人，为时已经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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