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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Wed May 17 21:33:2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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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hc (In the arms of the ange) 看板: NTUBP-R94
标题: 长路/白小运动纪录报导 (中国时报 第二十八届时报文学奖报导文学评
时间: Wed May 17 21:25:50 2006
郭碧容:长路 http://www.wretch.cc/blog/happylosheng&article_id=306243
中国时报 第二十八届时报文学奖报导文学评审奖
犹记得当初，她并非以“维护华教”的伟大情操加入白小，只不过她还未确定人生方向，就暂且将白小的教职工作当作跳板。而今，她不仅是白小任教最久的教师，也扛起了教务主任的重责。想必在教学道路上，沿途景观使她难以忘怀，久久不愿拐道而行，而与她擦肩而过的教师已经不计其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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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的那一场大选成绩仿若一只无情的铁锤，狠狠的敲打在白沙罗新村（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白沙罗社区的华人新村，共有约一百三十户人家。）居民的心上，赤裸裸的揭开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罔顾民声的议员不仅再度俘虏人心，更以狂风扫落叶的姿态打败对手。
自政府于二○○○年宣布即将于二○○一年关闭白沙罗华文小学（位于白沙罗新村的华小，简称白小）的那天起，村民便马不停蹄的展开一波波保校行动，期望当局改变初衷。刚开始时，村民积极会见马华（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国内最大的华人政党，为在朝成员党之一。）和民政党（在朝的成员党之一，领导槟城州，全国唯一拥有华人首席部长的州属。）的多位议员，以求了解迁校详情并协助保留原校，但均徒劳无功，而当时身为该区国会议员的周美芬（马华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区国会议员）更一再拒绝与村民商谈。
白小被关闭后，村民依然致力推动保校列车，并趁大选竞选期间向政府提出诉求，希冀当局聆听民意重开白小。最引人诟病的是，身为候选人的周美芬依然避见村民，并亲口承认白小课题是她的“致命伤”。无论如何，她还是在大选中胜出，村民则觉得自己输了。
往来时回顾，村民在无数个夜里挑灯开会、画布条；有的放下工作，南下北上向全国人民筹款、汇报白小运动的进展。为向社会人士表达强烈的保校意愿，他们更展开集体剃度的请愿行动，及拉队往教育部门前静坐。这一切，都为了重获那支开启白小的锁匙，让当地的孩子重回社区学校上课。
大选成绩出炉后的某一夜，白小保校委员会的例常汇报会依然风雨无阻的在阮梁公圣庙（靠近白小的庙宇）进行，但许多村民却缺席了，使会场无可掩饰的呈现出冷清寂静的苍凉感。
眼看到场的村民垂头丧气的坐在庙里，委员会顾问陈亚才在汇报会开始之前，将现场所有的灯关掉，独留一盏发出昏黄光芒的灯泡。他对村民说，“现在我们觉得周围很暗，心里难免会徬徨无助。但，在黑暗中，我们的周围都有人。”
接着，他手指那盏唯一亮着的灯泡说，“我们的斗争就有如那盏灯，虽然只能发出微弱的光芒，但我们的心还是须朝着那盏灯走去。冒着风和雨，我们走过了一千多个日子，这的确是不简单的事情，所以不要因大选成绩而影响士气。最终，我们会看到曙光。”
与我面对面坐着的白小教务主任黄真莉细说这段往事时，双眼也已泛上了一层泪的清光，口里直说，“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村民都流下了眼泪。”那夜过后，村民重拾了当初的保校热情。她也对自己许下承诺，一定要和村民站在同一阵线上，把学校办好。
