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文：从宋襄之仁看台湾的文化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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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湾作家张国立在脸书分享了他回台下飞机时遇到的一段“文化”经历。一名台
湾女生刻意大声说：“终于回到有文化的地方。”一时让同机乘客陷入寂静。此番事件
也同时引发各种讨论，张本人则认为“文化是一种包容”。此种文化的高傲也并非个案
，2006年龙应台女士曾隔海对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呛声：请用文明说服我。在
她那篇洋洋洒洒、长篇大论的公开信中，竟称胡主席代表着一股逆流，更质疑起中国政
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最终，她用“文明”来形容自己所处的台湾，用“野蛮”来概括
胡先生领导下的中国大陆
两岸之间的文化争论从不乏话题。光是在文字方面，就有简繁之争。台湾的一些“文化
人”将繁体字封为“正体字”，而将大陆推行的简体字“正名”为“残体字”。这显示
出了，仅仅是在文字方面，就充满了对大陆的极度蔑视与鄙夷。更不用说，没有经历文
革的台湾，还自认更有资格代表中华的正统，将奉行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描绘成“马列
子孙”。更有趣的是，当台湾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落后于不断崛起的大陆时，又适时的出
现了台湾人这道“最美丽的风景”。
这不禁让我联想起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宋。作为“亡国之余”、殷商之后，宋国
人长期未放弃遗民的身份。其礼制和宗教，都与周人有所不同，长期保留了某种文化上
的骄傲。早在亡国之初，就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他们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制暴，不仁
不义之举，誓死也不愿与这种“非正义”或“非仁德”的人有瓜葛。
将这种文化骄傲发挥到极致的人是宋国的国君兹甫，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宋襄公。他率
领军队与楚军交战，宋军已经成列，楚军正在渡泓水，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
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宋襄公拒不同意，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 ”
。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时，公孙固又请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混乱、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
，宋襄公又不允许，说：“不鼓不成列”。直待楚军列阵完毕后方下令进攻。由于楚军
实力强大，经激战后，宋军大败。战后国人皆怨襄公指挥不当，但宋襄公不以为然，向
臣民辩解说：“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
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
未列好阵的敌人）”，认为自己遵守古训行事并无不当。这就是后世传为千古笑谈的“
宋襄之仁”。
宋国的这种文化骄傲有没有得到周朝人民的认同呢？好像并没有。在我们经常看到的寓
言故事当中，宋人经常是嘲弄的对象。在寓言集中的《孟子》、《列子》、《庄子》《
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战国策》里，宋国人的形象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在这些寓
言里面，宋人的负面形象主要体现在愚。《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重带自束”宋
人望文生义，看到古书上有“绅之束之”就把自己捆绑起来，而不知此处的绅是用来记
事的腰带。《战国策·魏三》中“宋人名母”说的是宋国学子，学成归来竟然对其母亲
直呼其名，理由竟是“吾所贤者，无过尧舜，尧舜名；吾所大者，无大天地，天地名。
今母贤不过尧舜，母大不过天地，是以名母也。”其他还有广为人知的“揠苗助长”、
“守株待兔”、“杞宋无征”、“朝三暮四”族繁不及备载。
在武王伐纣四百年后，殷商的遗民还陶醉在坚守传承的殷商文化之中，尽管有些文化已
经不合时宜。他们信仰鬼神，崇尚武力，就连君位继承都常常采用兄终弟及而不是周朝
的嫡长子制。位于中原腹地的宋国，从内心根本都瞧不上“不仁不义”的宗周王朝，拒
不接受与周礼并轨，执著而孤独地行走在殷礼狭窄的轨道上。
而今，被一道海峡隔离开来的两岸，也正重演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在国民政府内战失利
退守台湾时，大量的文化名流、知识阶层心怀对新政权的恐惧，一路跟随国民党来到这
个原本陌生的岛屿。心怀着对故乡的思念和有家不能回的怨恨，在希望中等待，在等待
中失望，乃至绝望。唯一可以继续寄托的，就是用文化认同构建精神家园。但是这种文
化家园，既承受着与其母体地域上的隔绝，又面临着台湾本土文化的冲击。这种隔绝和
冲击，使其愈来愈显得焦虑和高傲、敏感而自负。而这种高傲和自负，又加剧其与现实
的脱节，自绝于时代的潮流。使其走上与宋国一样的那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境地。
新宋襄之仁，就发生在今日的台湾。热衷于道义说教，却脱离实际，如同空中楼阁，
看似华丽，实则没有现实的可取性。实力的欠缺，促使宋襄公们只能靠在道义上制造
一些烟雾，企图利用掌握对道义的话语权，与正在崛起的宗周分庭抗礼，乃至实现其
不切实际的称王称霸甚至是复国的迷梦。而这种宋襄之仁，在现实层面遭受如泓水之
战那样的惨败之后，注定同样会沦为笑柄。（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