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常说搞不清自己是个汉化的胡人还是胡化的汉人,“宇
文”是古代胡人的姓,“所安”出自《论语》“察其所安”,所以这也是一个胡汉结合
的名字。钟情中国文学多年,宇文所安的研究对西方汉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都产生
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学史叙述时,他却提醒
我们,文学史是不稳定的,我们应该学会接受不确定性;而学者们在书写文学史时,也
应该有意识地从更多元的视角去体现当时文学的复杂情境。
◎ 盛韵 (20090308)
听说您在编《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大概什么时候能够问世?有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计划吗?
宇文所安:差不多编完了,现在出版社正在看校样,希望2009年年底能够问世。中文版
我们会交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希望能找到合适的译者。这书很厚,有两
大卷,上卷一直写到十四世纪也就是明初,下卷从十四世纪一直写到2005年。
您提到过中国文学史以朝代分期是通常的做法,但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部《剑桥
中国文学史》是怎样布局的?
宇文所安:文学史写作中用朝代分期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依
循朝代分期,有时候不依循。比如撰写上古部分的作者柯马丁(Martin Kern)就一直
从春秋、战国的金文写到西汉,他说如果这一段不把西汉包括进去,他宁愿不写。他这
样做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上古”文本都是经过西汉人编辑处理的,而且尽
管经过了秦代,西汉的书写系统还是同以前一样,以简帛为主,技术也不是特别发达;
我们以前一直在谈社会背景,但其实物质文化也很重要,到东汉开始有了纸,文字的传
播途径有了极大的改变,这也是第一章“上古时期”到西汉结束的一个原因。第二章的
作者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从东汉开始写到317年西晋灭亡,这也是有道理的,因
为该时期的文学仍然处在东汉的世界中,尽管东汉的天下已经分崩离析。而到了东晋,
则完全是一个新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用朝代来划分文学史才是有意义的。第
三章从东晋到南北朝一直到唐太宗去世(649年),由田晓菲教授撰写,她将隋代和唐
太宗时期看作北朝后期的遗绪,因为它们的文学和文化的确属于北朝的世界。我从武则
天掌权写起,这是一个新时代,一直延续到北宋早期;艾朗诺(Ronald Egan)撰写了
北宋剩下的部分;傅君励(Michael A. Fuller)和林顺夫撰写了南宋部分;奚如谷
(Stephen West)负责元代和明初部分。以上是我编辑的上卷,下卷由耶鲁大学的孙康
宜教授编辑。
光从结构安排上来看,已经同中国的文学史十分不同了,您能评价一下中国的文学史吗
?
宇文所安:中国的文学史写作有一种模式,他们一直在试图重复这种模式。断代的模式
就是要讲述一种国家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这其中很多事情都有了定论。对我来说,武后
是个英雄,可她对很多人来说不是英雄。她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分配,如果不是她的话,
天下肯定还是老样子。当唐太宗继承皇位时,他并不知道这个王朝将继续三百年,因为
之前的北朝诸政权在几代之后都衰落了,太宗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担心。的确,唐朝到了
第三代皇帝就开始衰落了,他的担心是对的。巧的是,改朝换代的恰好是个女人,而她
的孩子仍旧继承了李姓,这才让唐代得以延续下去。如果是某个异姓大臣篡权,唐代那
时就结束了。我不想批评中国的文学史,但我更喜欢用这种方式描述太宗。如果用断代
的方式,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你就看不到那种并存性;如果你把唐和
之前的时期放在一起,就会看到北齐、北周到隋、唐,是一个较为一贯的世界。而武后
把这一切都打断了,所以说到她的时代有了大转变。
柯马丁教授从铜器铭文和竹简帛书写起,如果您执笔上古部分,会从哪里开始呢?
宇文所安:这很难回答。我同意柯马丁的很多意见,比如《诗经》是没有年代的。首先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汉以前《诗经》曾被作为一个整体记录过,我们可以猜测它曾经被
记录过,却在秦火中焚毁了,但也可能是到比较晚的年代才出现了集合本。我觉得当时
的人在没听过《诗经》之前是记录不下来的,得先有人记住诗的内容,解释给你听,然
后你才能从所知的字库中找到对应于你听到的读音的汉字,艰难地记录下来。在汉以前
,可能很多人都能把《诗经》背得很熟,以至于不需要文本的记录。想一想,如果《诗
经》一直是一种口头文本,又是用古老的方言传诵的,如果语言变化了,那么文本的内
容也会跟着变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如果有人不明白某些小地方的意思,他可能就会按
照自己的理解添加些声音相似的音……所以这不是一个固定时刻写成的文本,而是属于
一段相当长期的传播和诠释的历史。
可今天还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诗经》是孔子编辑的。
宇文所安:那我可没办法,我觉得人们应该学会接受不确定性。以前人都说屈原在自沉
前写了《怀沙》,但是如果他真的写了的话,那得随身背多少竹简啊,得花多少时间才
能一笔一画用小刀刻完呀。我们必须得面对一个事实,早期中国是个口头传播的世界,
从口述到书写的过程中有许多不确定性。研究需要讲证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
是不是孔子所知道的《诗经》?有证据说明这其中是有问题的。当《毛诗》形成的时候
,会说明一共有多少章,每一章有多少字,可是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注明?他
们在试图让文本稳定下来,因为其他人的版本可能会多出几章或是使用不同的字。这里
面有很多问题,而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孔夫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我倒是觉得我很坚持孔子的教诲。我不会说孔子编了《诗经》,我会说我不知道。
那么可以这样说吗,中国学者更喜欢确定的东西?