2
二○○一年一月三日的开课日，对仍到白小上课的一百四十五名学生来说，或许是个难忘的经验。当他们一如既往的背著书包去上学，才察觉校内根本没有教师，结果唯有在学校游荡至下课，这样的局面使村民感到义愤填膺。
虽然教育部曾致函予学生家长，询问他们是否赞成将孩子送往丽阳镇（距离白沙罗新村约六公里的社区）的新校念书，但耐人寻味的是，该封信只设有赞成一栏。当时，大部分家长并不清楚实况，却在回函上签名，促使超过九成家长同意迁校的结果。至于少数坚持让孩子留在白小上课的家长，根本没料到政府会漠视民意，在新学年关闭白小。
根据教育部的说法，白小附近因人口密度造成空气污染、噪音干扰、交通阻塞等问题而必须迁校。但环境部认可的环境评估报告证明白小周遭环境的噪音、空气等皆符合安全标准。此外，市政局也在一九九七至二○一○年八打灵再也发展蓝图中，提出增加白沙罗新村人口密度的献议。
最让村民感到疑惑的是，教育部批准在丽阳镇新建的白沙罗华小尚未完竣，就要关闭原校，训令白小学生前往培才二校（位于八打灵再也的其中一间华小）与该校学生共校。再者，八打灵再也已面对华小不足（二○○○年的资料显示，八打灵再也的华裔人口约十七万七千人，需要二十四所华小，但现在只有约七所华小，只满足需求的约三成而已。）的问题，为何还要关闭拥有一千四百六十三名学生（约有七成的学生来自白沙罗新村外）的白小，而非增建分校？整桩事让村民深觉当局的做法有欠公平与透明度。
回首七十年前，原名华侨学校的白小，只以木板盖成四间教室和两间教员宿舍。在村民出钱出力下，白小目前已是一所设备齐全的学校，拥有十六间教室、食堂、图书馆、会议室及室内羽球场。眼看自己的心血在政府一声令下就要付诸流水，村民岂肯坐以待毙？
那时，刚动好手术的黄金凤（白小保校委员会前主席）一心要保卫母校，挨门逐户呼吁村民站出来与她并肩作战。其后，在行动党（马来西亚的在野党，主要党员为华人。）雪兰莪州主席刘天球（白小保校委员会前顾问）的协助下，黄金凤与八位村民成立白小保校委员会。二○○○年八月十八日，委员会召开村民大会，约有九成村民反对白小搬迁的政策。十一月，村民展开纠察行动向当局反映心声。
十二月三十一日，却见一辆卡车驶入白小，准备将校内的桌椅和用具搬走。当黄金凤赶到现场，眼前尽是兵荒马乱的景象。这边厢，工作人员正忙着将桌椅搬上卡车；那边厢，心急如焚的村民要进校阻止工作人员的举动，却遭警察挡在校门外。同时，校方人员与部分村民发生激烈争执，经警方调解才中止即将引爆的斗殴事件。
当卡车要离开时，无计可施的村民只好在校门口组成人墙阻止卡车驶出，使气氛陷入紧张状态中。为舒缓僵持的局面，警察只好命令卡车司机将桌椅放下，并指示教师们用轿车将本身的东西载走。
当局的强硬手段加剧了村民的保校决心。在反对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马来西亚维护与发展华文教育的全国领导机构，简称董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雪兰莪州和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各华裔社团的“总汇”）等组织的支持下，委员会在四个月内举办超过一百场的汇报会，以让社会人士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白小风波在全国闹得沸沸腾腾之际，双十年华的黄真莉尚在学院求学。虽然她身边不乏前往白小执教的学长，但她并未想过步上他们的后尘，因为那时的她还在编织记者梦。
3
二○○一年一月十二日，教育部谕令封锁学校，严禁任何人踏入白小，同时命令仍在白小上课的学生前往培才二校报到，否则将被终止学籍。无论如何，白小运动并未在强权下俯首认输。
委员会将学生安排至阮梁公圣庙上课，许多大专生也纷纷加入教师的行列中。刚踏出校门的黄真莉在学长们的牵引下，于同年六月踏入白小，而这一步竟将她领上了另一个崭新的方向。
犹记得当初，她并非以“维护华教”的伟大情操加入白小，只不过她还未确定人生方向，就暂且将白小的教职工作当作跳板。而今，她不仅是白小任教最久的教师，也扛起了教务主任的重责。想必在教学道路上，沿途景观使她难以忘怀，久久不愿拐道而行，而与她擦肩而过的教师已经不计其数了。
脸上架著一副金丝边眼镜的黄真莉有着单薄纤细的身体，忆起往事，她笑说，她从未见过如此与众不同的学校，上课的地方竟然是在庙前的空地，教室只以帆板间隔起来，完全达不到隔音的效果。过后，委员会租赁五个货柜让学生上课，并于二○○二年将货柜买下。
