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少春
【李宝春】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父亲去世，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从来没说过什么。
前些天，一位热心的朋友要给父亲出本传记，兄与姐妹推选我在书中谈谈爸
爸──我忽然发觉自己已经说不出许多。我好想爸爸，眼前经常出现他那楞
愣痴痴的一脸的无辜与问天的表情，除了心里的酸痛话与记忆，似乎都已被
残杀得支离破碎，连哽咽都是挖了好久好久藏在最底断断续续地成不了一个
声音……
看到一本名人录上父亲的履历，我努力的琢磨著：
　一九一九年农历九月十二日父亲出生于上海，七岁启蒙幼功，十岁登台，
后拜陈秀华习文戏、丁永利习武戏。十九岁即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
击鼓骂曹》、《两将军》与猴戏，一炮而红。随后拜了余叔岩为师，曾创建
了“群庆社”、“起社”、“中国实验剧团”，后改编为“中国戏剧研究院
”，就是“中国京剧院”的前身。三十六岁即参加“中国京剧院”任团长职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去世。
　看着这份履历表，一时间有些恍惚，这就是父亲的一生，也是中国戏剧史
上的一位“人物”；两百个字交代完毕一生的“巅峰”、“荣华”与“浮沉
哀恸”，这中间还有十年大时代里的冤屈，一切都在这两百个字里诉说完毕
，而我是他的儿子，居然想不起该怎么开口……
我的记忆中爸爸不爱多说话，即使是开完批斗会带着一堆莫须有的罪名及
要交代的题目回来，除了发愣，他仍不多分辩，即使传达江青的批示“李少
春艺术上很有能力，……要控制使用”，他还是默默无请。在“要控制使用
”的政策下，又得到了剧团主管的指示：“你编出来的东西你觉得不像李少
春了就对了。”我看得出他内心的苦痛，我们家人清楚爸爸对艺术是多么认
真不苟，他从不轻易出言嘲弄或评论或抒意。他勤奋好学、博采众长，他常
讲“不怕练功苦，就怕苦练功，不能傻练要动脑子”、“不要只看名角戏，
什么戏都要看，每个演员都有特点和长处，好的学过来，不好的引以为戒”
，在艺术上爸爸一生都在追求、探索、创新，“每个人擅长的条件不同，要
尽力发挥自己的条件，才能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别人好的不能死学硬套，要
学来我用”，这是他经常的教导。在《野猪林．白虎堂》中一句“八十棍打
得我冲天愤恨”，就是借鉴周信芳先生常用的腔，唱出了“李少春风格”，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在《大闹天宫》中多加点“化学把子”，即扔刀、扔枪、
耍出手，更能博彩，他说：“我是上海滩出来的《金钱豹》的底子，化学把
子难不住我，可得看用在什么地方，这就叫风格。”
　爸爸的艺术成就与他平时的谦虚谨慎、追求上进分不开的。他认真听取来
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与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一起探讨，切磋美声唱法与京
剧唱法的结合，与舞蹈家资华筠、赵青共商京剧形体动作和技巧在舞蹈中的
运用和效果，有人建议他演《白毛女》中杨白劳身藏卖女儿文书回家后，走
势与一般人一样，会显得太漂亮了，如整个手心向下，四指全在筷子上头，
反而更能衬托出这位贫苦农民的朴实和他沈重压抑的心情，爸爸照这个建议
改了。他认为“演员必须能叠折换胎，演什么像什么”，《击鼓骂曹》中弥
衡小锣打上后一个甩袖，要甩出弥衡儒者的傲气，《三岔口》中任堂惠的“
四击头”上场，他改成“回头”上，更显出“三关上将”的气度。爸爸在事
业上雄心勃勃，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要把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
》、《奥赛罗》搬上京剧舞台的计画一定实现了。
　记忆中每次他演戏赴剧场之前，不管是多熟的戏，都看他坐在那里深思一
阵，问他在想什么，他讲“在“过电影”，把戏从头顺一遍，试着找出一些
新鲜感，与深度理念……”、“演员没有轻松的时候，要看、要记、要想”
，他常这么讲。在《野猪林》中林冲山神庙大雪飘一段唱，是他年轻时在家
门外常听到一个要饭的这么喊著：“行好地老爷太太呀，你们有那吃不了的
剩粥剩饭那，赏给俺一罢口吧……”，他就根据这个调子编出这段哀怨深沉
的唱段。
　爸爸不是专门做学问的，但是他书房里的书籍种类繁多，有哲学、历史学、
导演学、表演艺术、中外文学名著等等，他的书法与国画也曾得到很多行家
的赞赏，很有创意。他常提起齐白石先生所讲：“书画与舞台艺术一样，要
让观众在众多表演者当中当看到你的作品，或表演时停住仔细欣赏，留下印
象，这就需要功力加与众不同的创意。”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们隐隐约约听到了些要搞“运动”的风声，那天爸爸