宇文所安:是的,而且这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会随时代而转变。在现代,因为文学成
为了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国家支持国学教育。我不觉得这是坏事,对于孩子、年轻人来
说,通过历史文化教育能够建立一种民族感,你需要一种确定的东西,一种正确答案。
我经常想,小学生在学校会问一些问题,老师们会说:别这样说,应该是怎样怎样。但
小学生问的往往是最棒的问题。
那您觉得一部不稳定的文学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容易接受吗?
宇文所安:肯定会有中国学者不同意我的一些观点,但有的观点我想大部分人会同意,
比如很多学者如今都意识到了断代文学史的问题。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断代已经成
了文学史内部的一种真实,北宋早期还是很像唐代,然而进入北宋中期后,人们慢慢开
始问:宋代文学应该是怎样的?他们已经在用一种断代的思维思考自己的位置了,唐代
人可不会这样想。在宋以后,“断代文学史”(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称呼)已经成为
人们思考过去和当下写作的方式了。我不想批评这种观念,因为这是一种历史真实,而
现在人的思维也同样是历史真实。从这种角度看,我不用承担这样的历史,所以我更自
由些。
文学史叙述中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倒果为因,从结果追溯原因继而形成一种一脉相承的叙
述脉络,而忽略了其原本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当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说这“毫无
用处”,使我们失去了单一的视角,得到的是不断变化的多重视角。说得极端些,等于
是从根本上质疑了文学史的合理性。那么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您是怎样处理这些
问题的?
宇文所安:有很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方法是,你知道自己在讲述一条线索、一条
脉络,但这其中也有变化的技巧。如果我翻开自己写的文学史,也就是中唐部分,会有
韩愈、孟郊、李贺、白居易、元稹等等,我会说这些是革命派,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京
城的精英都在写律诗,并且仍旧是大历年间的风格。接着又出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诗歌
价值判断体系:西元804年有个日本和尚空海来到长安,他编了《文镜秘府论》,也买
了一些书带回日本,他对天皇说,长安所有的作家都喜欢王昌龄的《诗格》,这是很令
人惊奇的。他还献给天皇一册初唐诗人刘希夷的诗集,我不知道804年的长安谁会看刘
希夷的诗集,但的确有这样的群体存在。很有趣的是,在敦煌写本中刘希夷的诗很常见
,所以他的作品可能在比较低的阶层中流传。随便从文学史中抽出一年,你就可以讲出
很多故事,能让文学史中程式化的线性叙述变得复杂起来。你能看到很多互相竞争的力
量,就能知道韩愈在与谁斗争,你能从文学史叙述中的一群干巴巴的人物之间看到活力
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看到一个鲜活的世界,其中有不同类型的写作。这样做很困难,但
并非不可能,无论如何,你不能重复已经有的写法。
具体到诗歌领域,很多中国学者的表达是感受型的,似乎被称为“鉴赏”更合适,而不
是研究。
宇文所安: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主要看你的读者是谁。我翻译诗歌的时候,也会考虑
到不同的读者,鉴赏类的文字就是写给普通读者的。这样做很方便,就是说大家爱听的
话。当然还有更有趣的写法,你当然可以说一首诗“很妙”,这一点没错,但为什么它
很妙,原因可能要复杂得多,而要讨论为什么大家会说它妙,那就更复杂了。
您的研究中有很多理论的影子,特别是后现代理论……
宇文所安:我成长在1970年代的耶鲁,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在学耶鲁腔了。现在我已经摆
脱了那种语言系统,不过大概有些基调还在吧。
顾彬先生说美国汉学家用后现代理论作为武器打击欧洲汉学家,您怎么看?
宇文所安:是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顾彬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很博学,很聪明。很多
欧洲学者是非常狭隘的,他们只研究一个很小很小的题目,不管大背景,但顾彬是个少
见的反例,他的知识面非常广。他这话可能针对的是那些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美国学
者,有时候他们的确比较怪。理论不是一个让你摇著小旗子显摆“看我多聪明”的工具
,而是帮助你在学习研究中得到新的启发,你得把这些想法完全消化,然后让它成为你
思考的一部分。
听说国内已经有好几部专门研究您的学术的论文了。
宇文所安:是的,我也听说了,真是感觉有些奇怪。当然现在学生很多,他们可以选择
自己想写的题目,不过很少有真正研究西方文学的论文。而中国学生对西方汉学的着迷
似乎是中国人对自身着迷的一种投射。现在西方汉学的出版物很多,大学里有西方汉学
的课程,学生写西方汉学的论文,但很少有人关心欧洲文学,或者美国当代文学。我希
望能在中国学生身上看到一种视野更宽阔的好奇感,在不放弃本国文化的立场上对其他
国家的文学、文化感兴趣。
那么除了视野不够宽之外,您在接触中国学生时还看到了些什么问题?
宇文所安:二元的思维方式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习惯用一种二元视角去看问题,比
如所谓东方与西方的对比。事实上,作为一种整体的“西方”是不存在的,“东方”亦
如是。如果只有两种元素对比,它们会互相关联、互相指涉,很难体现出多样性。所以
,当我给学生上课时,从来不会允许他们只比较两种东西,至少需要同时比较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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