环顾四周，五个货柜已占据了庙前一半的空间，余下没有间隔的空地则作为办公室、图书馆、食堂及视听室的用途，使校方再也无法为学生腾出活动场所，若要让学生打篮球或羽球，教师唯有要求看顾白小原校的保安人员开门。
纵然庙里的设备不全，却有父母因喜欢小班制而将孩子送入白小，使白小每年都有新生或插班生报到，即二○○一年九名、二○○二年五名、二○○三年三名、二○○四年七名及二○○五年十名。
最近两年，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加强学生的爱校意识，便决定要求保安人员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将原本在白小原校校外举行的开课礼转至校内。但在今年的开课日，当教师与学生浩浩荡荡步行至原校时，却遭保安人员挡在校门口。结果，他们还是成功从铁门缝口钻入学校。
白小的开课礼有别于一般学校，举目可见警察驻守在原校附近。首次看到戒备如此森严的场面时，黄真莉难免感到心惊胆跳，惟恐警察会开枪击中她。但，学生对她说，“老师，你不要怕，我们围成圆圈，你就站在圆圈里，警察就不会伤害你了。”这句话触动了她的心弦，透过学生的双眸，她看到了勇气。
经过了几许磨练，“动荡”场面已是白小学生眼中的家常事。为向当局表达保校意愿，他们曾经随同父母到教育部请愿。为了坚持在原校上课，他们也曾面对被教育部终止学籍的风险。在保校委员会的庇护下，他们跨越了层层难关。委员会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已涌入了他们的心里。
在白小运动中，每个个体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村民、教师、家长及学生的密切配合下，一步一脚印带领白小走过崎岖道路，以一颗坚贞不渝的心抵抗国家庞大体制的压迫，并为华教斗争掀开了新页，让人看到社区与华教结合下所绽露的巨大力量。
平日授课时，黄真莉会向学生讲述白小的故事、带学生走新村，并安排学生进入原校进行打扫工作，以培养他们的社区精神，继而与村民站在同一阵线上维护白小。如今，当学生出外向公众人士筹款时，会主动建议将白小制服穿在身上，让社会人士知道白小仍然屹立不倒。
白小每月的运作费高达两万元，都靠村民积极向公众人士募捐，比如每年年中举办的筹款晚宴，及二○○二年展开的“一人一元献白小”筹款运动。反观自诩“代表五百万华人”的马华不但未曾声援白小运动，其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韩春锦更在事发时偏向官方立场，劝请留在白小上课的学生前往培才二校报到。
村民的力量因白小风波而凝聚起来。白小被封校后，有些村民完全放下工作，积极投入白小运动，与各民间组织共同策划宣传活动、汇报会、财务管理等事项，坚持将白小运动带上轨道。直到五月形势稳定后，有关村民才重新寻找工作。
早期，每星期三的例常汇报会只着重于教育课题，后来委员会逐渐引进社会议题与人权培训课程。第一年的汇报会，村民沉默寡言；第二年，他们已勇于发表意见；如今，则足以挑起主持人的担子了。
转瞬间，一千五百多个日子过去了，保校委员会的成员已增加至二十三名，白沙罗新村也茁壮成长，树立社区精神的典范。为保持社区的活动力，委员会引进了各种适合不同阶层年龄的活动，其中有白小“花木兰”和白小“小飞侠”。前者让女性参与辅导课程、健康讲座及分享会等；后者则为白小一至三年级的学生设立英文补习班。
委员会不只时常组团到马来西亚各州，如槟城、霹雳、吉打和森美兰等十多个地方汇报白小的进展及筹款，也参与其他社区的活动，比如支援雪兰莪州士毛月的居民反对焚化炉的设立。
4
套用委员会主席熊玉生的话，“因为白小，村民站得更高了，好像站在一个高高的台，所以看得更清楚。”
因为白小，熊玉生从不会讲中文到今天能站在台上面对群众谈白小；学生家长周八妹认识了本身的基本权利，成功克服畏惧警察的心理；委员会执行秘书庄白绮意识到本身在社区工作上的局限，决定于今年八月飞去香港修读硕士课程；黄金凤对华教斗争有了较详细的理解。
黄真莉的目光转向一名中年人说，“你知道吗，他原本是个卡车司机，根本不懂得煮饭。学生在庙里上课后，他每天为教师与学生准备早、午餐，从未收过分文。”
“我刚来白小报到时，并没有告诉他说我是素食者。有一天，他看到我吃饭时只挑菜吃，从此，他每天特地为我准备素菜。”他的贴心不但将黄真莉的心烫得暖暖的，也平息了她母亲当初的翻涌情绪。
二○○一年的某个中午，当她正在用餐时，赫然看到母亲气势汹汹的走到她面前。瞥见饭桌上的菜肴后，母亲的脸色就转为温和了。
