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一如圣方济各，一举一动总是那么惊世骇俗。不错，这一点总让观察家们看
错了眼。
从历史上看，圣方济各用自己的生活和行动，彻底追随基督的榜样，度完全的福音化生活
。他神贫、爱主、爱人、热心传教、亲近自然、爱好和平，满心喜悦、影响深远、力挽狂
澜。
再看一看现任教宗，他之所以取名方济各，一定是以圣人为榜样，努力实践圣方济各的价
值观。
实际上，从教宗方济各就任以来，他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莫不触动天主教会和世人。
我们看看他对教廷不遗余力的改革、对世界热点冲突的和平呼吁、对各大宗教的对话、对
基督宗教的拉进合一、对环保和难民的关注和同情……。
如同历任教宗一样，教宗方济各都会得到中国绝大部分天主教徒的爱戴和支持。
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切愿与普世教会一道，成为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既是堂堂正正中国人，又是真真实实基督徒。无论中国教会历史上的礼仪之争，以及当
今中共政权下的天主教会，莫不如此。
如同利玛窦神父般，教宗也出身耶稣会，对传教非常热衷。利玛窦以适合中国当时社会情
况的方式作出的“适应”传教法则而导致短暂的成功，（由于礼仪之争而被废止）。但今
天教廷有意将他列品，则是对利氏的重新认可与尊崇。同会会士朱树德神父宁肯放弃海外
优越的自由条件，返回大陆传教，以致遭到迫害、坐监，最后致命。这让教宗方济各都敬
仰不已（可见于教宗方济各亲吻朱立德神父苦难双手）。教宗方济各有意通过中梵对话达
致建交，好对中国教会的扩展、福传事业能有个正面的推动与帮助，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历史上，教廷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法西斯独裁都达成过协议，甚至东欧的共产国家。
这就是说，教廷是不忌讳该国的政治体制，而是尽量想方设法的让该国的教会得以苟延残
喘、从而延续教会的生命。当然，这里面尤以教廷与匈牙利的协议而受到诟病，因为达成
协议的可能就是做了过多的妥协。
很显然，教宗方济各极富南美热情的风格，试图将中国教会的门打开，迎接中国广大的非
天主教徒，以崭新的形象收获更多的果实，通过持久的对话，为了教会的长远发展和利益
，忍辱负重，而不是坐以待毙。
从历史上看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除了少数的背教叛教者，有为数不少的教友和神职为了忠
于天主、忠于教会而步履蹒跚、充满挣扎，甚至流血致命。这在十年文革时期达到顶峰。
就是现在，也得面对政府的挑战。而这里面，微妙的一点可能就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教
宗本笃十六世屡次提及的地上、地下教会的修和（这个修和可以先从灵性开始，一旦成熟
了再迈向体制的合一)，以及教宗方济各上任以来批准地上、地下教会的人为主教，从中
可得出一个结论：地上地下形成合力才能发展，团结才能一致对外。大家若是争执不断、
互相拆台，注定是没有赢家，后果只能是走向衰败。
至于教会与政府的关系，相信秉承“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最好不过了，也就是
所谓的政教分离。但中国的现实却是政府一直在操纵和打压宗教。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与
政府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与政府谈婚论嫁，做政府的官员或卒子。因为政府与
教会应各自独立，互不隶属。
陈日君枢机和金鲁贤主教这两位地上地下路线的践行者，是中国教会这个时代的代表和象
征。陈枢机嫉恶如仇、坚持公义、爱护弱小，追求完美，做事中规中矩，从历史上看，陈
枢机与范学淹主教、龚品梅枢机这些地下教会的标杆性人物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
这样，成了政府和爱国会的众矢之的。至于游走于中梵之间的代表性人物——耶稣会的金
鲁贤主教，这位“泥鳅式”的主教，既不与共产党撕破脸，又获得梵蒂冈的尊重，还使上
海教区绝处逢生。这是一个公开教会的典型成功样板。
记得二零一零年金主教对陈枢机说：“陈枢机，我们毕竟是一国两制。”是啊！直到今天
，香港的教会仍然享有某程度上的自由（虽然这个自由正在遭到内地的不断渗透），而内
地的教会却仍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可见两地教会的巨大区别。不要说教会，就是大多数中
国老百姓也在这个威权政治体制下卑屈的活着。当然，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改变，但这
很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甚至巨大的代价的。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马达钦主教脱离爱国
会的柔性诉求虽然得到满堂喝彩，但终归为黑暗势力所不容，至今遭到软禁不说，连带上
海教区神职和各项事业都遭到整肃。与其说是遭到失败，不如说是遭到了迫害。
如同越南一样，政府不时打压一下教会，比如为了维护教产，天主教徒被当局逮捕入狱，
坚持正义的主教被迫辞职。同时，梵蒂冈又选择相对温和的人做主教。以习近平上台以来
政治上越来越高压的态势，除非政治趋于自由，相信这会在一定时间内成为教会的常态，
那些认为中梵达成协议，宗教将得到完全自由，我认为恐怕不太现实。
有了东正教的前车之鉴，教宗方济各对中国教会展现极大的宽容、包容与爱，没有说过惩
罚及排他性的字眼，这都为解决中梵问题留下极大空间。当然，这可以说是一个因应环境
变化而做出的权宜之策。毕竟，分裂的代价太大，从历史上看，教会有切肤之痛。
教宗方济各与中共政权对话，建立互信机制，形成良好的互动，对于和平以及政教关系而
言，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建交不必图快，只要水到渠成。否则，拔苗助长也不会有好的
结果。显然，教宗方济各在这点上极具耐心。
上主富于仁爱宽恕，极其慈悲，不轻易发怒。在这教宗方济各所订立的慈悲年里，让我们
为中国教会迈向自由、为中梵关系能取得良好进展而祈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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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多玛斯，中国大陆一位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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