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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金庸版主
电视 返校 编剧
有此省思
武侠:消逝的武林】
超级英雄的霸业显然不会那么快消散,西部片在五零年代开始没落之后,还是经历了好几
次的复兴。毕竟如一开始举例,超级英雄片的创作者非常自觉地将商业类型与当代的价值
观结合进行辩证,才能真正与文化进行深远的对话。
但对我来说,超级英雄与西部片的类型变迁,带来最重要的启发,是用来印证武侠的道路
。
武侠和超级英雄一样,是一群拥有超凡能力的非常人的故事。他们许多的能力比起超级英
雄不惶多让。《蜀山剑侠传》的剑侠们能够飞升成仙,飞剑杀人,黄易故事中每每都是能
够制造黑洞,超脱轮回的神功绝艺。而他们也身负著类似超级英雄行侠仗义的使命。
同时,和西部片一样,武侠也是侷限在特定时空、特定文化的产物,套句金庸所说的:“
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环境(中国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
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中的遭遇”——除去“中国”两字,这段文字的古代、没
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和西部片那个快意恩仇的不法之地何其相似
?
但所差者在,武侠没有文化霸权的全球行销,因此无法像西部片一样走向世界。也无法像
超级英雄一样,和当代文化相思辨,因此逐渐走向式微。
武侠为什么没落,要怎么新生?这是我关心的问题,而我想先问,武侠的精神核心到底是
什么?
《英雄》谈的是秦始皇统一天下、《黄飞鸿》系列多谈清末民初新旧交替的阵痛、《叶问
》总是在和洋人打架、《精武门》更是用中国功夫教训日本皇军。回顾金庸的故事,几乎
也脱不开现实世界中的国族、政治斗争。红花会、天地会是反清复明、郭靖诞生自国仇家
恨,最终领悟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国族信念。萧峰困于血缘与身分认同,张无忌是明帝国
前身——明教教主,并与蒙古郡主相恋。而胡金铨的《龙门客栈》,也是明朝宦官奸臣迫
害忠良的故事。
在我看来,武侠探究最多的,其实是国族与政治的冲突,尤其着重在中国近代,与多国交
手之后低落的民族自尊心,是整个民族疗愈的创伤症候群。或许在过去这样的主题是行得
通的,但是对于当代观众而言,这还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吗?现实中的汉族,还是那个备受
帝国主义欺压,需要重建自信的弱小民族吗?
如果武侠的“汉民族被欺凌,国家内忧外患积弱因而受辱”的核心精神不再引起当代共鸣
(至少在台湾),如此侷限的视角也无法推广到文化圈外,那最终就会和“杀坏印地安人
,保护好白人”的传统西部片一样式微。
当然,这样的课题不是没有人意识到,如同意大利人对西部片进行的改革一样,古龙之后
,他刻意将武侠故事剥去中国国族的脉络,进行抽象化、浪漫化的处理。这是敏锐的他意
识到的改革,也因此他的小说和《狂沙十万里》那种一人一马行于天地的悲怆与孤绝的气
质如此契合。而王家卫改编《东邪西毒》时、徐克改编《笑傲江湖》时,也不参考金庸原
本的脉络,进行极为浪漫的自由改编。这样的视角,确实为武侠带来了新的活力。
或者,如同徐皓峰进行的回归,将幻想的武侠要素撇除,演绎一个活在尘世的武者,而非
高来高去、通天彻地的大侠。
将武侠脱离国仇家恨,在架空的江湖进行着非写实的浪漫斗争;或是将武侠的架空元素撇
去,还原一个凡夫俗子的真貌,都是承接武侠衣钵的后继者,做出的努力。
而另外一种改革,则是更具有比较文化视野的。李安在改编《卧虎藏龙》剧本时,做了一
个有趣的工作。首先由台湾编剧进行第一次的改编,接着翻译成为英文,进行第二次的改
编,最后再翻回中文,进行第三次的改编。两次翻译的过程中,自然会脱去那些限缩于中
国文化的枝叶,只留下能够引起跨文化共鸣的普世价值。所以在王度庐《鹤铁五部曲》当
中,江湖仇恨、武林争霸、礼教之防这些元素都被淡化,最为强而有力的主题,是玉娇龙
追求自由的渴望。因此也获得了广泛的成功。
这些改革,从“减法”出发,都有效地为武侠寻找新的道路,希望有朝一日,如同《与狼
共舞》这样直面白人罪恶的武侠作品,能够出现,那或许武侠,又会找到能够真正与当代
社会和自身脉络对话、批判的核心精神。最后,超级英雄是否会葬送电影的未来?西部片
是否就只能做为历史陈迹?武侠片能否从沉寂中找到新生?我想,答案永远只会有一个:
能够开创未来的,只有将感动延续、超越时空的好电影,以及充满热情的电影人与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