那时，她每天只领二十至四十元的教书津贴，母亲以为校方存心欺骗她，又担心没人照顾她的饮食，所以打算找校长理论。不过，校长却亲切的接待她母亲，前教务主任李成金也向她母亲解释在白小任教的意义。
目睹黄真莉的工作伙伴都是专业人士且态度温文尔雅，母亲也较放心让她在白小工作，但这并不表示母亲支持她的选择。迄今为止，母亲还是希望她另觅出路，而她只能沉默以对。不过，她会极力向母亲证明，白小的工作让她活得充实，也找到了人生方向。
四年前，她是一个完全不懂课堂管理、不会准备课堂报告的教师。历经董总举办的师训课程后，她不但已掌握教学知识，亦在教书过程中发现自己喜欢从事与儿童有关的工作，以致她决定以兼职方式修读中国华中师大儿童心理学的硕士课程。
依据她的经验，学生的问题通常与心理层面有关。有一天，她班上有位女生对着父母亲的结婚照啜泣，细问之下，才知道该名女生害怕见到父母亲吵架，却又不知从何着手解决双亲的问题，以致她的学习状态深受困扰的情绪影响。
刚开始教书时，黄真莉只凭自己以往的经验教导学生，比如会鞭打那些没有按时交功课的学生。但，体罚并无法改变现况，其中就有位学生整整一个星期没交功课。无计可施之下，她唯有登门造访该名学生的家长，却看到至今仍无法从她脑海里抹去的印记。
这名学生的家庭无可掩饰的呈现出一种惊人的贫困，屋里连一张桌椅也没有，父母与五个孩子都挤在一起睡觉。她终于了解学生并非是懒惰而没交功课，事实是他根本没有一张可以做功课的桌子。霎时间，她告诉自己，不能再把白小当作踏脚石了，教师可是一份良心工作。
无论如何，每每想到自己无法在钱财上协助双亲供弟妹念书时，她内心难免会有愧疚感，庆幸的是热爱华教的父亲没有向她施压。
虽然白小从一至六年级的学生人数只有五十名左右，但十名教师的工作相当繁重，比如，校方规定教师每年必须作两次家访。这是因为新村的环境较复杂，通过家访有助于解决学生在学习上所面对的难题。
不过，白小教师每月只领取一千三百元的津贴，不只比政府承认的学校教师薪水低三、四百元，也无法享有公积金。最近，董总才批准教师的医药福利，否则教师生病时都不舍得花钱看医生，只是采用多休息、多喝水的自疗法。
为提高教师收入及减低教师的流动量，黄真莉有向董总建议让教师在夜间利用白小的课室教补习。刚开始的一、两年，由于白小的财务状况不稳定，无法按时发津贴给教师，导致师资的流动量偏高，大大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展，因为他们须花一段时间适应不同教师的教学方式。因此，从二○○三年开始，校方规定每位教师须教足一年方能离职。
5
从一开始，政府就以牵强的理由关闭白小。直至今日，白小并没有被拆除，反之是“莫名其妙”的被搁置在原地。许多人不禁心存疑窦，为何在华社面对华小短缺的同时，政府却关闭设备齐全的白小，企图何在？
如果当初关闭白小是项错误的决策，那为何不重开白小？在一九九七至二○一○年八打灵再也发展蓝图中，市政局也提出扩建白小的建议。白沙罗为八打灵再也之下的其中一个社区，人口约有两万七千人，自白小被关闭后，该社区已没有华小。
其实，家长可选择把孩子送往丽阳镇白沙罗华小（丽阳镇新白小于二○○一年七月建峻，于同年九月十九日举行开幕仪式。）但该校距离白沙罗新村约有六公里的路程，家境贫穷的家长并没有能力负担每月来回丽阳镇约九十元的学生车费，而这也构成村民极力维护白小的原因。早在运动开始时，委员会就已表明立场，村民并不反对政府建立新校，但却不能以此作为关闭白小原校的理由，因为每个社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白小事件反映了国家发展及教育权益不平等的真实写照。虽然政府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强调关闭白小的合理性，但诚如董总主席郭全强所说，在民主社会里，基本人权并不是由多数人来决定的，而是必须得到保障。每年，委员会必定致函教育部，呼吁当局重开白小，但均石沉大海。
在白小运动中，每个个体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村民、教师、家长及学生的密切配合下，一步一脚印带领白小走过崎岖道路，以一颗坚贞不渝的心抵抗国家庞大体制的压迫，并为华教斗争掀开了新页，让人看到社区与华教结合下所绽露的巨大力量。
“我们誓言要走这条维护母语教育、社区教育权益的道路，一直到白小重开为止！历史将会证明我们是正确和站在真理这一边的。”言语中透露了白小运动分子义无反顾的斗争精神。长路漫漫，期盼白小重开的意愿并不会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