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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与西方概念
作者:王力雄
清朝时期，西藏向北京表示臣服，多数时间和多数问题上停留于名义。表面上，驻藏大臣
被放在重要位置。实际上，西藏统治者以特有的圆滑和耐性，通过架空驻藏大臣保持实质
上的独立。
从国力上，清朝不是不能完全征服和控制西藏，而是没有必要。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
，更多是维持统治西藏的象征，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那并非是一个在控制和反控制斗
争中谁胜谁败的结果，可能正是当时双方共同追求、双方满意、因而也是最为自然与合理
的结果。
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关系，却难以完全用当代的主权或宗主权概念进行解释。西方观念
中的“大”是由“小”构成，“大”是一种清晰的事实，必须由准确界定的细节进行说明
和确立，就像主权必须用边界来界定一样。而东方观念中的“大”却更多地接近一种意境
，拘泥“小”反可能使其受到破坏，因而常舍“小”以求“大”。
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视其他民
族为“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身为“中央之国”的君主，中国历代对
周边民族放在首要地位的并非是领土、资源、边界等那些“物”的事物，而是“礼”。只
要“夷”“狄”“蛮”“番”对中国王朝表示臣服和尊崇，使“中央帝国”的尊严得到满
足，其他都属细节，无需过份操心。加上“无为而治”的传统帝王哲学，宁愿让那些“化
外之邦”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古代中国的边界一直十分模糊。
而中国周边的弱小民族，更重要的“大”则首推生存安全和实际利益。为此，尊严倒是可
以模糊一些。这同样是东方式的思路。并非认为尊严不重要，而是把它当作极有价值的资
源交换实际利益。那时西藏对中国名义上的臣服，很大程度就是源于这种需要。清代中国
使西藏摆脱了自元以来蒙古汗王的统治，扶持格鲁教派居于统领地位，帮助以达赖为首的
宗教权力取得对世俗权力斗争的胜利，北京还为西藏提供丰厚的赏赐、必要的仲裁和对外
防御的保证……西藏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所需付出的仅是在表面上对中国作出臣服姿态
。那种臣服更像一种以假作真的游戏，让中国皇帝“君临天下”的心理感觉满足，而西藏
并不因此丧失实质独立。相反，坚持强硬态度会惹恼中国皇帝，西藏会受到大兵征伐，统
治者会遭罢黜，人民也将涂炭，在这种得失对比中，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其实很清楚。
所以，无论中国还是西藏，在历史上都不曾用现代主权的观念认识和约定相互的关系。西
方概念被确立为全球性的国际秩序，被东方接受认可，并在中藏关系中被双方强烈地意识
和争取，只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才开始。目前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和纠缠不清的是非，
根源都在把西方概念硬套在东方的历史上。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