回家说“要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他在整理行装，行步之间似有些心思，
临走时对母亲讲“妳要小心身体……”。从此近一个月没见到爸爸，再见时，
是红卫兵抄家，他被押回来看着。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的故事──
爸爸的头发被剃光了，长出薄薄的一层，胡子长长的，清清楚楚，全白了。
我才知道，现实中的磨难比戏还要厉害、痛苦多了。(上)
【1995-11-01/联合报/37版/联合副刊】
我的父亲李少春
【李宝春】
过了几天，学校集合整队出发，去参加“中国京剧院批斗李少春大会”，我
想了很久，实在是放心不下，也骑车来到了北池子大街，中国京剧院院部小礼
堂。我躲在最后面，紧张得喘不过气。一声“把反党、反社会主威义、反革命
份子、反动学术权李少春押上来……”使我已木在那儿。在一阵震耳的口号声
中，爸爸被三个人押着急步上了台，居然有人说“嘿，脚底下真溜，看得出有
功夫”，爸爸手上举著一块大木牌，上写“反革命份子李少春”，好久好久文
风不动，同一个舞台，爸爸演出了不同的戏码──我只有恐惧，和心痛。
　爸爸该是十分内向的人，他很喜欢孩子们在他面前玩闹，或争执些问题，或
讲些笑话，虽不插嘴，但会露出开心的笑容。另外他总是衣着整齐，即便是在
家里，就连抽菸、闲聊都不放松地那挺拔的气质。当我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被“
劳动改造”的他在太阳底下穿着被汗水湿透的短衫，登高梯砌墙，踩三轮平板
车运砖，走路总是低头直视，恐被人讲有不服气心态时，真是心痛。为了安慰
家人，他常告诉我们在干活中找到了什么巧劲……我们担心他受过伤的腰能否
撑得住，他深沈地说“人只怕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一句浅白而
深切的言语，多少年来常在我脑中回响。
　爸爸的心很细，又过于含蓄，他被关在“牛棚”时我们每天给他送饭，他捎
信回来要多准备些饭菜，我们以为他由于干活饭量变大了，后来听范钧宏先生
(剧作家)对我讲：你爸爸是个好心人，为别人想却不说出口，他知道在牛棚的
时候我家情况很差，只能吃食堂领的饭，我的饭量又大，你爸爸每天都过来说：
“钧宏，帮帮忙，太多了！”我知道你爸爸的意思。
　爸爸从“牛棚”里被放出来回家的第一天，我记得他要亲自下厨，做个菜叫
“鸡素烧”，其实就是大杂烩，白菜、粉丝加牛肉，不怎么好吃，可是这大概
是我们记忆中头一次吃他做的菜，妈妈和我们又开心，又心酸。
爸爸真是变了好多，他的话更少了，他常常整个人呆愣在那里，不知他在想
什么，看得出他每天早上出门时那紧张不安的情绪，晚上回家后那无神无力的
神情，也不知用什么话去安慰他。那么一个爱戏的人，一听到戏就躲开，我知
道任何戏剧艺术上的考验都难不倒他。但是眼前这份“冤”他不知怎么讨回，
他迷惘、困惑，我几次听他喃喃地说：“我想不通……”他想不通的事情一定
太多了，“哀莫大于心死”，爸爸后来安眠药吃得很多，我们劝阻，他讲：“
我是多希望糊涂一点……，你们都知道我糊涂了也好。”实际上，那也是他的
一种逃避与解脱。
　为了能分散他一些沈闷的心情，我曾刻意找些戏上的问题向他请教，甚至质
疑，这时候他还能恢复些活力，还能看到些以往的自信心，那阴暗神情渐有消
退，我深深体会到，爸爸与艺术是分不开的。
　电影《活着》里面那位孕妇被误诊而死，生活中又何尝没有？那天傍晚，爸
爸觉得头晕，半边感觉有些偏重，送到医院急诊室，诊断为脑溢血，打上了点
滴，病势反而愈趋严重，直至昏迷不醒。我们请了位三○一医院的医生来看看，
那医生小心的说：“我怀疑是‘脑血栓’，请主治医生最好再确诊一下。”经
过抽脊髓化验，确诊是“脑血栓”，两种相反的诊断，相反的治疗，立即换药
……一切都太晚了，爸爸也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去了，临走前除了一句“我不放
心玉兰和孩子们……”，什么也没说。
　爸爸不放心妈妈，妈妈又岂能放心爸爸呢？相隔一年妈妈也追随而去了。
　“少年夫妻老来伴”，他们曾共同度过相亲相爱、美好风光的时代，又曾经
历过了“相依为命”、相互牵动着心弦的艰辛日子，可说甜、酸、苦、痛的生
活他们都已尝尽。妈妈可算是爸爸在艺术创作上的顾问，爸爸总是把他创作出
来的唱腔或想法，唱、讲给她听，然而妈妈还总是有很多意见提出，并且常得
到爸爸的赞赏：“不愧为四块玉之一 (妈妈侯玉兰是著名程派演员，早年毕业
于‘中华戏曲学校’，有‘四块玉’之称，即侯玉兰、李玉茹、李玉芝、白玉
薇)。”
我想爸爸到临终，都没能看开、看透他的“南柯戏梦”，一生最大的憾恨是
他没有错过，却遭到这般折磨；他诚心待人，后来却如此待他；他凭才艺而拔
尖，却被这样使用……我是他的儿子，我能慰籍的也只就这几千字的追思？…
…我细细琢磨，如今我身在异国，求生计，再演戏竟有一些原因是为了父亲。
只不过直到他死，我都没有告诉他我有多么崇拜他、敬服他，还有爱他。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爸爸真的看透一些，他会不会走得平静些？( 下)
【1995-11-02/联合报/37版/联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